文 | 廖群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多年來市場的一個質疑與擔憂是，我國經濟已經高速增長了好長一段時間，今後還能繼續高速或快速增長嗎？這一擔憂不無道理。
的確，如果以6%以上算高速、4-6%算中高速、2-4%算中低速、2%以下算低速的話，人類經濟史上也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可數的幾個亞洲經濟體實現了為期30年以上的高速增長。
不幸但確實的是，人類的經濟增長史，如很多經濟史專家所指出的，在直至18世紀中葉英國工業革命前的近兩千年間其實都乏善可陳，每人平均GDP年均增長速度接近於零，頗另人意外。即使是在工業革命爆發的50年間，革命的發起過英國的每人平均GDP年均增長速度也沒有超過0.5%，更令人吃驚。但到目前為止的研究結果所顯示的就是如此。
由於那時沒有正式統計，比較公認的研究結果是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教授的估算：就英國工業革命爆發後的時代而論，每人平均GDP增長速度，英國1750-1800年間與1800-1850年間分別只有0.43%和0.21%；後起的德國和美國1800-1850年間僅分別為0.74%和0.71%；工業化國家在1850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才超過1%但低於2%；此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由於戰爭的破壞又有所降低，除日本2%左右外其他均未超過1.5%。
世界經濟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出現了中速以上的增長。據世界銀行數據，1960-2016年間全球GDP年均增長3.5%，為中低速；亞洲大大領先，整體GDP年均增長4.6%，為中高速；部分亞洲經濟體則在較長一段時期內取得了年均6%以上的高速增長。
但直至2019年，除我國之外的其他亞洲經濟體的高速增長期均在40年以下，包括日本23年（1950–1973）、南韓、新加坡 、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均為35年（1961-1996），以及印度28年（1991-2019），而我國的高速增長期從1978年開始超過了40年，且年均增長速度高達9.3%，其中很多年是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長。
而且，除新加坡外，上述東亞經濟體的GDP年均增長速度在高速增長期後均很快地就降至中高速以下，即中低速或低速了。據世界銀行數據，高速增長期後的GDP 年均增長速度，日本1974-2019年降至2.1%；南韓、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1997-2019年則分別降至3.9%、3.7%、3.2%和4.7%。
當然，根據羅斯托（Wall W． Rostow）的經濟成長階段論（Theory of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一國的經濟發展必然經過起飛、成熟和衰退三大階段，我國GDP的增長速度在經歷了40餘年的高速增長後也必然地告別起飛期或高速增長期而明顯放緩了，也已難以達到6%以上的高速水準。2019年已放緩至6.1%，2020和2021則 兩年平均在5.5-6.0%之間，表明瞭這一點。
那問題便是，高速增長期後我國經濟的增長前景將如何，會像上述其他亞洲經濟體那樣GDP增長速度迅速地從高速降至中低速甚至低速嗎，還是能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維持中高速，即在4-6%之間 ？
對此，筆者的觀點是，高速增長期後我國的GDP增長速度不會像大部分經濟體那樣很快從高速降至中低速或低速，而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維持在4-6%的中高速水準；如高速和中高速都算快速的話，則我國經濟將會以中高速繼續快速增長。
這一預測的根據是什麼？可從各個角度進行探討；從歷史視角考察很有必要與説服力。
記得當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了20餘年之後就有預測家説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到頭了，依據是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期是23年；高速增長了30餘年之後又有預測家説我國的高速增長期該結束了，依據是南韓、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等亞洲四小龍的高速增長期是35年左右。但實際所發生的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期超過了40年，而上述經濟體高速增長期後大都進入了4%以下的中低速或低速增長期，説明這些預測都失靈了。
究其原因，在於預測家們忽略了我國與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高速經濟增長在歷史動力方面的差異。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歷史動力是戰後復興，四小龍經濟高速增長的歷史動力是後殖民地時代的興起，而我國從1978年或1949以來經濟高速增長的歷史動力是經歷了幾百年的衰落後之後向上千年世界前沿位置的回歸。
安格斯．麥迪遜教授的研究表明，自西元元年至18世紀中葉英國工業革命的1700多年的大部分時間裏，我國經濟不但按規模而且按每人平均都領先於世界，經漢、唐至宋到達頂峰，明、清雖呈走弱趨勢但直至14世紀才被西歐超越。只是在英國工業革命後的250多年間，由於沒有跟上工業革命的步伐而大大落後。
1911年辛亥革命後人民覺醒，我國開始了經濟現代化的努力，但在其後的近40年左右時間由於戰亂沒有成功。1949年新中國成立拉開了經濟現代化的序幕，前期取得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後期由於計劃經濟體制的僵化和各種政治原因而增長受阻。至1978年改革開放，經濟體制理順了，經濟展翅起飛，過去40餘年創造了年均增長9.3%的人類歷史最大的經濟增長奇跡。
將過去40或70餘年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放在這樣的歷史大環境來審視，可以説是經過了幾百年的衰落後向過去跨度上千年的世界前沿位置的回歸。既然是幾百年後向上千年位置的回歸，其回歸期也應該是近百年級別的，應該大大長于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體的復興或興起週期。
從這一視角，我國經濟向世界前沿位置的回歸過程，或追趕發達經濟體的過程，在每人平均GDP達到發達經濟體平均水準之前是不會停止的。而目前我國每人平均GDP按當前匯率僅為發達經濟體平均水準的1/4左右，回歸或追趕過程顯然沒有結束，也不會很快結束；過去40或70餘年是這一過程的前半部，今後幾十年將是其後半部，且是關鍵性的半部。
在此方面，上述東亞經濟體的情況則有所不同，經過25-35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後每人平均GDP均已接近或達到了發達經濟體的平均水準。就與美國的差距而言，日本在1970年代中高速增長期結束時每人平均GDP已達美國的近70%；南韓、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在1990年代中高速增長期結束時每人平均GDP也都接近或超過美國的50%。這應該是這些經濟體高速增長期後GDP增長速度很快就越過中高速階段而降至中低速甚至低速的主要原因。
而我國2020年每人平均GDP按當年匯率僅為美國的1/6，按購買力平價也只為其的1/4左右。可見，我國高速增長期結束時的經濟發達程度與這些東亞經濟體有相當距離。這反映過去幾百年衰落的歷史進程造成我國經濟基數顯著低於這些經濟體，同時也表明在從低起點實現回歸上千年世界前沿位置高目標的態勢下，我國經濟在高速增長期後的增長潛力明顯大於這些經濟體。同時，我國地大人多，從而地區與人們各階層之間發展速度不平衡也是回歸或追趕期較長的原因之一。
所以，從歷史視角，高速增長期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我國經濟不會像這些經濟體那樣很快地從高速增長轉為中低速增長，而會以中高速繼續快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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