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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思享】姚洋:共同富裕,須精準提高民眾收入能力

來源:北大國發院網 | 作者:姚洋 | 時間:2021-08-31 | 責編:申罡

文 | 姚洋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共同富裕”是當前的熱詞。何謂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路該如何走?社會上有不少討論。


平均主義不是共同富裕的目標。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吃過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的虧。在“大鍋飯”體制下,幹好幹壞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民眾的生産積極性不高,經濟體系低效。我們不能再重復這樣的錯誤。


當前,一小部分人不僅財富來路可疑,而且高調炫耀,引起社會的反感。但是,“殺富濟貧”不是推進共同富裕的路徑。企業家也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承擔企業失敗的風險,社會輿論容易被“倖存者偏差”所左右,只看到成功的企業家,而容易忘記那些失敗的企業家。實際上,成功企業家的高收入是建立在失敗企業家的損失之上的,這樣才能在全社會層面上,讓潛在的企業家打平他們的期望收益和投資成本。


筆者認為,共同富裕有兩個目標,一個是“托底”,另一個是“提升”。“托底”就是為所有人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讓民眾擺脫對衰老、失業、疾病和匱乏的恐懼;“提升”就是提升民眾的收入能力,讓所有人能夠依靠自己的能力獲得更多的收入。社會保障不僅是社會福利,也可以促進民眾的生産積極性,因為它降低了掉入貧困陷阱的風險,民眾就可以放開手腳,去從事有一定風險、但回報率更高的生産活動,比如開個小店、發明一項新技術,或者開辦企業等等。提升民眾收入能力是“授人以漁”,讓低收入群體依靠自身獲得更高的收入,縮小與高收入群體之間的差距。換言之,共同富裕不是要把高收入群體的收入拉下來,而是要把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提上去。


這樣的目標,與中國人的道德觀是一致的。我國古代社會就有社會保障機制。南方地區長期存在各種族田,為本族成員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宋代開始有政府承辦的福利制度,救助老弱病殘,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理想。另一方面,中國人的公平觀是建立在古老的比例原則之上的。這個原則是軸心時代先哲們所秉持的公平原則,孔子、孟子、墨子以及亞裏士多德都相信,一個人得到的回報應該與他的能力和努力成正比。儒家和墨家更是提出了政治賢能主張,認為選賢任能是分配政治職位的原則。這些原則仍然被今天的中國人所認可,並在實踐中得到實施。


近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一次分配的原則是按要素分配。計劃經濟時代強調按勞分配,但沒有嚴格執行,而是以“大鍋飯”為主。改革開放成功的奧秘之一就是放棄“大鍋飯”,實行按要素分配,勞動、資本以及其他生産要素按照它們的邊際貢獻獲得報酬。從理論上講,按要素分配是按勞分配的一種寬泛的形式,因為勞動力之外的各種要素説到底都是勞動積累的産物。按要素分配不僅可以提高各種要素的生産積極性,而且可以讓市場形成合理的要素價格,指導資源的流向和配置,提高經濟體系的效率。


二次分配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主體。按要素分配要尊重個人的能力和努力,同時也難免受到能力和努力之外因素的影響,因而必然導致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這就需要政府通過稅收和再分配對收入和財富進行二次調節。但調節不是簡單的“削峰填谷”,把從企業和高收入者那裏收到的稅收分給低收入者就了事,而是精準地提高民眾的收入能力,這樣才能獲得持續的共同富裕。


在今天的中國,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提升收入能力的關鍵;一夜暴富的草莽英雄時代已經結束。但中國的教育水準分佈不均,大城市的高等教育已經趨於普及,而廣大農村地區的平均教育水準才剛過初中。教育的階層固化也日趨嚴重,子女教育水準與父母教育水準的相關性已經回到了上世紀30年代的水準。家庭的教育投入出現分化。中等收入群體對子女的教育日益重視,“雞娃”和焦慮成為常態;低收入家庭出現躺倒、放棄孩子課外輔導的狀況。


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是實現教育資源的均等化。筆者認為,實行小學和中學各五年的十年一貫制義務教育,不僅有利於降低中小學生的無效競爭,也有利於政府教育投入的均等化。提高農村地區教師的待遇,吸引優秀教師長期紮根農村學校,也是實現教育均等化的有效措施之一。


三次分配是厲以寧先生30多年前提出來的概念,自願是它的原則。在這方面,一些企業家做出了表率,他們積極投入我國的慈善事業,是慈善捐款的主體力量。但是,就促進共同富裕而言,三次分配只能是錦上添花,因為其數量畢竟是有限的;它更多的是體現社會的互幫互助精神,而不是強制性的再分配。最適合三次分配發揮作用的地方,是救助社會保障無法觸及的貧困領域、對高等教育和科研的資助以及引領社會的文化藝術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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