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思享】楊新華：百年變局是中國智庫的重要機遇，應在輿論場發揮重要作用

文 | 楊新華 中國網副總編輯

編者按：2020年12月5日，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智庫理論與實踐》承辦的第三屆中國智庫國際影響力論壇暨第六屆新型智庫建設學術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國網副總編輯楊新華出席分論壇一第一環節“中美危機管控中的智庫責任”並作主題發言。以下為發言實錄。

分論壇一現場圖

誰都不會否認，在特朗普的四年任期裏，中美關係受到嚴重損害，進入兩國建交以來的最低谷。現在比較主流的預測，都認為隨著美國新一屆政府的上臺，過山車式的中美關係會告一段落。但減少混亂並不意味著減少對抗，中美所謂“危機狀態”的常態化將是一個大概率事件。

中美關係既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實際上也是當今世界少數牽一髮動全身的多邊關係。在過去四年裏，中美之間前所未有的連環博弈，讓雙方對對方的底牌和底線有了充分了解，勢必要尋找到一種相處、共生的方式，在長期的戰略競爭中有效管控風險。這也是一個大概率事件。

中國智庫在過去幾年裏快速成長，不管是數量還是品質都有了大幅提高，發聲的頻率和能力顯著增強，有很多也從幕後走到了前臺，和公眾的聯繫和互動更加密切。尤其是經過中美衝突的洗禮，智庫機構成熟、理性了很多，也強大了很多，國際化和公共性有所提升。我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智庫是推動建立和塑造國家關係的重要力量；同時智庫又是一種稀缺品，強國必須擁有強大的智庫，也只有強國才能夠擁有強大的智庫。中國智庫的繁榮與中國崛起、民族復興是相伴相生的。在中國目前的現實條件下，我們一方面不能對智庫期望過高，但我們也有理由寄予更多的合理期望。

從影響和構建輿論的角度，智庫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中美的輿論場和兩國關係是同步的，我們也往往從輿論來分析評價一個國家在另一國民眾中的影響力和好感度。疫情期間中美關係急劇惡化，美國民眾的對華好感度也不斷突破新低，美國涉華輿論呈現整體惡化、局部毒化的趨勢。這種態勢也連累了其他國家的對華態度。在目前的中美對抗環境下，政府改善國際輿論環境的能力和空間是有限的，而智庫機構卻可以有所作為。從宏觀的方面，智庫可以提供戰略判斷，幫助政府決策，間接影響輿論；從具體的層面，智庫也可以直接持續穩定地向輿論場釋放資訊信號，幫助國內社會公眾構建對國際形勢的正確認知，讓國內輿論場更加健康和安全，同時通過多種渠道積極影響和引導國際輿論。

百年大變局是中國智庫的重要機會，正是在這樣的大時代、大動蕩、大變革中，中國智庫有機會正面直接深入地參與國際輿論構建和議題設置，站在國家利益的高度和西方爭奪話語權、定義權、解釋權，並且通過鬥爭讓自己更加強大。從這個意義上講，就像1959年用一份對華政策報告震動美國外交界的“康隆”諮詢公司，就像蘭德公司、布魯金斯學會對美國國家戰略的重大影響力，我們智庫應該把握和用好這樣的機會。

政府、智庫和媒體都是塑造輿論的重要力量。但智庫在資訊傳播中理性思考、去偽存真的功能，在國際交流中搭建橋梁、構建共識的功能，是其他類型機構不可替代的，也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輿論角度，關於中美危機管控中發揮智庫作用，我想從國內國際輿論場兩個方面提幾點建議，請大家批評指正。

在國內輿論場，智庫可以提供更多高品質的公共産品。

一是厘清基本概念和基本判斷。從中美貿易戰開始，國內輿論場高度聚焦，産生了很多新詞、熱詞。但與此同時，公眾對一些基本概念又缺乏了解，在話語領域引發一些誤解和爭論。

比如“新冷戰”。有的説中美已經進入“新冷戰”，有的説我們要防止被拖入“新冷戰”，意味著新冷戰還沒有開始。那麼到底什麼是“新冷戰”？進入“新冷戰”的標誌性事件或者指標是什麼？這個公眾不清楚。比如“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中國進入全球化大家庭美國是重要的推動力，現在為什麼會出爾反爾？中國支援的全球化和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是不是一回事？美國要搞的是“逆全球化”還是去中國化的全球化？有的説，中國崛起是百年大變局中的“最大變數”，或者説中美關係是最大變數，也有説美國是最大變數，到底怎麼評價誰是最大變數？這些概念上的混亂，在我們輿論場上很常見。

