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研究】我國智庫在氣候傳播中的角色定位與行動策略

文丨劉毅 中國日報社

摘要： 在人類認識和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氣候傳播是重要的推手，而智庫以其專業性、權威性和前瞻性在其中發揮了引領作用。本文梳理了智庫在氣候傳播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通過氣候傳播來影響政策制定者、媒體、大眾和企業的強烈意願和成功實踐。在我國以更積極的姿態參與到應對氣候變化以及國際氣候治理的背景下，我國智庫應當更充分地發揮專業優勢，為其他氣候傳播主體進行知識賦能；打造中國特色的氣候話語體系，加強議程設置能力；提升智庫議題和制度的全球化水準，為發展中國家發聲，為國家重大國際戰略獻策，助力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 “ 人類命運共同體 ” 建設。

1 引言

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致辭中宣佈，中國將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並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對於因疫情反覆而復蘇乏力的全球經濟來説，無疑是一劑強心針。之後短短的一個月之內，南韓、日本、美國、歐盟以及印度等多個主要經濟體紛紛提出或更新了自己的氣候目標，一直膠著的全球綠色復蘇取得了重大進展，全球經濟技術變革的方向基本明確。在“雙碳”目標的引領下，2021年年初正式實施的“十四五”規劃和2030遠景規劃均將綠色低碳發展、生態系統治理、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等提到了新的高度。2021年4月中下旬，在中法德領導人視頻峰會和全球領導人氣候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再次強調了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堅定立場和承諾。

從2009年的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我國成為西方輿論的“眾矢之的”，到今天的短短十餘年間，中國已經從氣候變化領域的跟隨者轉變成引領者[1]。在國內，應對氣候變化被納入最高政治議題和發展戰略；在國際上，中國在《巴黎氣候協定》的順利簽署和生效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在特朗普政府退出協定時扛住氣候治理的大旗，並通過“南南合作”框架持續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賦能。在氣候變化這一專業性話題的大眾化和主流化的過程中，氣候傳播為形成社會共識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而智庫則以其強大的專業能力為氣候傳播賦能，扮演了獻策者、引導者、建構者和溝通者的重要角色。本文將梳理氣候傳播的發展以及其與智庫的密切關係，討論智庫在氣候傳播中的角色與定位，並立足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這一大背景，提出智庫在其中的行動方向與策略，從而為我國參與國際氣候治理、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有益思路。

2 氣候傳播的發展以及其與智庫的關係  

氣候變化原本是一個特定的自然環境概念，是指由人類活動引起的氣候改變現象。人類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認識經歷了約 200 年的發展過程，而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隨著全球生態環境的惡化，這一原本模糊的概念才逐漸被厘清、加速被認識。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後期，氣候變化開始出現在公共議題中 [2]，並逐漸主流化，轉變為涉及環境、科技、經濟、政治、外交等多領域的綜合性戰略議題。

2.1 氣候傳播的出現與發展

在氣候變化主流化過程中，氣候傳播起到了巨大地推動作用。在 20 世紀 80 年代，圍繞氣候變化是否存在、氣候變化問題是否真實的辯論在國際上持續了十多年，這一複雜的科學議題在媒體辯論中逐漸被公眾接受，並形成了主流共識 [3]。同樣，在國內，儘管我國早在 1973 年就舉行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但直到 2009 年的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由於西方媒體和輿論大肆宣傳中國需對會談進程不暢負責，氣候變化和環境這一“小眾”議題才開始被大眾關注。氣候變化問題是工業化的産物，最早出現在西方國家，因此，氣候傳播方面的研究也始於西方，特別是英、美等發達國家。根據何坤 [4] 的研究，美國在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進行氣候傳播的相關研究，英國在 21 世紀初也開始著手通過氣候傳播提升公眾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認識。中國關於氣候傳播的研究相對較晚，直到 2009 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在西方強大的氣候輿論攻勢與議程設置能力下，中國在氣候談判中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這激發了中國學界在這一領域的探索和研究。

