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對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今天的我們要理解這個問題有著特殊意義，首先需要明白新中國成立時，這個工業化之前的農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處於怎樣的“江湖地位”、國內人民生活是什麼狀況。
不要説與昔日的西方列強相比，就是與剛剛擺脫英國殖民地地位的印度相比，當時的中國經濟也是全方位落後。由於工業化嚴重滯後，民國時期中國全國人口平均壽命大致為35歲左右，是當時世界平均壽命最低的國家之一；嬰兒死亡率約在200‰—250‰左右，人口死亡率約為25‰—33‰，高時超過40‰，1949年當年人口死亡率仍高達20‰；營養不良、吸毒等問題，使得20歲至40歲成年人平均體重只有52公斤，平均身高161.5釐米，殘愚癡呆者佔總人口的2%左右，個別地區高達4.3%；所謂“東亞病夫”既是指晚清以來的中國國勢，也是指當時中國國民的身體健康情況。
落後就要挨打，近代以來全面落後的中國對此體會疼徹骨髓，工業化由此成為中國幾乎一切改革和社會革命的重要命題之一。然而，儘管中國共産黨主動承擔起了中國工業化的歷史使命，儘管新中國當時已經在廣闊的中國大陸上實現了晚清以來空前的、甚至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國家統一和市場統一，儘管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從西方列強手裏收回了海關、內河航運等經濟管理主權。但究竟能否完成這個使命，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尚在未定之數，首要的考驗就是能否為中國創建不受外敵入侵干擾的和平環境。
畢竟，抗美援朝之前的中國在列強眼裏根本不是一個有能力自衛的國家，朝鮮戰場上的火焰若延燒到中國國土，新中國為工業化所做的上述基礎工作完全可能全部化為泡影，收回的海關等權益也完全有可能被攫回。
在抗美援朝戰場的硝煙中，新生的共和國確立了新興世界軍事強國的形象。憑藉這份打出來的威信，國家經歷了長達67年既無大規模外戰、又無大規模內戰的和平時期，在中國歷史上幾乎獨一無二，為工業化創造了不可或缺的和平環境。
不僅如此，從長期來看，抗美援朝戰爭勝利還徹底確立了中國既非蘇聯附庸、也非美國仆從的獨立自主地位，開闢了向上發展的廣闊空間。
在較長時間跨度上考察，按照純經濟標準衡量，抗美援朝對中國經濟發展也發揮了正面的積極作用。抗美援朝並未耽誤中國的戰後經濟恢復，西方對華全面貿易禁運也非抗美援朝所致，而是中國全面啟動工業化的“沉沒成本”。抗美援朝還為中國贏得了全面啟動工業化的全方位援助，我們的組織動員能力在戰爭中大大加強，又在此後數十年裏為苦於資本缺口制約的中國提供了以組織能力部分替代資本的選擇。
1950年至1952年，中國軍事國防費用支出佔財政支出總額比重分別為38.19%、45.64%和32.23%，經濟建設支出被擠到第二位，佔比分別為30.39%、30.34%和42.40%。然而，由於領導有方、決策明智、行動高效有力，通過土改增進農業生産和農村市場對國貨的購買力、抗美援朝激發國民幹勁熱情、整頓腐敗等機制，在抗美援朝這3年裏，新中國有效消除了民國後期經濟社會生活天文數字般的通貨膨脹，工農業生産總值增長73.8%，年均增長20%以上；社會總産值增長82.2%；國家財政收入增長1.8倍以上，全國城市就業職工人數增長97.5%，全國職工平均工資增長70%。
僅用3年時間，中國就完成了戰後經濟恢復工作，各項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全面超越新中國成立前最好歷史紀錄，創造了全世界大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恢復最快、最平穩的奇跡。相比之下，除戰爭中受創甚微的比利時外，歐洲國家經濟恢復一般都花費了四五年以上，少數國家10餘年後農業生産仍未達到或超過歷史最好水準。
通過抗美援朝，國內民氣高漲，社會凝聚力和民族奮鬥精神空前增強，中國共産黨在這個苦於資本嚴重短缺的國家開闢了憑藉強大組織動員能力以勞動力替代稀缺資本的經濟建設途徑，對中國工業化進展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成為中國相對於其他後發發展中國家的一大優勢。
新中國成立之前，美國就開始全面收緊對華出口石油産品。面對嚴重“油荒”，在投身事業的熱情支援下，上海發電廠技術人員和工人冒著酷暑和國民黨飛機轟炸威脅，完成了以煤代油的鍋爐改造大工程。上海公交公司主持技術改造的朝鮮籍工程師試驗中途因腦溢血猝然病逝，優秀機電專家、外資德士古公司高級工程師張德慶召之即來，政府給的薪水只有德士古的1/8，張德慶仍然義無反顧地接手研製煤氣動力車。諸如此類的事跡不勝枚舉。工地上招展的紅旗、“突擊隊”、先進工作者和勞模稱號……通過這一系列措施，新中國工業化只用較少的資本投入就完成了奠基工作。
今日之中國已經躍居新興世界資本輸出大國，早已度過昔日資本嚴重短缺階段，無需如同早期工業化時那樣高度依賴動員勞動力以替代稀缺資本，當年的許多具體做法也需要與時俱進。但這種精神幹勁本質永遠不會過時，我們需要繼承發揚這種軟實力。（作者是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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