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研究】新型高校智庫：成長階段、資源投入與影響力

文丨李韻婷  張日新 姚婷 

一、前言

黨的十八大以來，智庫建設被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在新一輪智庫建設熱潮中，高校智庫數量成倍增長，已經成為中國四大智庫類型之一，在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高校智庫成長局限性也日趨明顯，表現為高校智庫所發揮的資政啟民的作用與高校作為社會“軸心組織”的地位極不相稱 [1-2]，如何提升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影響力成為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在實踐過程中，國內一些初創的高校智庫能夠在激烈的智庫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如 2014 年成立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産業升級與區域金融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和 2016 年成立的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兩家智庫在 2017 年、 2018 年連續兩年在《 CTTI 智庫報告》全國高校智庫綜合評分排名佔據前 25 名。如此看來，在相同的制度背景下，基於成長視角對高校智庫影響力驅動因素的研究，所獲得成果或許比單純關注智庫投入産出更具有直接的啟示意義和實際價值。

二、文獻綜述

國內學界針對高校智庫影響力進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其一是對高校智庫影響力內涵界定及評價研究。有學者繼承國外智庫理論成果，主張從學術、理論研究決策、公眾 [3]、同行影響力 [4] 及國際影響力 [5] 等多維度衡量高校智庫影響力。另一些學者基於中國特色新型高校智庫的特點，建議從學術和決策兩個方面對高校智庫影響力進行評價 [6]。南京大學中國智庫研究與評價中心考慮中國情境下“調查研究”工作對政策研究的重要性，進一步把“調研考察”納入智庫影響力表現 [7]。基於國內智庫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習慣，以及高校智庫習慣低調的特點 [8]，本文借鑒狹義的高校智庫影響力的定義，從“智庫成果”和“智庫活動”兩個維度進行測量。其二是對高校智庫影響力影響因素的研究。

智庫外部的一些影響因素，如地方政府支援 [9]、智庫間協同發展 [10] 已經被廣泛討論。近年來，智庫內部的影響因素也逐漸得到學界的重視。內部影響因素根據其研究視角不同可以進一步劃分為靜態和動態影響因素兩類：關於靜態影響因素，研究表明，健全完善的人才機制和多渠道的資金籌集方式對國外一流高校智庫成長至關重要。與國外高校智庫不同，由於國內多數高校智庫隸屬於高校，不具備獨立的法人地位，在資源獲取上存在諸多困難，具體表現為依靠政府撥款獲取資金，專職行政人員缺位 [11]，與政府之間的資訊傳遞渠道不通暢 [12] 等方面。因此，資源投入是國內高校智庫開展政策研究和調研活動的重要前提。關於動態影響因素，有學者開始關注智庫成長階段對智庫成長的影響。張日新、楊松青等基於國內人文社科智庫數據實證發現智庫成立時間長短對其學術影響力有顯著影響 [6]。綜上，現有研究尚未打開如何提升高校智庫影響力的“黑箱”，而且由於國內智庫數據公開範圍非常有限，現有研究多為定性研究 [13]，基於全國範圍大樣本數據的實證研究相對缺乏。鋻於此，基於組織生命週期理論，在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背景下，以《 CTTI 智庫報告（ 2017）》公佈的國內高校智庫作為樣本，從動態成長視角探討高校智庫影響力的驅動機制。組織生命週期理論提出，隨著智庫不斷發展，智庫會自然而然地經歷初創、成長、成熟等階段 [14]，智庫需要結合自身的發展規律，針對自身狀態採取相應的管理決策才有可能避免邁入官僚化和消亡的衰退階段。本文實證分析的不同成長階段下資源投入對高校智庫影響力的影響機制，可以為“雙一流”背景下高校智庫資源投入策略的制定和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決策參考。

