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鳴：我國區域發展面臨諸多新變化

文丨中國網記者  蔣新宇

王一鳴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11月28日上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2020-2021）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館如期舉行。本次論壇的主題是“邁向雙迴圈新格局的中國宏觀經濟”。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出席論壇併發表講話。

王一鳴在講話中談及中國區域發展面臨的新形勢。他表示，隨著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和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區域發展面臨諸多新變化。

一是沿海地區深度參與國際大迴圈面臨新挑戰。受中美經貿摩擦影響，沿海地區外貿出口受到衝擊，一度出現較大幅度回落。沿海地區外貿大省比較集中，外貿依存度相對較高，今後一個時期，在全球需求萎縮和供應鏈調整的背景下，沿海地區外貿仍將面臨挑戰。王一鳴認為，過去沿海地區通過參與國際經濟大迴圈來帶動國內經濟發展，隨著內需和外需的此消彼長，再加上國內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生産要素更加匹配，沿海地區“以外促內”的功能將更多轉向“內外互動”，要利用沿海地區區位條件將國際迴圈和國內大迴圈更好銜接起來。

二是外需和內需市場相對關係變化使內陸地區位勢上升。外需市場擴張速度放慢，內需市場份額相對提高，為內陸一些人口較多、市場規模較大的省份加快發展創造了條件。王一鳴指出，中國零售市場去年已逼近美國，大約差2000億美元，今年很可能會超過美國。“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也正在改變內陸地區的區位條件，原來一些比較閉塞的內陸省份，隨著“一帶一路”建設，加上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正在成為開放的前沿。與此同時，內陸一些要素匹配條件較好的中心城市，經濟發展明顯加快。比如，成都去年的經濟總量約1.7萬億元，已超過很多沿海省會城市。

三是城市群和大都市圈在國內大迴圈的地位上升。“十三五”規劃提出的19個城市群，經濟總量佔全國80%。近兩年來，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正在向世界級城市群邁進。城市群內部中心城市和周邊城市同城化進程加快。比如廣州和佛山，現在輕軌已完全連通。城市群和大都市圈正在成為優質生産要素的匯聚平臺和高品質發展的動力源。高速鐵路網的建設大大增強了城市群的網路效應，優化生産要素的流動、集聚和擴散方式，提高了空間資源配置效率。

四是數字化轉型正在成為影響區域發展的重要因素。新科技革命的核心就是數字化、網路化、智慧化，網路互聯的移動化、泛在化和資訊處理的高速化、智慧化，使得經濟活動全面數字化，正在重塑區域競爭格局。區域差異將更大程度上表現為數字化轉型的差異。創新密集型産業空間集聚度提高。創新活動對人力資本、科技要素、研發機構的要求較高，在空間上具有更高的集中度，這也推動了高端要素向創新平臺集聚。數字技術和智慧機器人對程式性工作和中低端勞動力的替代，使得低技能低收入勞動力流動性減弱，而高技能高學歷勞動力流動性依然保持較高水準，並在空間上形成更大規模集聚。

五是我國地區間差距可能呈現繼續擴大態勢。從區域加權變異系數看，2015年後地區間差異又出現擴大態勢。這一輪區域差異擴大與數字化轉型和創新型産業集聚是有關聯的，與原有的地區差距擴大機制有所不同。從國際經驗看，一些發達國家在區域差異縮小後，由於技術變革帶來的衝擊，又重新呈現再擴大趨勢，有人將之稱為“雙倒U”，就是地區差異縮小後可能還會再擴大。經合組織（OECD）一些國家，近年來地區差異同樣也呈現擴大態勢。我國南北經濟分化和“南升北降”的態勢趨於明顯，是近年來地區差異擴大的重要形式，北方地區佔全國經濟份額從2008年的43.2%下降到2018年的38.5%。

王一鳴就新發展格局下如何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提出建議，他表示，科學有效的區域政策可以改善資源要素的空間配置效率，促進區域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對推動形成新發展格局有重要意義。

第一，增強沿海地區外引內聯的紐帶作用。在全球化條件下，國內大迴圈與國際迴圈是不可分割的。新形勢下，外部環境深刻複雜變化，國內大迴圈和國際迴圈此消彼長，在這種情況下，沿海地區既要繼續發揮參與國際迴圈的引領作用，又要起到帶動國內迴圈的作用，有條件的地區要率先形成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第二，在中西部地區培育更多戰略性增長極。中西部一些要素匹配條件比較好的中心城市，有條件打造成為戰略增長極。在加強國內大迴圈過程中，需要考慮選擇一些産業基礎較好、創新資源相對集中的地區，加快佈局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平臺或核心技術創新平臺，培育更多戰略性增長極。

第三，發揮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對雙迴圈的樞紐和戰略支點功能。城市群和大都市圈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迴圈系統的樞紐，對提高經濟迴圈效率至關重要。要依託大都市圈和城市群來增強國內國際雙迴圈的樞紐功能，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

第四，加快建設連接國內外市場的立體大新通道。“十四五”時期，沿長江的沿江高速鐵路建設是一個東西向的戰略性通道，正在建設的西部陸海新通道，可以使西南地區以北部灣為出海口，形成新的南北向戰略性通道。

第五，將縮小地區間“數字鴻溝”作為重要著力點。數字化轉型正在成為區域差異重要因素。要通過政策工具推動先行地區與落後地區、中心城市與周邊地區數字化領域合作，加強落後地區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和數字化産業培育，避免進一步出現“馬太效應”。

第六，提高地區間公共服務均等化水準。強化市場配置資源功能，要素向高回報、高效率地區流動並集聚，客觀上會拉動地區差異。提高地區間公共服務均等化水準對區域協調發展尤為重要。在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內部先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有效路徑，在此基礎上，再逐步擴大均等化公共服務覆蓋範圍。

第七，強化區域政策與全國統一市場建設的內在一致性。區域政策多為差異化政策，對特定地區給予特定支援。在加強公平競爭的環境下，要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就要使區域政策更好體現全國統一市場建設的要求，有利於促進要素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

本次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聯合主辦，中國網等多家媒體平臺線上直播，同時線上觀看人數達數百萬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