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鵬院長談“政治博弈下的美國亂象”

  文丨袁鵬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

【編者按】最近，世界各地的民眾正難以置信地見證著發生在美國的一切——白人警察暴力執法導致非洲裔男子死亡，“我無法呼吸”的乞求傳遍世界；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創下悲劇性的記錄，超過美國自朝鮮戰爭以來所有衝突中因軍事戰鬥而死亡的人數；在最需要合作抗疫的關鍵時刻，美國宣佈終止與世衛組織的關係……美國媒體刊文稱，這些事件呈現了一個處於危機中的國家的嚴峻局面。

如何看待最近發生在美國的一系列事件？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袁鵬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專訪，進行深層次解讀。

問：日前，46歲的非洲裔美國人George Floyd在街頭被白人警察用膝蓋壓住頸部達七分鐘之久，Floyd一直乞求“我無法呼吸”，直至不省人事。此後美國各地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答：在美國，警察暴力執法事件屢見不鮮。這次之所以引發如此大規模抗議，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警察暴力的視頻畫面在網上傳播，擊中了弱勢群體心中最脆弱的神經。Floyd瀕死前不斷乞求“我無法呼吸”，成為美國少數族裔在種族偏見和歧視陰霾下喘息掙扎的真實寫照；第二，10萬多生命死於疫情，民眾飽受痛苦、倍感壓抑，借此事件表達情緒。紐約州州長科莫稱，此次抗議浪潮同民眾對政府應對疫情不力難以分開。

挑起這次抗議的深層原因，還是美國根深蒂固的種族問題。美國沒有令許多國家頭疼的“民族問題”，但“種族問題”則伴隨著美國歷史。從美國內戰到民權運動，黑人問題始終是美國最突出的種族問題，也是最大的政治問題。民權運動後，看似黑人的政治地位問題得到解決，但並沒有解決社會地位的平等問題，各種歧視依然嚴重存在。2008年奧巴馬勝選，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令美國黑人歡欣鼓舞。但奧巴馬在解決種族問題上作為有限，令美國黑人多少有些失望。特朗普上臺被視為“白人藍領”的勝利，在種族問題上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通過廢除奧巴馬醫保、美墨邊境修墻等舉措激化了種族矛盾，非洲裔、拉美裔美國人活得比較壓抑。

這次疫情，黑人死亡比例明顯高於白人，窮人死亡比例明顯高於富人。疫情期間美國沒有爆發大規模抗議，不等於人們不憤怒，非洲裔男子在白人警察膝下動彈不得、無法呼吸的現場畫面，讓積蓄已久的社會情緒迎來一次大爆發。雖然特朗普極力淡化，把它説成是一個地方性事件，諉過於民主黨州政府，但其影響已輻射全美。

問：最近美國新冠疫情死亡人數破10萬，感染確診人數突破170萬，數字之高遠超他國。作為世界上科學發達、醫療技術先進、醫療設施完備的國家，美國的防疫效果為何是這樣？

答：面對疫情大考，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不僅不能領導世界應對危機，還辜負了自己的人民”。超過10萬美國人死於新冠肺炎，這是一波令人震驚的死亡浪潮。其慘象超過“9•11事件”，死亡人數超過越南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之和。更加令人揪心的是，這場危機迄今為止仍沒有緩和的跡象。

美國抗疫不力，值得檢討的地方很多。此次疫情暴發恰好趕上美國大選年，兩黨明顯把疫情與選情掛鉤。對於特朗普來説，他上任以來美國經濟在發達國家中是最好的，失業率減半，股市翻番，這一切成為他謀求連任的最大籌碼。如果採取嚴厲的防疫舉措，勢必重創美國經濟，衝擊華爾街股市，這是特朗普政府不願樂見的，所以疫情初期一直在救人和救市之間猶疑，甚至一度把救市擺在救人前面。後來疫情發展遠超其想像，這迫使他們不得不採取進一步措施。然而他的措施要麼缺乏足夠的科學依據，要麼隨意性太強，完全沒有一個超級大國應有的章法。更要命的是，他指揮不了各州，民主黨也要玩政治。雙方都把選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放在次要位置。國內政治因素是導致美國抗疫不力的罪魁禍首。疫情會對接下來的總統選舉造成多大影響，現在還不好説。但如果疫情導致經濟衰退、股市下跌、失業率上升，勢必對特朗普的選情造成衝擊。所以在疫情尚未得到控制的情況下，他們迫不及待地要復工復産，實際上又是為了選舉。