要定義好這些概念，還要靠智庫的專業能力，不能任由這些概念在輿論場上“裸奔”。智庫要幫助公眾厘清這些基本概念，幫助公眾基於共同的基礎和前提看問題分析問題。同時更要防止一些所謂專家信口開河，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得出一些驚天動地的結論，那只會損害我們的公共利益。

二是構建公眾共識。觀察中美貿易戰以來的國內輿論場，撕裂和對立經常出現。新冠疫情出現以來，特別是中後期，在中外抗疫的情境比較下，國內輿論相對來説進入了理性通道，但輿論場仍然是暗流涌動，重大熱點往往會伴隨著輿論極化。

自媒體的繁榮最能説明問題，它一方面解放了話語權，每個人都可以參與表達，中美關係成為顯學，另一方面，自媒體也在製造著輿論極化，所謂“小粉紅”和美分公知、“跪美派”。即使在知乎這樣一個用戶層次相對較高的知識問答平臺上，關於中美重大熱點問題的討論，往往是極端化、情緒化的回答點讚更多，客觀理性的回答點讚數明顯落後。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的真實面貌。有人説，在社交平臺上消費和發表極端情緒已經成為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們要看到它們對於公共資源的消耗，以及對社會公眾心理帶來的長久不利影響。

從培育一個理性包容的社會出發，我們需要構建更多共識，不能聽任撕裂和對立大行其道。智庫有能力為彌合輿論場上的極化情緒做出貢獻。近年來，智庫專家發言非常活躍，疫情期間更是參加了很多“雲中談話”，建議智庫瞄準輿論場上的用戶需求，為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利益服務。這不是説智庫有責任去統一思想或者提供標準答案，但培育公眾適應百年變局下的外部環境變化很有必要也很有意義。

在國際輿論場，智庫需要積極參與構建話語體系。

一是中國話語出海，講好中國故事。我們現在積極倡導講好中國故事，但講故事的效果目前還比較有限。問題在於我們把講好中國故事理解的過於狹窄，一是主要在國內講，即使我們組織了很多外國人講中國故事的活動，也是對著國內講，另一個是主要講“中國好故事”，好故事的價值選擇限制了故事的範圍。講好中國故事要用好三支力量，一是媒體，二是公眾，三是智庫，智庫應該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高端力量，要動員組織好百萬大軍，高端對高端，專業對專業。

二是探索中外話語對接。目前國際輿論場上的中國聲音太少。特別是在美國把中國駐美新聞機構納入“外交使團”管理以後，我們的官方聲音在海外社交平臺上受到了很多限制，被貼了不少標簽，關了不少賬號。另一方面，我們和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很多問題的討論都處在不同頻道裏，我們講生命至上，他們講自由人權；我們講國際援助，他們講“口罩外交”，講産品品質。西方的涉華話語體系大量來自於二戰以後、冷戰時期，在西方成為一種思維方式和政治正確。我們在對待西方媒體的新聞報道也往往不夠理性客觀，容易把一篇報道、一種聲音和政府、社會對中國的整體態度掛鉤。改變涉華話語是一個艱難的過程，需要中外智庫加深交流，共同構建中外話語通道。

三是為國際輿論鬥爭提供智力支援。在涉華負面輿情出現時，智庫要主動發聲、恰當應對，在國際輿論場上幫助中國最大限度趨利避害。在中美對抗的大背景下，“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責任論”“文明衝突論”等各種論調交替出現。智庫應保持頭腦清醒，不被噪音恫嚇和裹挾，而應從國際法和文明對話角度加以闡釋，有理有據維護中國的國家尊嚴和國家利益，最大限度擠壓負面輿論的傳播空間。輿論鬥爭只是一種手段，目的是為了合作並且在合作中贏得主動、實現共贏，我們要從中美關係長遠發展的角度去管控鬥爭。

2020年12月5日，“十四五規劃與思想強國——第三屆中國智庫國際影響力論壇暨第六屆新型智庫建設學術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此次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智庫理論與實踐》承辦。國內知名智庫學者、社會賢達及媒體界200多位人士齊聚一堂，旨在加強智庫國際影響力建設，提升中國智庫全球佈局，以思想強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