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報道自由陷空間萎縮之困

文丨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

2019年11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成為了該國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他于2006年首次上臺，但因內閣成員醜聞不斷，于一年後辭任。2012年12月他領導的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在大選中獲勝，自此日本進入安倍執政的時代。在七年多的時間裏，他推行積極的外交和防衛政策，推出“安倍經濟學”以重振日本經濟，出臺促進女性就業的措施，通過免費教育法等等。得益於這些舉措，日本諸多領域發生了積極的變化。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也加快了監視社會的體制建設，致使輿論生態不斷惡化，日本媒體的報道自由空間受到擠壓。 

世界報業大國

在新媒體的衝擊下，全球傳統媒體日漸衰退。日本也不例外。日本報業ABC協會發表的2007年11月至2017年11月全國報紙發行量統計顯示，報紙的發行量在下降，其中《朝日新聞》減少約188萬份，《讀賣新聞》減少約127萬份，《每日新聞》大約減少了96萬份。但即使日本的紙媒行業發行有所下滑，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依然是世界報業大國，其報紙仍然有極高的普及率。根據世界報業協會《世界報業趨勢報告》的最新統計，日本的報紙發行總量為7081萬份，僅次於排名第一位的中國（8547萬份）。從每千個成人的發行量，即報紙的普及率來看，中國的報紙普及率為每1000人91份、美國263份、德國322份，而日本則高達647份。可以説，日本幾乎是全民讀報，日本報業在日本傳媒業中的龍頭地位依舊牢固，而與此相關的是日本國民良好的報紙閱讀習慣。日本報業協會的統計數據顯示，77.9%的報紙訂閱者訂閱時間超過了10年。由此可見，閱讀報紙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傳統，他們對紙媒有著特有的信賴。調查顯示，日本人對報紙的信賴度是70%，對電視是40%，週刊則低至10%。 

因此，日本的政治勢力如果能夠影響傳統媒體，尤其是紙媒，就能左右日本國民的觀念。自2012年自民黨再次執政以來，對媒體軟硬兼施，不斷打壓其報道自由的空間。 

失衡的日本政治生態

日本輿論自由空間的萎縮與該國的政黨格局息息相關。日本的政黨格局長期呈現“一強多弱”的狀態。“一強”是指執政的自民黨，“多弱”是指各在野黨。1955年，自民黨成立，憑藉在國會的席位優勢與美國的支援，它迅速佔據執政地位，並實現長期執政，只出現兩次短暫下野，即1993年下野近一年及2009年再度下野達三年。在2012年12月舉行的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以壓倒性優勢取勝，奪回政權，執政至今。在七年多的時間裏，自民黨連續贏得多場國政選舉，消除了長期掣肘執政黨的“扭曲國會”局面。自民黨形成了日本政壇“一黨優位”或“一強多弱”的格局，它的優勢依然在持續、強勢地擴大，而反對黨因力量分散，無法發起有力的挑戰。自民黨是保守政黨，明確宣稱要“以日本式的保守主義為政治理念”。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楊伯江認為：“在日本社會，不論過去還是現在，保守主義都是一種十分普遍的思想意識和文化心理，冷戰後日本社會更是呈現出總體保守化趨勢。自民黨突出自身的保守色彩，意在迎合日本社會的保守化趨勢。”而日本的反對黨政治綱領、政策主張趨同，政治理念貧乏，無力抗衡自民黨。2009年至2012年民主黨雖然獲得上臺機會，但執政經驗嚴重缺乏的硬傷暴露無遺，從此再難贏得民眾信任。隨著反對黨普遍陷入頹勢，日本的自由派媒體失去了有力的夥伴。 

執政黨以立法壓輿論

在過去的幾年間，日本國會相繼通過了《特定秘密保護法》(2013年)、《監聽法修正案》(2016年)、《組織犯罪處罰法修正案》(2017年)等一系列法案,影響到公眾知情權、言論自由、新聞採訪權。以《特定秘密保護法》為例，它涉及防衛、外交、防止間諜活動與反恐四個方面,

