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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對華強硬的深層內因

來源:太和智庫 | 作者: | 時間:2020-09-11 | 責編:申罡

英國路透社9月4日發表長篇深度報道,揭示澳大利亞外交戰略從此前在中澳貿易關係與美澳防務同盟之間採取平衡路線,轉變為針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並不斷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惹麻煩的原因。文章採訪了兩位澳大利亞前總理以及19位現、前任政府官員,將澳外交戰略轉變原因概括為四個方面:經濟上,澳認為中國對鐵礦石存在依賴;人事上,大批有國安和情報背景的人員進入澳政壇;外交上,澳有意將自己樹立為中等國家反華標桿;內政上,澳商界喪失話語權。

 

文章稱,多年來,澳大利亞政商兩界的首要目標是,保護和擴大對華出口,將澳自然資源優勢與中國快速發展的需求結合起來,出口産品主要有鐵礦石、煤炭、天然氣、葡萄酒等。在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簡稱“疫情”)暴發前,澳經濟已借此實現連續29年的增長。但現在莫裏森政府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巨大變化,認為中國對澳“民主體制”和國家主權構成威脅。兩名澳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現在莫裏森政府關於中國的討論基本圍繞兩點,一是維護澳主權,二是抵抗“中國動搖澳政治體制”的行動。

 

澳對華立場的轉變始於2017年,而非今年年初澳突然響應美國節奏要求調查疫情起源。那時中美關係還未急劇惡化,而澳中關係卻已變化。這種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群具有安全和情報背景的澳官員造成的。在議會層面,自由黨和工黨都存在反華鷹派,他們自稱“金剛狼”(注:該稱號原本是電影《赤色黎明》中一群反抗蘇聯入侵的西方年輕人的綽號)。這些議員于2019年正式在議會中結成一股勢力,但目前還沒有人進入內閣。在“金剛狼議員團”中,最著名的是前特種兵、自由黨議員、現任澳議會情報監督委員會主席安德魯•哈斯蒂(Andrew Hastie)。2019年8月,哈斯蒂曾將西方對中國的鴿派態度比作二戰前法國未能阻止納粹德國的“綏靖政策”。在政府層面,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政府2017年指派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ASIO)編寫了有關“中國通過當地商人的政治捐款,滲透澳大學,干預當地中文媒體,直接影響澳政客決策”的報告,並向議會提交了《外國干涉法》。在ASIO報告出臺後,澳國防和安全機構成為時任總理特恩布爾的主要顧問,接管了澳對華政策,澳外交部的鴿派意見則被擱置。

 

特恩布爾政府于2018年8月首先對華為發難。澳是第一個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華為進入5G電信網路的國家。特恩布爾本人是澳第一家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的共同創始人,他認為華為5G將使中國擁有“破壞澳經濟的能力”。同時,時任澳最高技術情報機構通信管理局(Australian Signals Directorate)局長邁克•伯吉斯(Mike Burgess)表示,無法降低華為所帶來的“技術風險”。伯吉斯此前在松峽澳美聯合國防設施(Joint Defence Facility Pine Gap)就職,該基地位於澳沙漠地區,是美國保密級別最高的衛星跟蹤和導彈發射監控站點。澳大利亞不僅帶頭封殺華為,其情報官員還和美國一道,積極遊説英國參加封禁行動。當時,英國認為重點應關注俄羅斯干預,但安德魯•希勒(Andrew Shearer)等澳官員堅持表示,英國必須了解中國帶來的風險。希勒于2016年至2018年在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工作,2017年在美國眾議院武裝委員會聽證會上稱,中國“有意破壞自由世界秩序及其根基”,2018年從國家情報局(Office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調任莫裏森內閣秘書。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希勒已成為當前最能影響澳對華政策的人物,其目前的工作重點是在東海、南海問題上與亞太國家結成同盟,協助美國通過這些事務阻滯中國的發展。希勒敦促澳總理與日本、印度展開更密切的接觸。今年6月,澳印達成戰略夥伴關係,使兩國能夠相互進入對方軍事基地,並允許澳向印提供重要的稀土資源。

 

澳大利亞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理查德•毛德(Richard Maude)主導了2017年澳政府《外交政策白皮書》的發佈工作。該白皮書的主要內容是澳在中美可能發生衝突的世界中該如何進行規劃。毛德于2013年至2016年任澳大利亞國家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Assessments)主任。他表示,在當前環境下,與本地區及全球其他大國和中型國家合作對澳意義重大,這有助於向中國表明“我們並不孤單”,也可以很好地反駁中國宣揚的澳依照美國指示行事的觀點。文章稱,澳正與中國對抗,這可能預示著未來會發生更多事情,因為世界上較小的國家正對日益強大的“亞洲經濟超級大國”做出回應。

 

澳大利亞擁有鐵礦石這一獨特優勢,願意押上中澳兩國每年1720億美元的貿易額和自己每年51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來對抗中國。莫裏森2017年任財政部長時曾訪問過中國,那次經歷為其對華採取強硬立場奠定了基礎。當他聽到中國官員向他介紹澳大利亞鐵礦石在中國擁有“獨一無二”的地位時,莫裏森確信澳中貿易是一種雙向依存的關係,而澳大利亞鐵礦石對中國來説是必不可少的。莫裏森曾表示,這是互惠互利的關係,中國可以從澳獲得高品質的能源、資源、農産品和越來越多的服務,使其經濟更強大,澳也可以從中國獲得高品質的製成品,使澳更強大。特恩布爾則表示,不管中國如何“吹牛”,最終還是離不開澳大利亞。正是其2015年至2018年任總理期間,澳中關係開始趨於冷淡。特恩布爾表示,如果中國突然發現大量品相適合的鐵礦石,且能以具有競爭力的價格開採,那麼中國就會對澳討價還價,但這種情況並沒有出現。中國公司之所以會購買澳商品或服務,不是因為他們想對澳做好事,而是因為澳産品物有所值,品質優良。文章稱,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將鐵礦石作為報復澳的潛在目標,原因是澳佔中國鐵礦石進口量的60%,對推動經濟發展至關重要,而中國現在正試圖在疫情結束後恢復生産能力。但澳對華強硬路線是否能為其他中型國家提供範本還有待觀察,因為澳有中國很難找到替代來源的鐵礦石,而其他國家缺乏這種影響力。

