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提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5月23日和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分別在全國政協分組討論和與企業家會談中對“加快形成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進行了深入闡述。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提出“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中長期協調機制，堅持結構調整的戰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創新，完善宏觀調控跨週期設計和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
這一新論述不僅具有堅實的歷史基礎、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更為重要的是它是黨中央順應時代要求所做出的戰略深化和戰略再定位，是我國步入高品質發展階段、解決新時期面臨的各種中長期問題的重要戰略舉措。
一、“雙迴圈”新發展格局是對十三大以來逐步形成的“國內經濟迴圈轉向國際經濟大迴圈”、“以加入國際經濟大迴圈促進國內市場化大迴圈”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的全面修正和總體調整。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成功抓住新一輪全球化的浪潮，成功制定了“依賴國際大迴圈開啟國內市場化改革，構建內部市場化大迴圈”的外向型發展戰略，取得了中國經濟持續40年高速增長的奇跡。
但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變異和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這種外向型發展戰略所依賴的世界經濟發展模式、總體結構、治理體系和運作規律都發生了劇烈變化，依賴國際大迴圈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難以適應新格局、新模式和新使命的要求，開始呈現出種種弊端。
一是全球化紅利的遞減和分配模式的變化要求中國必須將經濟發展的動能從“出口-投資驅動模式”轉向“內需-創新模式”。
二是大國衝突帶來的卡脖子問題要求中國技術發展必須從“引進-移植-模倣-消化”向自主創新模式轉變。
三是“兩頭在外”貿易模式使中國難以擺脫全球價值鏈的約束，存在陷入“比較優勢低水準陷阱”之中的危險。
四是內部經濟迴圈的不暢通、分割化和碎片化難以支撐國際競爭力的全面快速提升，進一步開放需要內迴圈的全力支援。
五是簡單開放戰略不僅難以肩負中國高品質發展的動力，反而成為中國經濟迴圈的動蕩源。大國崛起、民族復興必然要求對這種戰略進行調整。
必須明確的是，黨和政府早就覺察到簡單外向型發展戰略存在的系統性問題，並對這些戰略進行了持續修正。
早在2006年和2011年出臺的“十一五”規劃和“十二五”規劃中，政府都明確了對於“兩頭在外”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進行全面修正，提出“立足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發展，把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作為基本立足點，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根據新時期面臨的新格局、新挑戰、新規律和新使命進一步提出了修正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的具體政策和發展思路。
2012年中央經濟會議果斷提出要以“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替代“簡單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出口、加快投資”的傳統模式。
2013年提出的“新常態理論”要求對三期疊加面臨的深層次問題進行梳理。
2015年提出新發展理念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於這些問題進行了全面的戰略部署。
2016年“十三五”規劃進一步在指導思想中要求“要準確把握戰略機遇期內涵的深刻變化，更加有效地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繼續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不斷開拓發展新境界”。
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上提出“暢通國民經濟迴圈”、“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將“暢通國民經濟迴圈”、“持續釋放內需潛力”、“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作為報告的關鍵詞。
2019年第五次中央財經委員會決定，要“堅持獨立自主和開放合作相促進，打好産業基礎高級化、産業鏈現代化的攻堅戰”。
因此，也可以説，黨中央在2020年提出“雙迴圈新發展格局”是在過去十多年持續探索的基礎上對過去各種政策構想和戰略思維所進行的全面提升和進一步綜合的産物。
這些政策和戰略調整已經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效果。
一是外貿依存度從2006年的63%下降到2019年的33%,下降了30多個百分點。
二是貿易順差從最高的9.7%下降到今年以來的2-3%。
三是加工貿易比重大幅度下降，勞動密集型産品佔比大幅度下降、出口國集中度大幅度下降。
四是內需特別是消費在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大幅度提升。
五是國內技術創新成為出口競爭力提升的關鍵。
六是國內營商環境、創新環境以及市場秩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説明新時期以來的戰略調整和理論發展具有十分堅實的理論實踐基礎。
二、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全球格局加速變革的形勢下，全面啟動“雙迴圈新發展格局”時機成熟。
在供給層面，中國已經建立了全世界最為齊全、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産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我國産業相互配套，規模效應、範圍效應以及學習效應開始在中國的産業體系中全面展現，産業鏈即使在封閉體系下也具有較好的自我迴圈能力。