2010 年，中國氣候傳播項目中心在中國人民大學成立，這是中國也是發展中國家的首個氣候傳播研究機構，可以看作中國氣候傳播研究的開端。從此，中國的氣候傳播研究有了自己的研究陣地，形成了專業的研究團隊。由於氣候傳播興起的時間不長，學界對氣候傳播的定義還未達成共識。美國學者普萊斯特 [5]認為，氣候傳播是根據研究對象，即氣候變化，進行劃分而成的傳播類別，是大眾傳播的一種類型。西方國家的氣候傳播研究主要圍繞公眾氣候變化認知展開，研究框架主要遵循以下路徑：公眾認知 → 媒介與新聞文本分析 → 話語框架 [4]。中國氣候傳播項目中心的創始人、主任鄭保衛 [1]認為，氣候傳播是將氣候變化資訊及其相關科學知識為社會與公眾所理解和掌握，並通過公眾態度和行為的改變，以尋求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方案為目標的社會傳播活動。這一定義不僅明確了氣候傳播的大眾傳播屬性，還強調了這一傳播活動的目標，即通過影響公眾來尋求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方案。王彬彬 [3] 研究認為，氣候傳播研究整體起步較晚，在發展過程中陸續吸收了相關應用傳播研究和發現的養分，主要包括：環境傳播、發展傳播、健康傳播、科學傳播、風險傳播、政治傳播等。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氣候變化議題的專業性，以及其逐漸擴張的外延。

2.2 智庫在氣候變化領域的重要地位與現狀

“智庫”也是一個相對年輕的概念。根據麥甘恩的研究 [6]，智庫的明確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國，主要基於軍事戰略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智庫”這一術語用來指代為軍方提供深度思考和項目評估的研究機構，如蘭德公司。到20 世紀 60 年代，智庫又擴展為能夠形成各種政策建議的專家團體，主要研究國際關係和戰略方面的問題。到 20 世紀 70 年代，智庫的關注點開始擴展到政治、經濟、社會的各個熱點問題。其與政府決策密切關聯，逐漸成為政策策源地和戰略引領者。在生態環境領域，智庫雖然起步較晚、發展較慢，卻起到了直接而關鍵的作用。

1972 年，研究國際政治問題的智庫羅馬俱樂部發表了題為《增長的極限》的報告，通過設置環保議題，對人口、資源、污染、工農業生産等方面作出了悲觀預測，迅速引發了公眾對不可持續發展模式的關切和深刻反思。該報告發行數千萬份，翻譯成數十種語言，使原來“寂寂無名”的氣候和環境問題進入了公眾的視野，實現了對民眾的“啟蒙”。又如前文所述，在 20 世紀 80 年代，圍繞“氣候變化是不是偽命題”，各方科學家在媒體上進行了長達十多年的辯論，公眾在獲得了充分的資訊後，逐漸形成了正確的判斷。近20年來，智庫在氣候變化領域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日益突出，主要有兩個關鍵原因。第一，這一領域需要高水準的科研能力，以理解環境方面的挑戰、因果關係、地球觀測技術、污染控制技術、清潔生産，以及經濟社會響應機制、科學知識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作用，等等[7]。高知識壁壘使得普通民眾甚至一般機構都極其倚重智庫專家的研究和成果。第二，氣候變化從原來的環境政策的一部分，逐漸發展成為一個與能源、交通、城市化、工業轉型等密切相關的獨立政策領域，並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發展，擴散到其他新興領域（如可持續發展、綠色金融、碳市場等），形成龐大的議題群。要應對氣候變化，無法依靠單個甚至幾個學科，也無法單純依靠學術研究，而必須以具體問題為導向，將橫向的學科交叉研究與縱向的解決方案進行整合，提出可行性政策建議，這些正是智庫的優勢和長處。

