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戈：新冠疫情對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影響

文 | 中國網記者 申罡  實習記者徐瑞霖

2月26日下午，《中國圓桌》2021全國兩會專場在中國網召開。長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伍戈受邀出席本次論壇。

長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伍戈在“中國圓桌”論壇上發言

談及“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的宏觀經濟特點及宏觀經濟政策作用時，伍戈認為，“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是既有傳承，也有轉折的一年。很多業態、經營行為、政策取向，甚至是我國對於國內外很多問題的看法發生了顯著變化。大危機往往帶來經濟理念上的變化。

伍戈從供需角度闡述新冠疫情和開局之年的關係。伍戈指出，過去幾年，中央政府採取了很多改革。其中一項是供給側改革。在短期供給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一旦經濟遇到外部衝擊，出現下行，首先考慮使用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放鬆政策，例如70年代我國建立的信用貨幣體系。西方國家目前利率為零，在進一步QE（量化寬鬆）的時候，整個資産價格漲勢和實體漲勢不一致，資産價格和其他價格偏離的過程，導致貧富差距發生巨大變化。這是反全球化的基礎，國際上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基礎。

伍戈認為，在西方進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過程中，中國保持定力並施行供給側改革，在某種程度上靠供給創造需求，從而應對外部衝擊。中國應對外部衝擊的經驗是為“十四五”保駕護航的關鍵。當美聯儲將利率降到零時，中國經濟則隨著GDP的恢復，利率緩慢轉彎。去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提到有關政策不急轉彎，與我國經濟基本面疫後修復相關。中國過去幾年，遇到外部衝擊後，既從需求側發力，又從供給端發力，值得總結和回味。

數據顯示，過去三到五年中國貿易在世界的份額持續上升。在中美貿易摩擦期間，為什麼中國出口産品有韌性？伍戈認為，國與國之間的行政性行為無法真正抵擋世界經濟一體化，貿易自由化的浪潮。國與國之間建立壁壘，不能真正阻擋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微觀經濟主體行為使得資金、貨物到達真正需要它的消費者手中去。只要堅守市場化，中國經濟的韌性是超乎想像的。

關於政府和市場關係，伍戈認為，改革開放幾十年，我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重要的著眼點，市場經濟給我們帶來活力。在新冠疫情期間，政府在疫情管控方面的積極行為，使得人們現在能在這裡討論問題。未來，如何衡量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是擺在經濟研究者面前的嚴肅問題。在很多領域證明政府管控是有效的，比如疫情防控，但在另外一些領域不是非常清楚，比如科技領域。伍戈認為，政府介入很關鍵，但怎麼介入非常重要。政府和市場有效的結合能使成本和收益取得平衡。在改革開放更長時間內，曾經有過一些所謂新興産業有很多不好回報的例子，包括發改委每年公佈産能過剩的行業，也不乏一些新興的産業，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在“十四五”開局之年重新規劃。

關於中國的債務與杠桿問題，伍戈指出，我國前期積累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消退。從經濟和財政貨幣的角度看，我國債務杠桿處於相當高的位置。這種情況下，如何讓中國經濟能夠重新騰籠換鳥，重新激發活力。一方面從微觀主體制度改革創新出發，另一方面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或許能夠為“十四五”打開廣闊天地。其中，最重要就是債務和杠桿問題。這些問題必須直視，不可回避。從存量和增量兩個視角進行創新性的思考。存量需要政府進一步的介入，市場化改革性質的化解存量債。另外，剛兌問題是發展中不可規避的問題。國企打破剛兌已司空見慣，但是融資平臺，特別是城投，沒有一例打破剛兌的例子。

伍戈認為，疫情期間，中國電商物流能夠興起，歸結于中國強大的基礎設施能力。同樣的貨物從上海運到北京，和從華盛頓運到紐約對比，中國成本更低效率更高。這背後的主要原因是我們擁有比其他國家更加先進的物流基礎設施。但是中國政府也為此付出很大的成本，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的債務和地方融資平臺高杠桿的成本。這部分成本如果能進行一定程度的社會化分擔，將有助於“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輕裝上陣。

今年在全球範圍疫情退潮的過程中，政策將逐步回歸常態。回歸過程中，要控制回歸的速度和防範企業風險。服務業、接觸性消費行業救助政策的退出要審慎。相信在2021年兩會中間，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目標、貨幣的目標，會與不急轉彎的基調相一致。

責編：蔣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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