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家統計局公佈了上半年國民經濟運作情況。從一季度下降6.8%到二季度增長3.2%,經濟增長由負轉正,中國經濟發展韌性和活力進一步彰顯。這份來之不易的半年報“成績單”,蘊含著哪些中國經濟的發展密碼,面對充滿困難、挑戰和不確定性的外部環境,中國經濟又將如何迎難而上、穩中求進?
近日,人民網財經獨家專訪國務院參事、全國政協經濟委副主任、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深度解讀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與破題之策。
談中國經濟:不確定性環境中的確定性選擇
人民網財經:您如何評價2020中國經濟半年報?
林毅夫:上半年中國經濟“成績單”很不錯。可以説,比原來的預期要好。這裡有個特殊的前提,就是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都造成了很大的衝擊,大部分國家經濟都在下行。一季度國內生産總值同比下降6.8%。到二季度,我們很快取得了3.2%的增長,可以講,這是全球獨此一家。在我看來,我們取得這樣的成績確實得來不易。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依然存在。疫情在全球範圍內的持續爆發以及反覆,都會給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除此之外,美國等國家的貿易政策以及對中國相關産業的惡意打壓,也會給經濟發展帶來不確定性。對我們來説,“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只要繼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把我們有利於經濟增長的條件挖掘出來,保持定力,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集中力量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我相信我們還是可以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來源。
人民網財經:面對不確定性,中國如何用好政策工具箱?
林毅夫:首先,我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加起來的負債,所佔GDP的比重也不到60%,而發達國家普遍超過100%,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普遍超過100%,因此,我們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利用的空間比較充足;從貨幣政策來看,其他國家開始零利率、負利率,而我們的利率還是正的,我們的準備金率也比較高,因此,我們貨幣政策利用的空間也很充分。同時,我們的宏觀政策很有針對性和時效性,減稅降費、金融支援等一系列舉措也在有效落地。
更重要的,中國的增長空間依然廣闊,特別是技術創新、産業升級的空間很大。智慧製造、5G、人工智慧等方面我們和發達國家在同一起跑線上。中國有很大的國內市場,在技術創新上取得突破以後,規模經濟就能夠顯現出來。總體來講,只要看清楚我們有利的因素,保持我們的定力,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我相信,不管外部環境如何風雨飄搖,中國還是能夠乘風破浪前進。
談“六穩”“六保”:關鍵要保就業、穩增長
人民網財經:做好“六穩”“六保”工作,如何穩得住、保得好?
林毅夫:“六穩”“六保”關鍵是保就業、穩增長。有就業,社會就能夠穩定,家庭收入就能夠增加,消費就能夠活躍,我們的生産潛力就能夠發揮出來。而就業最大的來源是什麼?還是經濟增長。經濟有增長,有投資,就有就業機會的增加。同時,新的就業機會增加,伴隨著産業升級、技術創新和勞動能力水準提升,從而推動勞動者工資水準的提高。
當前,國內還有很多好的投資機會,這些有效的投資一方面可以支撐我們的經濟升值,降低我們交易費用。比如發展“新基建”就會進一步推動整個經濟的效率提升。就像有4G才能更好地實現現在的行動通訊和網上支付,我相信隨著5G時代的到來,智慧互聯一定會開創出新的更多的、高附加值的新業態,從而會創造很多就業。
人民網財經:如何平衡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不管在哪個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一定是政府和市場“兩隻手”都要用好。勞動生産率水準的不斷提高,需要不斷的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而技術創新、産業升級是需要企業家的奮發有為。同時,在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的過程中,也有很多問題依靠企業家自身是難以解決的。例如基礎設施建設、金融制度的規範、法律制度的完善,夯實這些基礎,才能讓新技術、新産業的潛力有效發揮。即使在發達國家也是這樣,一方面靠市場競爭,給企業家提供激勵、提供機會;另一方面,靠政府來幫助企業家解決企業解決不了的事情。所以,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成功,一定需要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兩隻手”一起用。
而這也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我們有一個有為的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也越來越重視市場的作用,從這次新冠疫情防控過程就充分體現出來,舉個例子來説,疫情防控對我國來説是一次“閉卷考試”,我們在這個答題過程中很快了解到問題的本質,採取了積極有效的措施。
談理論自信:中國需要自己的經濟學理論
人民網財經:面對今天的全球經濟形勢,我們需要怎樣的經濟學理論?
林毅夫: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理論都不是憑空而來的,理論的來源只有兩個,一個是過去經驗的總結,一個是當前問題的解決。
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開始追求自己的工業化、現代化。當時絕大多數的國家都抱著“西天取經”的心態,希望吸取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但是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的理論而成功追趕上發達國家。其實很容易理解,簡單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難以成功是必然的。發達國家的理論必然以發達國家所處階段的經濟基礎和相關的制度、社會、政治等為暗含前提,但這些暗含前提中某些條件發生變化,舊的盛行理論就被新的盛行理論所取代。在發達國家盛行的理論不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變”,拿到發展中國家直接來用,環境和條件不一樣,怎麼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呢?
面對風險和挑戰,我們需要科學理論的指導。但是這個理論不能來自於發達國家,而是必須站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來總結中國的成功經驗。要了解為什麼成功,背後的道理是什麼,以及現在出現的問題是什麼,在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我們有什麼條件可以利用,有什麼力量可以依靠,基於這種前提形成的理論,才會真正達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統一。只有根據我們自己的條件,完善市場競爭,調動企業家的積極性,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才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人民網財經:您在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林毅夫:這些年,我根據對中國發展經驗的總結,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強調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結構差異性,包括産業、制度、文化以及治理結構等的差異性,以及這些差異對經濟發展轉型和運作的影響,以期這個新的理論在各種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都能夠幫助人們實現“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目標的統一。
這是一個需要理論的時代,必然會産生理論,我們不能辜負這個時代。從今年開始,我和北大的經濟學院以及我所在的新結構經濟研究院合辦了一個本科的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希望從本科教育開始來使用根據我們自己的理論所編寫的教科書體系,培養有能力站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進行理論創新,實現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相統一的人才。我認為,21世紀中國會是全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全世界引領經濟學思潮的大師在中國一定會出現。我相信,我們可以培養一批有能力抓住時代機遇,不辜負時代重任的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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