中國的智庫建設起步較晚，在2013年我國將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確定為國家戰略，之後中國的智庫建設才有了飛速發展。由於氣候問題在國內持續升溫，從政府到民眾以及社會各界對該領域的知識産品需求非常大。在這一背景下，我國在氣候變化領域的智庫蓬勃發展，有些智庫是由直接服務於政府環境決策的技術支撐單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系統單位以及高校研究單位等轉變而來，有些民間環境團體和國際智庫或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辦事處也承擔起了部分中國智庫的角色[8]，這從側面顯示了國外智庫較高的全球化水準。此外，還有很多綜合性智庫也加大了對氣候變化議題的關注力度。與西方智庫相比，我國氣候變化智庫整體上尚處於起步階段。根據魏一鳴等[9]對全球314家氣候變化智庫的研究，按照政策影響力、學術影響力、企業影響力、公眾影響力等因素進行綜合評估，歐美發達國家智庫在前50名中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特別是美國以24家在綜合國際影響力方面佔據絕對領先地位。根據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研究中心（the think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TTCSP）發佈的《2020全球智庫指數報告》[10]，在環境政策類的99個最具影響力的智庫中，中國智庫僅有4家，具體見表1。

 魏一鳴等[9] 還將國際氣候變化智庫劃分為7類（見表2），儘管我國智庫發展的時間較短，但也基本可以納入這個分類當中。

2.3 智庫在氣候傳播方面的引領與實踐

氣候變化領域的不斷發展，同傳播和智庫都有著密切的聯繫。當氣候變化僅僅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時，新聞與傳播界在對全球變暖、氣候變化等現象的描述、定義、推廣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而智庫在其中扮演了引領者的角色。在氣候變化議題剛剛出現時， Moser[2]發現，當時的大眾認知水準較低，氣候傳播是一場“專家間的決鬥”，關注的主要是最新的科學發現和對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定期報告、極端氣候事件以及高級別會議等情況的解讀。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氣候變化逐漸成為全球議題，但圍繞氣候變化是否存在、氣候變化問題是否真實的辯論持續了十多年，辯論雙方都是專業人士，為贏得大眾支援都不斷地利用媒體發聲，拉近了這個複雜的科學議題同普通民眾的距離 [3]。

氣候傳播和智庫間能形成長期的密切配合，原因在於兩者之間的互相需要。一方面，氣候傳播依賴智庫的專業性與權威性。普萊斯特 [5] 認為，氣候傳播是科學傳播的一種類型，專家儘管不一定具備高超的傳播技巧，卻扮演著關鍵傳播者的角色，這是由於專家的專業背景使得其深受大眾的信任。另一方面，智庫需要借助大眾傳播擴大自身的影響力。與一般的學術機構相比，智庫的影響力不在於學術成就或理論研究，主要體現在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上。麥甘 [11] 認為，智庫不能強行讓政治體系接受自己的政策選擇，如何幫助政府作出決定，其中的機制並不清晰，一般而言，智庫只能通過勸説方式來影響政策的制定，因此，智庫對觀點傳播有著天然而強烈的需求。從這個角度而言，智庫願意通過傳播來影響公眾，進而提高政策主張的接受度。在實踐中，有些智庫主動承擔了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宣傳工作，不僅通過傳統的出版、會議、研討班來影響關鍵人物和意見領袖，而且隨著新媒體和網際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許多智庫還主動適應碎片化、圖片化、短視頻等趨勢，直接面對公眾進行政策解釋、情況説明，從而增加了政策的執行力度和順暢程度。

2.4 智庫氣候傳播概念的界定及內涵

 基於上述因素，本文中的“智庫氣候傳播”主要是指以智庫為主體的傳播者，借助其專業知識，讓氣候變化資訊以及相關科學知識被他人所理解和掌握，從而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影響公眾、企業等社會主體的行為，以尋求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方案為目標的社會傳播活動。需要説明的是，由於氣候變化已經從單純的環境議題發展成為涉及政治、經濟、發展、外交、安全等方面的綜合性話題，關注氣候變化的智庫也從單一的環境類智庫延伸至各個專業領域，如《 2020 全球智庫指數報告》的環境政策類智庫排名中，就有不少綜合性智庫。因此，本文中的“智庫”或“氣候變化智庫”並不單指氣候變化或環境領域的智庫，也包括所有進行氣候等相關領域研究的綜合性和專業性智庫。

