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國大選與中美關係”圓桌訪談

文丨董春嶺 張昭曦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專家

【編者按】今年是美國大選年。目前受新冠疫情、經濟衰退和種族騷亂等影響，特朗普選情異常艱難，拜登民調支援率全面領先。現距投票日還有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如何判斷目前選舉形勢及其對中美關係的影響，《世界知識》推出封面話題“2020年美國大選：階段性預估”，以下是第三篇《大選結果不會扭轉美國以競爭為主的對華政策基調——“2020年美國大選與中美關係”圓桌訪談 》。

本文節選我院美國研究所專家董春嶺、張昭曦的觀點。

《世界知識》：中國議題將在何種程度上以何種形式影響本屆美國總統大選？

張昭曦：美國總統大選流程比較固定，議程也比較集中。一般而言，經濟、民生等內政議題受關注度高於外交議題，而在外交議題中，對華關係以往很少走到最前臺。2020年大選，中國議題前所未有地凸顯出來，按部分美專家的説法，是“今年大選的前沿”。我想，這種地位的形成離不開兩方面因素：一方面，隨著近年來特朗普政府將中國樹為“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對華重視度提升、政策收緊，“中國”一詞在美國的出鏡率不斷提高，令美國公眾空前關注中美關係。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以來，特朗普及其身後團隊在國內抗疫不力的情況下，有意突出中國議題轉移執政壓力，催化“聚旗效應”保住選情，也讓“中國”頻上美國大選“熱搜”。在此背景下，中國議題對今年美國大選的選情影響勢必大於以往，成為美國上下思考自身與外部世界關係時的重要關切。現在，美各派政治力量大都認同中美關係競爭性上升，論戰焦點將更多放在“如何與中國競爭”，具體如經貿科技領域要不要與中國“脫鉤”，如何管控臺海、南海等對華潛在地緣衝突熱點，在香港、新疆等問題上如何回應中國等。

董春嶺：2020年美國大選中的“中國議題”主要有三個特點：第一是缺少“辯論”和“爭鳴”，更像是“宣傳”和“動員”。白宮在5月20日出臺了《美國對華戰略方針》，詳細闡述了特朗普政府的“中國觀”，主動為未來一段時期的對華政策定調。民主黨方面並未就此與共和黨展開辯論，兩黨對在中國議題上展示強硬姿態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默契。第二是“中國議題”成為特朗普打“憤怒政治”牌的重要手段。疫情與選情疊加使“中國議題”成為特朗普向中國“甩鍋”“推責”的一場政治秀，共和黨出臺的競選策略明確把中國視為一切問題的“替罪羊”，竭力把應對疫情不力所造成的社會矛盾引導轉化為美國民眾對中國的憤怒。第三個特點是美國一部分極端反華勢力正利用“中國議題”炮製“中國干預美國大選”假像，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就借他的新書《多事之屋：白宮回憶錄》炒作特朗普為了農業州的選票而在中美經貿戰中妥協，美不少媒體也開始炒作中俄利用新媒體影響美國選情，試圖把中國拉入美國政治內鬥的漩渦。

《世界知識》：特朗普是否會在大選期間奉行更激進的對華政策，使中美關係進入更困難的狀態？

董春嶺：特朗普為拉抬選情，會在大選期間奉行更加激進的對華政策，正如前面提到的，在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種族等多重危機疊加之下，向中國轉嫁矛盾和危機已成為他的重要競選策略，甚至“救命稻草”。為了擺脫博爾頓新書裏給特朗普塑造出的“對華軟弱”形象，特朗普也會變本加厲地對華示強，給自己“洗白”。新冠疫情加速百年變局，中國政治體制的優勢在“疫情大考”中得以體現，中美意識形態之爭進一步凸顯，特朗普會充分利用和放大國內國際上對西方意識形態影響力衰落的焦慮感，以更激進的“對抗中國”姿態動員選票。

《世界知識》：拜登會在多大程度上追隨特朗普的涉華議題設置，已經並將繼續展現什麼樣的對華態度和政策立場？

張昭曦：拜登是美國老牌政客，原先擔任過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及副總統，曾多次訪華，對中國事務比較熟悉。去年4月拜登在宣佈參選不久後説“中國不是美國的競爭對手”，引來不少批評，隨後口風一轉，強調“美中正在競爭，對華需要強硬”。疫情以來，特朗普民意支援屢屢下行。面對困難的選情，特朗普競選團隊及支援者炒作拜登“對華軟弱”作為助選賣點，拜登方面則指責特朗普“示好中國”以作反擊，推動今年大選形成一種兩方對華競相示強的獨特景觀。