同時，“中國製造”開始向“中國智造”和“中國創新”轉變，我國各經濟主體開始擁有基本的創新能力和創新動力，政府主導下的基礎研究和技術趕超體系、大市場誘導下的商業創新體系為中國創新注入了自我創新的內生動力，各類專利申請量已經位居世界前列。
在需求層面上，中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不僅具有14億世界最大的人口規模，更為重要的是具有4億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其消費品零售總額和進出口總額都位居世界前兩位，並具有快速增長的潛力。外需和內需關係已經做出重大的調整。
在制度和機制層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基本完成，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到了根本性作用，統一公平的全國大市場也在各類基礎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營商環境的改善等舉措的作用下開始出現，國民經濟在生産、分配、流通和消費等環節基本實現了暢通。利用國際經濟大迴圈推動國內經濟市場大迴圈的完善基本完成了其歷史使命，相對穩定、相對獨立、富有效率、良性互動的國內經濟大迴圈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基本盤。
當前，黨中央在取得疫情阻擊戰和經濟復蘇保衛戰階段性勝利之際，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充分把握了化危為機、于亂局開新局，趁勢而為的戰略時點。這個特殊時點推出這個戰略，不僅有利於形成了轉向“國內大迴圈”的戰略共識；更為重要的是，疫情是一場超級演習，我們可以利用中國在全球疫情衝擊下經濟率先復蘇的優勢，利用快速復工復産，進行合理的國內經濟大迴圈的清理和佈局，大大節省了戰略轉換成本。
在世界經濟出現大面積停擺的情況下，我國在疫情阻擊戰取得階段勝利之後，經濟得到了快速的自我復蘇，這就説明我們有能實現以國內經濟為主的供求自我迴圈的産業基礎和市場基礎。
三、“雙迴圈”新發展格局是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變化帶來的各種新問題、處理國內主要矛盾新變化的必然之舉。
百年大變局的加速期所帶來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必然要求新發展理念全面增強“安全”的維度，使中國高品質發展在發展與安全統籌中行穩致遠。
2019年1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研討班中強調，“當前，世界大變局加速深刻演變，全球動蕩源和風險點增多，我國外部環境複雜嚴峻，我們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面對波譎雲詭的國際形勢、複雜敏感的周邊環境、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我們既要有防範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既要打好防範和抵禦風險的有準備之戰，也要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戰略主動戰。”“以國內大迴圈為主”的雙迴圈發展新格局就是統籌發展與安全的戰略主動戰。
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指出，“統籌發展和安全，必須把新發展理念貫穿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實現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實現發展規模、速度、品質、結構、效益、安全相統一”。
從人類歷史大國崛起的經驗來看，我們要構建安全、可控、富有彈性韌性的經濟體系就必須以內為主，必須在動蕩複雜的世界體系中建立穩固的基本盤。近幾年凸顯的卡脖子關鍵技術問題已經充分説明瞭一個要走創新驅動的大國無法在簡單的比較優勢分工格局之中解決其技術創新問題。
2018年5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就著重指出，“實踐反覆告訴我們，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只有把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為了滿足當前和未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們必須面對各類深層次不平衡不充分發展所衍生的各種問題，要有效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以國內經濟大迴圈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第一、我們要持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疏通國內經濟大迴圈的中斷點和堵點。
第二、必須啟動內需擴展戰略，抓住“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解決目前世界各國面臨的最為艱巨的需求不足問題。
第三、必須超越簡單的供求，必須從制度層面、創新層面、市場經濟再生産和擴大再生産為國內經濟大迴圈尋找到持續、安全、高效、穩定的動力源和支撐面。
人類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大國經濟在全面崛起、創新佈局和主導未來世界格局之際，沒有強大的內部經濟迴圈體系和基本盤，難以形成不斷改進的競爭力和駕馭全球資源配置的能力。
國內大迴圈的發展是未來國際大迴圈提升和順暢的基礎，是中國競爭力和價值鏈地位全面提升的關鍵，是擺脫簡單開放帶來的比較優勢低水準閉鎖定效應的關鍵，是建立安全高效經濟體系的關鍵，構建“國內大迴圈”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和延續，是未來十四五期間各類工作開展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和落腳點。
因此，我們必須正確認識雙迴圈新發展格局的時代意義，旗幟鮮明地反對將“內迴圈”等同於“出口轉內銷”、“內卷化”和“新時期的閉關鎖國”，必須明確“內迴圈”是以滿足國內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國內分工體系和産業體系為支撐，以國際迴圈為補充，以生産、分配、流通、消費為載體的動態發展體系，新時代的內迴圈體系在本質上也是開放的，並隨著世界經濟格局、産業發展規律的變化而對開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發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