3 智庫在氣候傳播中的角色定位

智庫的專業性和科學性決定了其在氣候傳播中比政府更靈活，比媒體更深刻，比 NGO 更具權威性，比企業少了利益衝突，比公眾更為專業。這些特點使智庫成為“政府主導、媒體引導、NGO 推助、企業擔責、公眾參與”的“五位一體”生態文明行動框架以外的重要一極，發揮著獨特而重要的賦能作用。

3.1 智庫是獻策者，能推動氣候變化公共政策的制定

 氣候變化議題首先是一個科學話題，專業和非專業之間會出現巨大的認知不對稱。方新 [6] 認為，在現代社會，向專業人士徵求專業意見是提高決策效率、促進公共決策的關鍵。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技與社會之間已經形成了密切的互生、互動關係，科技不僅成為公共決策的重要內容，也逐漸成為公共決策的基礎。同時，氣候變化、環境等問題往往需要較為漫長的時間，效果才能顯現。政府和決策機構必須依賴智庫的長期和前瞻性研究進行政策制定和效果監測 [7]。氣候變化議題本身帶有較高的知識門檻，既要有較強的科研操作與分析能力，又要有對各國政策持續而深入的跟蹤和了解，還要對各種新興領域、交叉學科有較高的把握能力。這都需要智庫專家群體通過長期研究、分析謀劃，不斷總結氣候治理的經驗和教訓，為國家氣候應對政策提供堅實的基礎，為政府、公眾、企業以及其他氣候傳播主體的活動提供行動指導和科學支撐。

3.2 智庫是引導者，能面向大眾進行氣候變化的動員和引導

 氣候變化是影響世界和未來的重大議題，而公眾既是氣候變化的被影響者，同時也是改變氣候變化的最大力量。要推動氣候變化政策的順利施行，公眾的力量不容忽視。智庫以影響政策為己任，而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和評估過程中，公眾都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其接受、配合和支援程度直接關係到政策的成敗。因此，智庫在推動政策的同時，也會把針對公眾的動員、宣傳、鼓動、培訓、反饋作為重要工作。尤其是氣候變化議題能夠從一個被廣泛質疑的話題變成被主流民眾接受的議題，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智庫以及專家在大眾媒體上的交鋒就起到了極大的啟蒙作用。針對氣候變化這種專業話題，傳播者的專業身份會讓資訊得到更廣泛的傳播。 Moser[2] 認為，傳播者在建立資訊可信度方面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專業智庫作為傳播者，相當於給資訊蓋上“批准的印章”，可以避免受眾艱難地判斷資訊的“正確性”和“可信度”。隨著氣候變化成為關注度頗高的議題，智庫也有意識地在利用自身的優勢，持續通過各種形式的傳播活動向外界發出清晰而有力的資訊，支援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

3.3 智庫是建構者，能參與全球氣候話語體系的建構

 根據約瑟夫·奈的議程設置理論，通過議程選擇與議程框定，可以設置議程，從而塑造新的世界結構。對於氣候變化這種全球性議題而言，話語體系和議程設置尤為重要。雖然各國政府可以決定國內的氣候政策與應對策略，但是在國際層面並不存在明確的和絕對的權威，世界本質上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各國政府的活動能力非常受限，需要充分利用跨國界的機構，製造無國界的知識産品，才能制定於己有利的全球話語體系和議程。麥甘恩 [6] 認為，智庫和政策網路的全球擴張能夠滿足政府對精確、實時的資訊和跨學科解決方案的需求。在這方面，歐盟有著豐富的且較為成功的經驗。柳思思 [12] 認為，歐盟長期致力於氣候議題範疇的擴大與深化，將氣候議題從最初的狹義的環保內容，如治理環境污染、保護飲用水、處理危險化學品等，逐步擴展為囊括氣候、能源、碳交易、低碳經濟、自然資源、野生動植物保護、生産以及消費過程中一切與氣候相關的問題。在這一過程中歐盟也獲得了氣候的話語權，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扮演了氣候話語體系主導者的角色。