三、研究設計

3.1 數據來源與樣本選擇

本文樣本來源於《 CTTI 智庫報告（ 2017）》裏兩個高校智庫排名榜，“MRPA 測評綜合評分排名”和“MRPA 測評資源總效能評分排名”。剔除重復樣本後，得到 125 家高校智庫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樣本的基本情況如下：所屬省域方面，江蘇省 22 家（ 17.6%）、北京市 19 家（ 15.2%）、上海市 13 家（ 10.4%）、湖北省 12 家（ 9.6%）、天津市 10 （ 8%），其餘地區 49 家（ 39.2%）。學校類型方面，“211 工程”高校 84 家（ 67.2%），非“211 工程”高校 41 家（ 32.8%）。需要説明，因為本文實證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自 2018 年 5 月出版的《 CTTI 智庫報告（ 2017）》，而國家提出“雙一流”高校建設是在 2017 年 8 月，樣本中建成的智庫基本上都是在 2017 年及此前建立起來的，為了保證數據邏輯的一致性，仍沿用“211 工程”高校作為學校類別的劃分標準。

3.2 變數測量

針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特點，南京大學中國智庫研究與評價中心設計了一個 MRPA 測評體系，使用德爾菲法對指標進行賦值，從治理結構（ M）、智庫資源（ R）、智庫成果（ P）、智庫活動（ A） 4 方面對 CTTI 來源智庫進行測評。基於數據系統性、權威性和可複製原則，本研究引用 MRPA 的測評結果，對不同成長階段的資源投入與智庫影響力關係進行探討。各變數測量如下。自變數。“資源投入”（ R）。組織資源一般包括人、財、物、技術4個方面，本文從研究人員數、行政人員數、網路資源、年度預算 4 個維度對高校智庫的資源投入進行測量。資源投入得分對應MRPA 測評中的 R 值。因變數。“智庫影響力”（ E）。根據本研究對高校智庫影響力的定義，高校智庫影響力由智庫成果和智庫活動兩方面進行測量，智庫成果包括單篇內參（無論是否被批示）、被批示內參、主辦 / 承辦期刊、正式出版圖書、研究報告、《人民日報》理論版等報紙發表文章、論文、縱向項目、橫向項目等 9 個二級指標。智庫活動則包括會議、培訓、調研考察這 3 個二級指標。樣本智庫影響力得分 = P 值 + A 值。調節變數。成長階段（ T）。依據組織生命週期理論，結合中國高校智庫的組織變遷過程 [17] 和智庫成立時間長短將智庫樣本劃分為 3 組。“0” =成熟期智庫，即 1999 年以前成立智庫；“1” = 成長期智庫，即 1999 年至 2003 年間建立的智庫；“2” =初創期智庫，即2003年及以後建立的智庫。控制變數。本研究控制了被試的學校類型（ K）。其中，對學校類型進行虛擬變數處理：“0” =非“211工程”高校智庫；“1” =“211 工程”高校智庫。

3.3 模型構建

為了檢驗資源投入對智庫影響力的作用，本文建立了如下實證模型：Ei = αi + β1K + β2R + εi其中， Ei 表示高校智庫影響， K 是學校類型， R 為智庫資源， αi 為模型的常數項， β 為自變數的系數，εi 為相互獨立的隨機誤差項，滿足零均值、同方差。關於成長階段的影響，把樣本劃分為成熟期、成長期和初創期 3 個研究區間，分別進行以上回歸，以檢驗高校智庫不同發展階段是否對智庫資源效用有顯著的影響。

四、實證分析

4.1 樣本變數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首先對全樣本高校智庫的背景特徵進行考察，所得結果如表 1 所示。從表 1 可以看出，樣本高校智庫資源投入的中位數為 214.00，低於平均值307.02，同時，資源投入指數高於平均水準的高校智庫僅有 37 家，佔研究樣本的 29.6%，這表明部分高校智庫擁有豐富的資源，但大部分高校智庫的資源水準不高。同理，僅有 31 家高校智庫影響力高於平均水準，佔全樣本的 24.8%，表明有部分智庫擁有較高的影響力，但絕大多數高校智庫影響力較低。

進一步根據智庫成立時間把樣本分成 3 個子樣本，分別對成熟期、成長期和初創期智庫的資源投入和影響力特徵進行考察，所得結果如表 2所示。從資源投入角度看，只有成長期智庫獲得的資源高於平均值（ 359.33>307.02）；在智庫影響力方面，成熟期智庫（ 973.12>900.37）和成長期（ 998.63>900.37）智庫影響力均高於平均值。