問：從“斷供”到揚言退出，疫情發生以來，特朗普政府針對世衛組織動作不斷，不斷抹黑別國。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答：奉行“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政府，追求單邊主義、漠視多邊主義，追求自私自保、弱化全球責任，此前已經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權理事會、《巴黎協定》、伊核協議等等。宣佈退出世衛組織，再次凸顯了其極端狹隘的自私自保，應該説不令人奇怪。但這次“退群”還有一個明顯的政治考慮：對於抗疫不力的責任，光打中國不行，必須連上世衛組織一起打，才能成功“甩鍋”。

疫情在全球氾濫，好比病毒這個“無形的敵人”在以特別的方式警醒各國：理順全球化的內在邏輯和發展方向，重新認識全球治理的極端重要性。但迄今為止的結果甚至正好相反。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政要，不是積極推進全球化加強全球治理，而是怪罪全球化走得太遠太深；不是尋求國際合作解決醫用物資短缺等問題，而是狹隘地推動所謂“脫鉤”“回流”；不是痛定思痛加強國際組織的能力，反而落井下石從世衛組織撤資、退出，令全球治理陷入困境。這只能讓美國在國際上繼續失分，包括德、法等國在內的西方國家也看不下去，很多歐洲國家都是多邊主義的堅決捍衛者。

美國對華戰略近年來已經發生根本性轉變，即美國已經十分明確地將中國定位為主要戰略對手，並動用“全政府”力量和手段對華進行全方位遏制。而美國對華戰略的根本性轉變，不止為因應中國崛起帶來的力量轉移，更意在遏制中國發展模式對西式自由民主的巨大衝擊。一些美國政客耿耿於懷的，也正是中國制度對美國制度的深刻挑戰。此次疫情應對過程中，中美兩國表現的巨大反差進一步刺激美國一些政客打壓中國的制度。

問：如何看待美國國內目前的政治形勢？背後反映出美國社會哪些深層次矛盾？

答：近20來尤其是近5年來，美國已經變了，變得不僅外國人不認識了，而且美國人自己也覺得陌生。比如曾經高呼“歷史的終結”的知名學者福山，開始不斷批評美國已經進入制度的“衰敗”。究其根本，美國社會已經出現很深的結構性問題，集中表現為五大社會矛盾。

一是族裔矛盾。過去主要體現在黑人和白人之間，現在主線還是黑人和白人，但也延伸出白人和拉美裔、白人和非洲裔、白人和亞裔、以及少數族裔之間的矛盾。近些年來，由於少數族裔人口的上升速度超過白人人口，傳統的美國白人愈發覺得這對自己是一大挑戰。美國保守派學者塞繆爾•亨廷頓2004年出版《我們是誰？》，論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種種“挑戰”：墨西哥裔移民及拉美裔化，將使美國的核心價值和文化不斷萎縮，最終成為一個“擁有兩種語言，兩種文化和兩個民族的國家”。族裔矛盾不解決，作為移民國家的美國的精神之根必然萎縮。

二是階層矛盾。“佔領華爾街”運動喊出“99%對1%”的口號，就是美國階層矛盾激化的真實寫照。不少美國人憂心忡忡，自己生活在一個社會流動性降低的時代。據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切蒂（Raj Chetty）的最新研究：美國社會的“絕對流動性”，即下一代比其上一代父輩們收入高的幾率，從幾乎可以肯定的90%的水準，降到了拋硬幣一樣的50%的水準；富裕階層與貧困階層之間的預期壽命差距擴大；在美國幾乎所有地方，黑人孩子向上爬的通道都更為艱難。過去那種靠白手起家也能當官發財的説教在美國越來越沒人信了，教科書上講的那一條美國社會流動性似乎不管用了。