3.4 智庫是溝通者，能促進全球氣候綜合治理的協作

 氣候變化的影響以及對安全的威脅超越了國家的邊界，全球氣候治理是一個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需要加強利益相關方的團結合作，從而形成合力。智庫及其學者彼此之間由於學術研究、科學方法、研究議程的共通性，進行客觀交流的機會更多、對話能力更強，容易相互聯合以擴大影響力，而其在各自國家的公共事務中又發揮著意見領袖的作用 [13]。因此，由智庫和學者組成的全球範圍的圈層和網路，為交流資訊和問題提供了方便，為探討解決方案提供了平臺，為政策的傳播和主流化提供了渠道。另外，隨著全球氣候治理的專業性、協作性和競爭性的不斷深化，氣候變化議題日益複雜化，要求不同專業、領域進行充分地溝通、交流、互補，這種在不同專業、領域間溝通的角色，只能由具備長期學術積累和政策聚焦的智庫來承擔 [14]。近年來，智庫成為聯合國氣候談判和行動的重要新興力量，這正是智庫作為溝通者角色的體現。

4 我國智庫氣候傳播的行動策略

回顧智庫的發展歷程及其在氣候傳播方面的實踐與作用，不難發現，智庫在氣候傳播方面發揮著重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氣候變化問題日益惡化、國際應對亟待加強的今天，智庫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我國在習近平總書記宣佈力爭于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後，氣候變化成為我國政策制定的優先議題，是我國未來發展和産業轉型的方向所在，也逐漸成為我國引領國際治理的切口和手段。我國智庫應當更積極地參與到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行動當中，為推動我國乃至世界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進程作出應有的貢獻。

4.1 我國智庫應加強知識賦能

 對於氣候變化這樣的專業問題，智庫要利用自身的優勢，主動為政府、媒體、 NGO、公眾等其他氣候傳播的主體進行知識賦能，使傳播更具科學性、目標性和有效性。此外，氣候傳播的長期性和系統性，都要求智庫不斷為此加油鼓勁。

4.1.1 氣候傳播是一項長期工程，智庫要持續發出清晰有力的資訊

在過去幾十年中，氣候變化這一概念從被廣泛質疑，到逐漸為大眾所熟悉和接受，智庫的氣候傳播起到重要的引領作用。許多專家學者做了大量的科學普及和傳播工作，才使得對氣候變化的討論重心從“有沒有”變成“怎麼解決”。但不可否認的是，直到今天仍然雜音不斷。例如，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為了個別利益集團和選票考慮，依然稱氣候變化為“偽科學”並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還得到不少支援。由此可見，氣候變化以及相關概念，要被各國政府、機構、民眾和社會所正確認識，是一個持續的過程，甚至是一個艱苦的過程，需要專家學者的不斷努力。而氣候變化本身的不確定性又讓這個過程更加曲折。 Geoffrey Heal[3] 認為，氣候變化是複雜的、非線性的和動態的系統，其發展過程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智庫和專家需要對不斷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進行專業研究，提出權威解釋，才能夠讓社會和公眾保持正確的認知軌道。

4.1.2 氣候傳播是一項系統工程，智庫應當突破條框界限，搭建對話平臺

政府、媒體、 NGO、企業、公眾等氣候傳播的行為主體之間雖然也有互動，但仍缺乏平等對話、相互配合的完整體系和順暢機制，制約了氣候傳播的效率與效果。智庫以影響公共政策為天然使命，與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執行者（企業、組織、公眾等）和宣傳者（媒體）有著天然的連接。智庫以問題為導向，以提供解決方案為使命，受到學科領域的限制較少，能夠海納百川，為“解決問題”所用。因此，在重視發揮政府、媒體、 NGO、企業、公眾等氣候傳播主體的作用的同時，要以智庫為中心，努力搭建開放性和建設性的對話平臺，傳播高品質的權威資訊。此外，在氣候變化已經成為一門跨領域的交叉學科的背景下，智庫的跨學科運作特質可以為後備人才培養作出更大的貢獻。

4.2 我國智庫應加強傳播能力建設

 氣候傳播是面向大眾的傳播，其目的在於改變大眾的認知和行為。智庫應當掌握政策語言、學術語言、新聞語言和故事語言之間的相互轉換，把艱深的學術問題向政府進行透徹分析，從而助力政策的制定；把複雜的政策問題向大眾解釋清楚，從而助力政策的實施；把枯燥的理論問題向媒體進行生動講述，從而引導大眾的輿論。除了傳播的策略與技巧，智庫需要格外重視話語體系建設與議程設置。