4.2 資源投入與智庫影響力

首先，採用單因素方差（ ANOVA）探索不同學校類型在資源投入和智庫影響力方面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方差分析結果表明：學校類型在資源投入方面不存在顯著差異（ F =1.403， p>0.1），在智庫影響力方面存在顯著差異（ F =6.106p<0.05）。為確保後續模型合理性，需要對學校類型進行控制變數處理。然後，模型中的主要變數進行相關分析以檢驗各變數相關關係是否與研究預測的趨勢相符合，結果如表 3 所示。從表 3 給出的結果看，資源投入與智庫成果（ r =0.558， p ＜ 0.01）、智庫活動（ r=0.446， p＜ 0.01）及智庫影響力（ r =0.564， p＜ 0.01）正相關。同時，智庫影響力與智庫成果（ r =0.977，p ＜ 0.01）、智庫活動（ r =0.824， p ＜ 0.01）正相關。

最後，為檢驗高校智庫資源投入對智庫影響力的作用，將資源投入作為自變數，智庫影響力、智庫成果和智庫活動分別作為因變數，構建 M1—M4 模型，回歸分析結果如表 4 所示。從表 4 的結果可以看出，在 M2 中資源投入對智庫影響力的有顯著正向影響（ β = 0.513， p<0.001）。進一步分析發現，資源投入對智庫影響力的兩個維度智庫成果（ β = 0.513， p<0.001）、智庫活動（ β=0.385， p<0.001）均有顯著正向作用。

4.3 成長階段的調節作用

分別建立“成熟期”“成長期”和“初創期” 3個階段的層級回歸模型。由於成熟期樣本智庫均來自 211 高校，所以這一階段的模型並未把“學校類型”作為控制變數。 3 個子樣本的回歸分析結果匯總于表 5。對比回歸結果可知：對於成熟期智庫，資源投入和智庫影響力的回歸系數不顯著（ β=0.175， p>0.1）；資源投入對成長期智庫影響力（ β=0.596， p<0.001）和初創期智庫的影響力（ β=0.471， p<0.01）顯著正相關，而且資源投入對成長期智庫的正向作用更顯著（ 0.596="""""""""">0.471）。總的而言，成長階段在資源投入與智庫影響力中起調節作用。

在控制變數方面，表 5 的全樣本回歸結果顯示學校類型與智庫影響力顯著相關（ β=0.159，p<0.05），這表示若高校智庫所屬高校為“211工程”高校，其影響力會顯著高於非“211 工程”的高校智庫。但分階段的樣本回歸結果顯示，這一關係局限于初創期智庫樣本（ β=0.298， p<0.05），對於成長期和成熟期智庫而言，這關係並不顯著。

五、結論與討論

5.1 主要結論

新型高校智庫成為中國新一輪智庫體系建設浪潮中的中堅力量。本研究梳理了新型高校智庫以及組織生命週期理論相關研究，構建了成長階段、資源投入和智庫影響力研究模型，主要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有部分智庫擁有較高的影響力，但大多數高校智庫影響力較低。這與陳燕、夏人青等 [16]的研究結論一致，均體現了我國高校智庫發展的不均衡。其次，資源投入對智庫影響力具有正向的預測效果，這體現了現階段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過程中資源支援的重要性。發達國家教育智庫一直高度重視資源投入，使智庫得以保持持續的競爭能力，對國內高校智庫而言，堅持較高的資源投入對智庫影響力的提升也起到了顯著作用。再次，在不同成長階段下，智庫資源投入對其影響力作用存在差異。實證數據結果表明：智庫資源和初創期、成長期高校智庫影響力正相關，資源投入對成長期智庫的正向作用更顯著，但資源投入與成熟期高校智庫影響力不相關。這表明，高校智庫在管理特徵上和非智庫組織具有一定共性，智庫的組織正規化隨著時間推移增強 [17]，資源投入與智庫影響力的正相關關係也隨著智庫成長而得到加強。而當高校智庫進入成熟期後，資源投入和高校智庫影響力不相關，這可能是因為，成熟期樣本智庫影響力表現分化嚴重，一部分智庫進入成熟期階段，如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另一部分智庫進入了衰退期。對於處於成熟期的高校智庫，隨著智庫活動逐漸深入，單純的資源數量增加無法滿足智庫日益擴大的知識資源和資産資源的需求，智庫必須開拓更具有異質性與多樣化的資源以匹配新的資源需求，所以實證研究中關於資源數量與影響力的相關關係不顯著。對於處於衰退期的高校智庫，管理規範程度相對較弱 [18]，同樣導致這些高校智庫資源投入對影響力作用也不顯著。最後，是否“211 工程”高校對高校智庫影響力作用顯著，但這一關係僅存在於智庫初創期。在智庫初創時期，若智庫所屬高校為“211 工程”高校，則高校智庫天然就具備比較顯著的品牌優勢，加上“211 工程”高校擁有深厚學科積累和相對完善的數據庫建設，其智庫成果在社會上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智庫活動也具備一定的號召力。隨著高校智庫進入成長期，既定的品牌優勢減弱，高校智庫必須具備較強的環境適應能力，對投入智庫的資源進行管理創新，提高資源效率，才能有效産出高品質的智庫産品，進而提升智庫影響力。

