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思享】刁大明：2020年美國大選中的2024政治

文 | 刁大明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關於美國大選，經常能聽到這樣一句話：一場選舉的結束就是下場選舉的開始。在美國政治的現實中，雖然一場選舉的結果將決定未來兩至四年的政治態勢，為下一場選舉提供最為關鍵的政治環境，但民主、共和兩黨政治人物在一場選舉之後或執政、或蟄伏一段時間，未必要馬上燃起戰火。

一般而言，在總統大選兩年後舉行的中期選舉才可算是下場大選的前哨戰。不過，2016年特朗普闖入華盛頓政治內核之後，這種節奏感隨著其他很多東西被打破了。

2017年1月20日宣誓就職當天，特朗普就向聯邦選舉委員會提交了繼續參選、謀求連任的文件，從而提前拉開了2020年的序幕。在2020年大選之後，特朗普又擺出一幅拒不認輸的架勢，甚至傳出在卸任前後直接宣佈參加2024年大選的猜測。

特朗普會與拜登展開更長時間段的“加時賽”，甚至把2020年戲劇性地直通2024年嗎？

圖：2020年12月15日，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共和黨人麥康奈爾祝賀拜登和哈裏斯分別當選美國正副總統，結束了他長期以來對美國大選結果的沉默。

“特朗普化”與特朗普無關？

格羅弗·克利夫蘭卸任總統後又重新當選的先例、拜登的高齡當選以及疫情作為突發因素在2020年大選中的關鍵作用，都在無形中催發著特朗普再整旗鼓的可能性。但無論如何，在2020年就宣佈2024年的政治企圖，惟一切實的效果恐怕只是特朗普客觀上承認2020年的敗選結果。

這並非支援新總統合法性、公開為新總統背書的傳統方式，而是盡可能削弱新總統合法性的破壞性方式。也正是因為這種所謂的破壞性，如今心態複雜的共和黨建制派在選舉之後總體上樂見特朗普的不認輸，甚至還在制度框架允許的範圍內有意助長特朗普陣營發起針對選舉結果的各種挑戰，目的顯然是利用乃至消費翻盤無望的特朗普來攻擊拜登，為未來在國會發起對民主黨白宮的制衡和衝擊埋下伏筆。

就特朗普個人而言，以宣佈2024年繼續戰鬥的特殊方式來作別白宮，至少可以最大化地保全面子，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續其政治影響力。試想，在其卸任之後，如果不得不面對諸多官司的話，作為總統參選人的特朗普也完全可以將這些司法指控操作為所謂“政治獵巫”，將司法困境轉化為政治鬥爭，從而名正言順地動員選民、製造輿論壓力，幫助自己涉險過關。

不過，只做過一屆總統的特朗普就算有權再次參選，共和黨會否再次提名他仍是不小的問題。

雖然在特朗普敗選後，關於所謂“特朗普主義”或“特朗普化”的討論反而越發熱烈，但共和黨接受“特朗普化”並不意味著要繼續接受特朗普本尊。特朗普原本是“果”而非“因”，而其成為“果”之後旋即又成為自我強化的“因”。或者説，特朗普的離開會讓世界很快清楚認識到過去四年中發生的哪些事情是美國自身內外困頓所決定並被特朗普的個性所固化，哪些則是特朗普個性決定而被美國總統擴權趨勢所放大的。

前者將是共和黨所接受的“特朗普化”，後者則可能與共和黨的未來選擇無關。

如果特朗普當真要參加2024年大選，就必須再次證明自己。從歷史上看，1928年被擊敗的赫伯特·胡佛也曾兩度嘗試參與黨內提名以期重返白宮，但共和黨再未給這位前總統任何機會。這就意味著，2021年1月5日即將揭曉的佐治亞州國會參議員選舉、1月中下旬舉行的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改選、11月2日舉行的新澤西與弗吉尼亞兩州州長選舉乃至2022年的中期選舉，都是特朗普會否以及能否扮演起超級助選員角色的關鍵舞臺。如果特朗普成功確保自己支援的人選勝出，並幫助共和黨斬獲更多席位和政治空間，他再次獲得2024年共和黨提名的概率就會上升。

即便特朗普做到了上述這一切，共和黨內部的協調也會相當艱難。面對目前仍擁有8800萬推特粉絲的特朗普，少壯派是否會甘願再等四年，是個問題。如果共和黨最終拒絕提名特朗普，他完全有能力也很有可能重演1912年老羅斯福作為第三黨總統候選人回歸舞臺的戲碼，那樣的話他將極大地分散共和黨選票，反而會把民主黨留在白宮。

拜登的倒計時壓力

即便不是特朗普引發起關於2024年的種種猜想，拜登也不得不面對是否謀求第二任期的重大決策。78歲高齡的新當選總統，在82歲時謀連任的難度可想而知。拜登如果不謀求連任，就將成為1876年當選的拉瑟福德·海斯以來首位不主動謀求連任的一任總統。與海斯當選時選民票不足的窘況相比，拜登的勝出雖然也有疫情等突發因素，但畢竟贏得了刷新歷史紀錄的選民票規模，除非是身體狀況徹底無法允許，否則不謀求連任可能也缺少足夠的理由。

雖然在四年之後，拜登面對的局面未必輕鬆，極可能要面對新世代共和黨人的群體性挑戰。但畢竟要在2022年之後才會正式起跑，而且也不排除特朗普的“攪局”，所以即便2020年大選被認為是“拜登勝，民主黨未勝”的殘局，2024年對民主黨也是事在人為，未必慘澹。

但如果拜登提前宣佈放棄2024年謀求連任，其作為總統能夠完全推進自身政策議程的時間窗口就將不可避免地遭遇選舉週期的巨大侵蝕。試想，如果拜登不參選，民主黨從2022年年底就會打響隱形初選卡位戰。屆時，無論是副總統哈裏斯還是其他什麼人參選，必將分散拜登所擁有的政治資源與關注度。換言之，拜登不得不在其這一任期開始兩年後就接受民主黨內在任總統與總統參選人“雙頭”共治的尷尬局面。因而，拜登至少要想辦法將自己的影響力保持到本屆任期最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拜登必須以各種方式在2024年民主黨初選中發揮所謂“造王者”的作用，而最好的方式其實還是自己參選。哪怕在第二任期內止步後讓哈裏斯接任，也將比讓哈裏斯在2024年嘗試參選所引發的政治與政策效果好一些。

無論如何，拜登對於2024年的決定將給未來四年民主黨的政治議程帶來重大影響。

2024年意味著什麼

經歷了特朗普執政以及“特朗普化”的四年，美國政治再也回不到過去了。2020年大選的結果因為疫情等特殊因素沒有有效檢驗一些趨勢，反而增加了一些新的潛在可能性，這些都只能留給2024年去驗證。

無論什麼原因，2020年的結果已經給予了美國內外政策路線設定的新選擇。這個民主黨人提供的選擇能否被長期接受，將會在2024年看到最終結果。對共和黨人而言，2020年或許更像是一次提純與萃取。在2020年之前，外界觀察到的是共和黨的“特朗普化”。而在拜登任內，人們看到的可能會是“特朗普遺産”的“共和黨化”。由此，如果共和黨能在2024年回歸權力中心，將迎來更根本的“進化”。

如果共和黨人在2024年勝出，就將出現八年內三次政黨輪替的罕見情況。連續出現兩位分屬兩黨的只幹一任總統，是美國總統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情形。屆時，世界不僅要注意關注兩黨在一些問題上內外政策的延續性，更必須考慮美國在另一些問題上在如此之短時間內發生劇烈政策搖擺對世界意味著什麼。

責編：申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