鋻於當前中國議題成為選戰熱點、美國公眾對華認知的對抗性上升，到11月大選正式開幕前，拜登方面的對華調門不會低，但這種對華強硬或許會更多通過對特朗普對華政策的批評來體現，而非直接將矛頭對向中國。如拜登自參選以來已多次指責特朗普“輸掉對華貿易戰”，讓美國經濟受傷更重。至於拜登的對華政策立場，其在今年4月給《外交事務》雜誌的撰文中有所論述。拜登認為，“中國是特殊的挑戰”，對華應更注重在恢復以往的國際戰略信譽的基礎上，強化聯合盟友和“志同道合國家”從多邊層面展開對華競爭佈局，並在氣候變化、防擴散和全球衛生安全等利益交融點尋求對華合作。這一政策表述既是對中美關係競爭性上升的適應調整，也充分體現了民主黨一貫的自由主義國際戰略觀。

董春嶺：拜登雖也主張對華強硬，但和特朗普卻有明顯不同。他在今年的《外交事務》雜誌上曾發表《為何美國必須再次領導世界》一文，詳細闡述了他的世界觀。在中國議題上，他與特朗普至少有三點差異：一是反對特朗普將疫情應對不力的責任“甩鍋”給中國，要求特朗普自己“背鍋”。二是支援自由貿易，反對關稅壁壘，反對中美經貿“脫鉤”，認為特朗普對華發動貿易戰的做法是失敗的，需要全方位調整經貿談判策略。三是更重視美國的全球領導力和國際形象，會在大選中推動美國戰略界反思特朗普時代的外交策略，推動美國適當回到傳統外交的套路中來。可以預見，如果拜登勝選，中美關係整體不會出現大的轉圜，甚至意識形態對抗的“新冷戰”意味還會加強，美對華遏制打壓的態勢不會變，但打法上會有變化，會更強調價值觀的作用，注重修復與盟友的關係，借助盟友的力量編織新的對華“戰略包圍圈”。同時，在拜登執政的情境下，中美經貿關係將會獲得調整和重塑的重要契機。

《世界知識》：特朗普、拜登勝選，對華政策會有實質區別嗎？我們該如何超越本次大選，規劃、塑造中美關係的未來形態？

張昭曦：無論哪方當選，美國戰略界、政策界已普遍認識到原先以接觸、合作為主的對華關係模式告一段落，應對“中國挑戰”將是下屆美國政府對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但具體到對華政策的呈現方式和思路設計，拜、特或有所區別：特朗普若連任，會在雙邊交往中繼續凸顯“美國優先”的施政理念，著重強調“對等”和“以結果為導向”，突出以“全政府方式”競爭。拜登若上臺，勢將對華政策更多置於以重建美國戰略信譽為重點的自由主義外交框架下，突出“規則約束”和“價值觀競爭”，並更可能在利益一致的領域拓展對華合作。

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宏觀背景下，中美關係已成為牽動世界目光的焦點，超越本次大選思考、規劃中美關係更需要歷史眼光和戰略思維。雙方應優先聚焦內部發展與治理。中美同為世界大國，身處變革前沿，都面臨複雜深刻的國內治理挑戰，雙方不應把對方視為問題根源，而應以發展眼光運籌雙邊關係，使之成為各自國內治理優化進步的助力。同時，我們要樹立底線思維。中美雙方各自國情都在發展，彼此關係處理也不盡如往常，在相互調適的過程中，難免會有分歧甚至是碰撞，這在大國關係史中並不罕見。但是，中美都應認識到兩國關係穩定對雙邊乃至世界和平穩定的重大意義，有意識地管控衝突、相向而行，不讓“大國政治的悲劇”再度上演。同時，也要致力於強化戰略溝通。過往數十年中美關係的破浪前行有賴於雙方找到“接觸”共識，今後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也離不開達成與時俱進的新戰略共識。這樣的新共識不會憑空而來，需要相互尊重，維繫信任，保持戰略溝通，在一次次的戰略互動中感知、理解對方的考慮和關切。

董春嶺：正如王緝思教授前不久呼籲的，我們要“守好中美關係三條底線”（和平方式處理分歧；保持一定規模經貿合作，維護金融穩定；維護人文交流和社會交往），防止疫情、選情與大國競爭思維疊加給中美關係造成難以挽回的致命傷，預防中美全面脫鉤、擦槍走火。中期和遠期，需要全面梳理和盤點中美關係的矛盾點和合作點，堅持“既合作又競爭”的路線，加強危機管理，通過建立一系列溝通機制避免“熱戰”，同時加強戰略對話，降低意識形態對抗的烈度，不逼迫他國選邊站隊，不搞美蘇式的軍備競賽，避免兩國潛在的集團式對抗，預防“新冷戰”，推動兩國關係回到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軌道上來。

責編：李曉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