5.2 管理啟示

生命週期理論有一個重要的認知，即“成長期和成熟期組織可以稱得上成功，而進入衰退期組織則意味失敗” [19]。本文的實證數據表明，國內有部分處於成熟期的高校智庫已經呈現了衰退狀態。在既定的外部制度環境下，高校智庫要想擺脫衰退，需要在其成長過程中找到一些有效的組織干預手段。如，增強資源獲取能力，掌握智庫資源需求規律，對不同發展期自身不同的資源需求進行合理而科學的預判 [20]；增強資源管理能力，重視資源的品質，注重高端人才引入、多元化資金來源保障以及顯性程度高的網路門戶建設，儲備的稀缺而有價值的資源幫助智庫獲得可持續發展；結合組織具備的優勢和劣勢，採取差異化戰略定位和多元化建設路徑 [21]。

本文研究結論對智庫管理部門也有一定啟示。第一，需要加大高校智庫資源投入強度。鋻於資源投入是提升高校智庫影響力的一個關鍵因素，近十幾年來，我國在智庫建設方面的投入也不斷提高，但整體資源水準仍然很低，而且智庫間資源分佈極不均衡。為了使資源得到更有效配置，建議結合“雙一流”建設的原則“堅持競爭開放、動態調整，打破身份固化，強化績效激勵”，資源需要適當向處於初創期和成長期的高校智庫傾斜，對於常年處於衰退期的智庫適宜採取淘汰制度。第二，以政策引導高校智庫完善內部管理結構，建立與其成長階段相適應的管理機制，引領管理創新，切實推動高校智庫資源效率的提高。第三，智庫人才培育制度創新。由於國內普遍缺乏國外智庫“旋轉門”，導致熟悉政府部門決策機制的高校研究人員相對稀缺，而且國內高校教師職稱15評定和職務晉陞仍舊以學術成果為主要考核指標，所以高校研究人員普遍缺乏洞悉社會問題的敏銳性，但智庫人員與政府間的正式溝通、非正式溝通以及信任程度對智庫發展是至關重要的。由此，各級政府部門應該通過搭建高校智庫人才平臺，為各領域智庫專家與政府部門可以自由平等地開展交流合作提供機會。

5.3 研究局限和未來研究方向

囿于國內智庫數據資源來源的有限性，本文結合資源基礎觀和生命週期理論對高校智庫影響力驅動因素的探索只是初步嘗試，旨在明晰智庫影響力提高的方向。未來研究至少能從 3 方面進行深入：在研究內容上，本文采用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指標——“成立時間”，對高校智庫成長階段進行劃分，儘管研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因為數據限制，研究成果並未經過穩定性檢驗，所以未來的研究需要總結不同成長階段的智庫特徵，通過綜合性指標對智庫成長階段進行合理測定，進而更加科學地分析成長階段的作用；在研究方法上，後續研究可以採用案例研究和序列數據分析等方法，對高校智庫成長進行縱向跟蹤，以排除截面數據普遍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在研究對象上，未來需要進一步增加樣本數量，擴大樣本覆蓋範圍，進一步檢驗本實證結果的普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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