4.2.1 解讀中國概念，為搭建中國特色氣候話語體系打下基礎

2021 年 5 月 31 日，習近平總書記就增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講話中指出，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昇華中國理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習近平總書記還特別指出，要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多個視角進行深入研究，為開展國際傳播工作提供學理支撐。進入 21 世紀以來，隨著我國對氣候與環境問題的高度重視，“生態文明”“美麗中國”“健康中國”等重要概念陸續地被提出，包括“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中的“生態文明建設”和“五大發展理念”中的“綠色發展理念”，以及“美麗中國”建設中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也包括國家發展戰略中與氣候變化相關的部分，如“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氣候變化全球治理”和“大國擔當”中的“中國自主貢獻”，以及“氣候變化國際合作”中的“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等，都被賦予了中國特色的內涵。這一大批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和理念，都需要智庫和專家進行系統梳理、提煉和闡釋，為搭建中國特色氣候話語體系夯實基礎。目前，我國的國際話語權仍然處於弱勢，總體聲音較小，依舊處於有理説不出、説了傳不開的境地。相反，近年來，歐盟國家不斷地拋出新概念，如“低碳經濟”“2 度警戒線”“1.5 度警戒線”“歐盟 MRV”，以及碳金融、碳捕獲、碳封存等。這都提醒我國智庫要及時地、創新性地對中國特色氣候變化概念進行解讀和闡釋，整合話語資源，打造中國自身獨具特色的話語體系。

4.2.2 加強議程設置，打造符合我國利益的氣候話語體系

從某種意義上説，氣候傳播的關鍵和目標都在於議程設置。議程設置是傳播學中的一個重要理論。該理論認為，可以通過提出問題、提供資訊、設置相關議題來左右大眾的關注點，進而將有限的注意力資源導向議程設置者的預定領域。柳思思 [12] 發現，歐盟在《京都議定書》《哥本哈根宣言》《巴黎氣候協定》的簽署前後，都做了大量議程設置工作，根據自身訴求不斷協調溝通各方立場，以期達成歐盟最關鍵的目標。在《巴黎氣候協定》簽署以後，歐盟，特別是法國，在協定基礎之上，又構建了“氣候雄心峰會”等全球領導者的溝通機制，並將氣候變化問題同國際領導力進行連接，提高了法國的國際話語權。正如約瑟夫·奈所説，議程選擇和議程框定能夠塑造新的世界結構，體現了國家的軟實力。在氣候變化議程設置中，科技等專業因素起到決定性和支撐性的作用，由於其是氣候治理和政策實施的重要參考依據 [12]，因此，智庫在氣候議程設置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應更加主動積極，做出開創性的議程設置。目前，我國已經在有意識地進行氣候議程設置的建構工作，包括建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引導“綠色金融”“統一碳市場”等議程的討論與發展。但從整體來看，我國的議程設置能力仍需加強，智庫可以發揮專業性、戰略性和權威性的特長，將我國的話語資源嵌入到人類發展的整體版圖中去，將中國的價值與世界發展融合成全球議題，打造符合我國發展方向的國際輿論場和路線圖。

4.3 我國智庫應提升國際能見度

氣候變化已經成為重要的國際議題，中國也正以更積極的姿態參與到氣候國際治理當中。這就要求我國智庫主動提高自身的國際化程度，適應我國在氣候變化國際治理方面的地位和需求。

4.3.1 加快國際化佈局，增加國際能見度

從整體來看，應對氣候變化有較強的外部性 [10]，如果沒有全球共識和全球合作，氣候變化問題難以解決。而對中國來説，在全球化加速、加深的背景下，中國的海外利益發展迅速，全球化融入程度較高，這都要求我國智庫加強走出去的力度，不僅依託傳統的項目類和會議類的國際交流合作，更要加大全局性和系統性的國際化佈局。一方面，智庫需要進行全球化的頂層制度設計。例如，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建有東南亞中心、非洲中心和英國中心，總部位於華盛頓的世界觀察研究所擁有國際性的董事會和多個全球合作夥伴，這都為其全球性影響力和政策供給創造了客觀條件 [14]。眾多國際智庫設在中國的辦公室或分支機構，深度參與了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各項議程，在提供其國際經驗和視角的同時，也提升了自身在中國的影響力。相比之下，我國智庫受到經費和經驗限制，需要摸索適合我國的道路，如通過建立全球合作網路、國際交流平臺等各類常態化、週期性或短期機制來加強海外佈局。

