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透視歐洲的中國“制度威脅”幻象

文|崔洪建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

中歐關係在官方層面得以穩定前行，但部分歐洲輿論仍擔心中國搞“制度輸出”、是“政治威脅”。儘管中方反覆強調不搞意識形態對抗，不“輸出”中國模式，但歐方對中國構成“政治威脅”的認知還很頑固，短期內難以轉變。正所謂“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歐洲面對中國時的“心賊”到底是什麼？

首先是歐洲在破譯中國經濟成就“密碼”時發現了系統性的制度支撐因素。從中歐開啟接觸到雙方成為密不可分的經濟夥伴，中國的成長速度和韌性超出歐洲的想像，而且這種成長具有系統性的特點，即國家與社會的同構、政治與經濟的共振以及個人與群體的互洽。這些特點在歐洲自己對於中國的想像中，都應當是隨著市場經濟發展會被逐漸消解掉的“非現代性”，但中國的實踐沒有按照歐洲的經驗和設計發生，這給歐洲帶來了強烈的觀念和經驗衝擊：有系統性支撐的中國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軌跡一路向前，而無需向西方借道，也無需去邯鄲學步。對系統性結構的最簡單定義就是政治制度，因此歐洲對中國經濟成功的理解開始向“政治成功”拓展，中國正在建立起來的經濟競爭優勢也開始被視作政治制度的産物。這種變化正在打破歐洲根深蒂固的“非西方民主不能促進經濟繁榮”的迷思，前不久默克爾總理曾感慨“中國的政治制度能促成經濟成功，因此證明是可行的”，就是這種認識變化的最好體現。

其次是歐洲自身的歷史經驗以及對異己政治形態的偏見，很容易將“不同”導入“競爭”。中歐之間的差異並不必然導致競爭甚至對抗，這對於多民族共處、追求“和而不同”的中國來説不難理解和接受，但對於從帝國崩解和殖民地失敗的歷史中走出來的歐洲來説，有些難以接受。信奉一個上帝、認同單一“民族—國家”結構的歐洲，實際上能接受的是“同而後和”。這種歷史經驗和政治現狀之間的差異讓中歐之間在普世價值、共同價值、單一規則還是規則對接；相向而行還是“向我靠攏”之間不斷出現爭論。至於對異己政治形態的認識，更淺薄一些的歐洲輿論只要在改革開放的中國與冷戰時期的東歐歷史之間做一個不恰當的類比，就能讓普通歐洲民眾很快得出一個結論：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影響會將歐洲帶回到“不堪回首的過去”，因此“制度競爭”難免。

再次是在內外挑戰增多的背景下，歐洲難免出現“制度不自信”。從冷戰結束至今，歐洲的自信心經歷了一個劇烈的跌宕。本世紀初，作為冷戰“勝利者”的西歐在接受大部分東歐地盤時，眼裏看到的是一馬平川，心裏想到的是“塑造一個更美好世界”，自信滿滿。但歐元區債務危機讓歐洲經濟經歷了“失去的十年”，接踵而至的安全、難民和疫情危機更讓歐洲元氣大傷。劇烈的失衡感和失重感讓歐洲民眾和精英對長期信奉的價值和擁護的制度都産生了質疑，改革訴求、民粹主張和保守意識同時發作並且相互交織。但在歐洲複雜的政治權力體系和分化的社會利益格局中，改革又有諸多羈絆，註定舉步維艱。歐洲顯露頹勢與中國展示活力恰好同期同框，難免不讓歐洲生出今非昔比的不自信感，也更容易把中歐關係的競爭面放大，並上升到“中國所得即歐洲所失”“中國得志歐洲失意”這樣的競爭性和對抗性邏輯。

最後是在時代和格局的急劇變化中，歐洲的倉促應對和政治投機可能會犯下“病急亂投醫”的錯誤。歐洲不願在中美競爭中失去自我，但也還沒有能力在中美競爭中站穩腳跟，“不願”和“不能”之間的矛盾讓歐洲備受煎熬。為了讓自己舒服一些，歐洲傾向於將在政治上和美國結盟、在經濟上和中國做伴作為應對“亂世”的生存策略。為了讓這一生存策略奏效，歐洲自然要刻意在政治上和中國拉開並保持距離，要製造出更多“中國政治威脅”的幻象和説辭，否則難以取信于美國，也難免招來美國更多的虐待。但歐洲應該看到的是，美國並不願意讓歐洲用“政治忠誠”來換取“生存和發展空間”，美國正在動用所有手段來逼迫歐洲全面倒向自己，否則一些歐洲國家在5G問題上表態後，美國就沒有必要拿全球供應鏈開刀了；在伊核問題上，也就沒有必要在退出協議後，還要高調製裁伊朗並且逼歐洲讓步了；在讓“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擱淺在最後100公里後，也就沒有必要還置歐洲能源安全于不顧而追加制裁了。單邊霸淩就是單邊霸淩，它並不區分親疏遠近，也不看重“政治忠誠”。

無論世事時局如何變化，歐洲應該想清楚的是，在過往的經驗中是如何與中國相處的，雙方又是如何在務實合作中盡力維護對彼此的積極認知的，如何在避免政治分歧擴大的前提下做大共同利益的，這些寶貴經驗在世事無常的今天，依然是能確保中歐和平共處、開放合作的黃金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