 

前工黨政府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接受採訪時,既表達了支援對華強硬立場,也質疑現政府如此處理對華關係是否妥當。他表示,中國很難對付,莫裏森政府對華製造“持續性危機”並不明智,而這實際上已成為莫裏森領導的自由黨的競選武器。中國絕不會對澳採取任何損害其自身利益的經濟措施,但澳不要覺得高枕無憂,中國可能會將除鐵礦石之外的其他所有商品和服務作為反擊目標,這將迅速增加澳對華政策的經濟成本。然而,當前澳大利亞的政治氣氛無法讓人就對華關係展開理性討論,因為人們很容易因此而被定義為對華鷹派或親華人士。

 

陸克文所描述的這種氣氛造成澳商界的沉默。當中國4月份威脅對澳展開“經濟報復”時,各産業的主要人物開始致電澳政府貿易部長西蒙•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表示對此事的擔憂。但在公開場合,澳大利亞商界領袖仍對中澳關係急速下滑保持沉默。一方面,鐵礦石商人沒有太多抱怨,因為其唯一競爭對手巴西淡水河谷公司(Vale)因疫情停産,中國沒有其他可靠供應商。6月,澳大利亞鐵礦石對華出貨量達到創紀錄的99億澳元(72億美元),使年度鐵礦石出口額首次突破1000億澳元(732億美元)。西澳大利亞礦産與能源商會(Chamber of Minerals and Energy of Western Australia)首席執行官保羅•埃弗林漢姆(Paul Everingham)表示,中國需要澳商品,澳確實擁有世界上最好的鐵礦石,這意味著澳大利亞處於強勢地位,但鐵礦石行業對最近中澳間的對抗氣氛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中國2018年停止對澳高層訪問後,澳國家安全機構和外交部就為與中國有貿易聯繫的行業高管組織了情況通報會。一位農業行業的消息人士表示,高管被告知,如果他們抱怨就等同於“向中國提供彈藥”,中國會以此反制澳政府,因此建議各公司與澳官方合作,提供自己在中國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證據,揭露中國“對澳貿易報復的企圖”。澳政府還告訴行業高管們,正在為其尋找替代市場,已準備進入印尼市場,並正與英國、歐盟、印度展開談判。文章稱,澳商界此時的沉默與2018年形成鮮明對比。當時,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們抱怨特恩布爾政府與中國的爭執會損害兩國貿易,並勸其修復中澳雙邊關係。特恩布爾回憶起當時的情況時表示,以前一旦中澳之間出現不滿或意見分歧,澳商界中的許多人就會把屁股坐到中國一邊,但現在商界開始“覺醒”了。

 

太和微評

 

路透社這篇深度調查文章比較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中澳關係急轉直下的內因。從文章中可以看出,澳大利亞選擇對華強硬政策,並不是其政治高層頭腦發熱、一味“隨美起舞”的結果,恰恰相反,澳、美在作出該決策前,已經進行過充分的評估和考量。對於文章所反映的相關情況,需予以重視並加以深入分析。

 

其一,從文中可見,澳大利亞政界推動反華立場的官員普遍與美國主導下的澳情報機構有很深的淵源,而且澳政界本身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國勢力滲透和操控。因此,雖然澳執行對華強硬政策早于其他美國盟友,但這有可能並非澳政府的自主選擇,而是澳美雙方的聯動。鋻於澳已經成為中美戰略競爭中必須要拿下的一個“週邊要點”,在應對澳挑釁時,就需要站在超越雙邊關係的更高戰略格局上進行考量。

 

其二,從文章中被採訪人員口氣看,澳政界對與中國對抗充滿信心,堅信澳既可以繼續從中國撈取經濟利益,又可以無所顧忌地挑戰中國核心利益。究其原因,主要是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發展離不開澳大利亞,雙方若發生衝突,中國必須在出讓核心利益與打斷自身發展進程之間做出“雙輸選擇”。我國需要制定擺脫對澳大利亞鐵礦石依賴的中長期計劃。

 

其三,此前曾為中澳關係改善發出正面聲音的澳大利亞商界現已徹底陷入沉默。其原因到底是他們産生了“反華覺醒”,還是暫時觀望局勢?對此,我們尚待觀察。改善中澳關係的根源在澳方,我國需要思考如何激發澳商界對澳政府當前對華政策的不滿與反對。是通過進一步向其開放市場,以共同發展的遠景進行善意引導,還是對其施以嚴厲懲罰,迫其倒逼澳決策者改弦易轍?當然,我們也還要考慮這樣一種可能,即不論中國怎麼做,澳商界都不再有能力參與澳政府決策,因為在美澳極右翼勢力操弄下,澳已經成為了一個由“五眼聯盟”情報體系控制的對華攻擊堡壘。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澳大利亞成為反華“急先鋒”是其內部政局變化與美國因素共同影響作用的結果,其動力是反共反華的極右翼價值觀,底氣是中國對澳鐵礦石的依賴,其行為直接關係著中美戰略競爭的走向及其他國家的態度。中澳關係絕不是兩國輸贏那麼簡單,我國在對澳鬥爭中顯示出的態度和最終的結果,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未來幾年面臨的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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