另一方面，是議題的國際化。目前，我國智庫的研究方向大都局限于國內，重點在於對內引導，大大地制約了智庫的國際能見度和話語權。羅馬俱樂部的案例對我國智庫會有一定的啟發。雖然在經費、成果數量上並無優勢，但羅馬俱樂部卻長期享有世界聲譽。這是因為羅馬俱樂部關注的主要是人口、資源、環境、糧食、教育、貧困等國際性問題，涉及整個人類即將面臨的困境，而不是針對單一的國家或區域，也不是針對個別問題或超出普通生活的問題 [15]。這就要求我國智庫要加大對關乎人類未來與命運、長期困擾世界的話題進行研究，加強對全球熱點事件的應急和反應能力，同時，提高對研究成果和觀點進行全球層面的管理、發佈與傳播，這對中國智庫的國際能見度大有幫助。

4.3.2 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提升國際話語權

在氣候變化中，以農業為主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最大，且能夠進行環境治理的資源和手段比較少。更糟糕的是，在發達國家把持的國際氣候治理話語體系中，環境與發展被刻意對立起來，這就否定了發展中國家的正常發展權利與空間，使其承受更大的發展壓力。事實上，氣候和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發展問題，其根本解決途徑不在於放緩經濟發展，而在於節能減排等技術的突破 [16]。但由於發達國家控制著話語權，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和聲音被長期忽視。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儘管話語權有所提升，但最終的規則制定還是掌握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手中，雙方僵持的結果是磋商效率下降，且發展中國家的權利得不到切實的保護 [17]，對發展中國家不公平，也無助於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

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一向主張在氣候變化方面要實行“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在雙軌制的氣候談判中也與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為77 國集團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爭取發展的權利和空間、爭取資金和技術支援。因此，我國智庫應當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調研分析，既可以總結我國經驗、幫助其平衡經濟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之間的關係，又可以加強我國與 77 國集團、基礎四國等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協調，了解彼此立場，在國際氣候治理談判和話語權建構方面形成合力，發出更大的聲音。

4.3.3 重視我國重大國際戰略中的氣候問題，維護國家利益

氣候變化問題關係到許多戰略議題在海外的成敗，智庫要加強對一些重大國際戰略中的氣候因素的研究，這不僅能夠提高這些戰略的可持續性，也能夠提升中國國際治理能力和形象。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例，“一帶一路”倡議是我國重大的經濟和政治戰略，自 2015 年正式提出以來，我國已同近 200 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諒解備忘錄，時間和空間跨度大，涉及的國家和項目較多，為我國企業和駐在國都帶來了巨大利益。而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對於環境、氣候等方面的關切，甚至引發了對這一倡議是否可持續性的疑慮，對倡議的全球範圍推動極為不利，更對我國國家形象有所損害。我國智庫要主動參與到國家重大戰略當中，加強對具體問題的研究，幫助解決實際問題，加強跨國交流與溝通。近年來，我國成立了“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就是從國際層面回應對“一帶一路”的環保關切，但鋻於“一帶一路”等項目的數量巨大、情況複雜，一家智庫遠遠不夠，需要讓更多的智庫參與進來，充分發揮智庫的專業性和靈活性來解決問題。

 2020 年 9 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雙碳”目標，既是我國的長期規劃與重要戰略，也是全球矚目的氣候變化方面的重大倡議。我國智庫應該從多領域、多層面、多角度對這一目標進行梳理和解讀，形成中國理論、中國方案、中國模式，將其融入全球氣候治理的大格局中，在中國戰略與世界發展之間尋找共通點，以中國智慧助力世界發展，為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體”的目標作出自己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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