三是代際矛盾。不同年齡段的人之間因利益訴求、成長經歷、人生追求不同，也産生深刻的矛盾。青年人希望學費減免，中年人需要工作，老年人關注醫保。青年人喜歡桑德斯，老年人喜歡拜登，中年人尤其是藍領白人中年人傾向特朗普。

四是地域矛盾。“陽光帶”“鐵銹帶”“凍土帶”，不同地域之間也日漸隔閡。東西海岸各州擁抱全球化，內陸各州則多主張“美國優先”。美國50個州，大約40個州恒定支援共和黨或民主黨。總統競選的結果，最終由八九個搖擺州決定，“紅州”“藍州”日益固化、形成對峙。這是美國政治極化的最鮮明體現。

五是性別矛盾。既體現在男性與女性之間，美國婦女受到長期的、系統的、廣泛的、制度性的歧視，各種公開的、隱蔽的性別歧視現象觸目驚心，也體現在對於所謂的“彩虹族群”（LGBT）上的態度不一，民主黨、共和黨對此就分野明顯。

五大社會矛盾不是平行存在，而往往是交織疊加的，在政治上集中體現為兩黨惡鬥，以及聯邦和州之間的不協調，進而導致美國政治極化“處在內戰結束以來最嚴重時期”。蘭德公司研究人員蒂莫西•希斯撰文稱，“兩黨在很多議題上無法形成共識，每個政黨內約三分之一的選民認為另一黨對國家的未來構成威脅”。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斯蒂芬•沃爾特則表示，目前兩黨已“視同仇人”，美國政治已“超級極化”。此次疫情期間很多措施不能落地，跟這種極化政治有極大的關係，任誰也不好解決。

問：有美國媒體評論稱：“曾經，美國帶來的是希望的故事；但是近30年後，美國的故事陷入了困境。”對此你怎麼看？

答：對於美國的政治極化和政治惡鬥，越來越多的社會精英痛心疾首，呼籲進行改革。但這涉及到社會資源的再分配、選舉制度的改革、利益集團的角力等等，一時間難以推進。在這種情況下，部分精英希望通過向外部轉移矛盾、樹立敵人來迫使兩黨緩和對立情緒。但“美國生病，別國吃藥”的策略，顯然無助於其自身問題的解決。

縱觀美國歷史，獨立戰爭後，美國國父們以憲法為基礎的改革，奠定了美國的基本制度框架；內戰之後，形成了進步主義運動的改革，完成了美國的初步崛起，並且經由一戰，確立其世界強國的地位；1929-1933年經濟危機後，羅斯福新政確立現代福利資本主義的模式，此後經由二戰，實現了從強國到西方霸主的轉換；通過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不斷強化其軍事工業複合體，最終贏得冷戰。美國的發展壯大乃至成為超級大國，一方面靠週期性的對外戰爭，一方面則靠階段性的體制性改革。

冷戰後，美國從“兩極”變成“一超”，加之全球化、資訊化時代的來臨，其內外環境再次發生革命性變化，本應再一次推進深層次改革以順應潮流。但遺憾的是，這場原本應該開啟的改革要麼被克林頓時期表面的經濟繁榮所掩蓋，要麼被小布希時期的反恐所耽誤，遲遲沒有展開，導致種種矛盾不斷累積。其結果，一個呼喚改革的年輕人奧巴馬被美國人民推上歷史舞臺。但奧巴馬空有改革的理想，缺乏改革的基礎，僅僅進行了一些技術性的改革，深層次的改革依然沒有展開。在這種背景下，終於迎來一個要打破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特朗普。特朗普真的是在“改革”，但他是以一種顛覆性的方式打亂美國的既有體制，打亂美國跟世界的關係，打亂傳統價值。“治大國如烹小鮮”，特朗普則在“翻燒餅”。美國看似經濟繁榮，股市高漲，失業率降低。然而這不是靠結構性改革實現的，而是靠美國霸權的老本支撐起來的，結果可能是坐吃山空、飲鴆止渴。美國的經濟結構、選舉制度、社會結構都沒有發生根本改變。

美國要實現真正的轉型，還必須經歷一段時間的陣痛，對內要對兩黨制度、政治極化的現象進行深層次改革，對外要勇於擁抱全球化、資訊化的潮流，而不是背道而馳，這恐怕才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應有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