對觸犯者的懲罰之嚴厲前所未有，如對政府秘密的內部泄密者和做此類報道的記者最高可判刑10年。 

日本新聞行業工會組織“日本新聞勞動組合聯合會”委員長、曾任職共同通訊社的記者新崎盛吾指出，《特定秘密保護法》的運作缺乏透明度、有損日本新聞自由和民眾知情權。該法實施以來，日本新聞界人士普遍感受到了法案的壓力，採訪難度加大，防衛省等政府部門公務員因害怕被處罰而普遍拒絕採訪、不再提供資訊。依據該法，如果媒體通過非法手段獲取資訊將被起訴，但未明確何種手段為非法，致使媒體不得不進行自我審查。 

從無疆界記者組織發佈的世界新聞自由度排名來看，在過去七年裏日本媒體報道自由出現了大倒退。2018年，在180個國家中日本居第67位，大大落後於民主黨執政時代（2009-2012）峰值11位（2010年）。民主黨政權致力於推進日本新聞發佈會的自由公開化，向網路記者、外國媒體、自由新聞工作者等敞開大門。 

自民黨在媒體安插親信的策略

自2012年以來，執政的自民黨為控制輿論，在新聞界安插親信。2014年自民黨任命首相的好友、保守派商人籾井勝人出任日本最大的公共廣播公司日本廣播協會（NHK）會長。此前籾井沒有任何廣播媒體從業經驗，和他一起被任命的一眾高管幾乎都是安倍的親信或鷹派盟友，持相同的政治理念。他們的任命被認為大大影響了該機構的報道中立性。2014年1月25日，籾井在就任NHK會長的記者會上稱：“政府説‘右’，我們不能説‘左’。”對於節目內容，他説：“不能離日本政府太遠。” 

區別於二戰前被政府控制的國營NHK，戰後為避免軍國主義重蹈覆轍，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決定督促創立一個日本媒體機構作為公共監督的手段：向上監督政治權力，向下防止民主改革朝向共産主義化。於是，作為日本戰後民主化的一部分，作為向公眾傳播時事、教育、娛樂等內容，秉持不具傾向性報道的一個公共性質的機構，NHK由此誕生，它一直是日本最受信賴的新聞機構之一。 

NHK擁有一系列保障制衡權力和獨立的制度設計，其中的主要方面是獨立的財源和經營委員會。NHK確立以收取收視費作為其獨立財源的基礎。日本《廣播法》規定，擁有電視機、收音機的家庭等同於自動與NHK訂立契約，須按年向NHK繳納一定數額的收視費。因此，NHK無需商業資本的支援，以避免實力較強的壟斷資本憑藉其絕對的財力優勢左右其報道方針，從而可以讓節目遵從不具傾向性原則，進行公平和多角度的論爭，NHK為此禁止播放商業廣告。NHK也不接受政府財政撥款（除非有政府委託的對外廣播任務）。收視費制度是NHK作為獨立公營媒體運作的基本保障。日本《廣播法》對NHK的經營人事也做了規定，設立NHK經營委員會，有權決定包括經營方針、收支預算等各重大事項。經營委員會是NHK運作的核心，由12人組成，理論上其人選應代表各地方和社會各領域的利益。作為公營媒體，NHK在立法層面受制于政府。首先，NHK經營委員會的委員必須由國會選拔和任命，即政府可以掌控NHK的管理者；其次，NHK的預算案需經國會審議，此設計的目的原本是讓國民選舉産生的議員對NHK進行監督和審查。然而，實際狀況卻是NHK的財政支出受到政府管制。除對公共媒體NHK施加影響外，自民黨還將手伸向日本的商業電視臺。2014年11月，即眾議院選舉舉行的一個月前，時任自民黨副幹事長的萩生田光一向東京的各大商業電視臺負責編制和報道的幹部分別寄發信件，要求它們“確保有關選舉報道公平和公正”。乍看信的語氣似乎低調，但實際內容無異於恐嚇、威脅。很顯然，假若萩生田認為它們的相關報道是公正、中立的，他便沒有必要發送那封信件。日本的廣播電視行業屬總務省管轄，自民黨應無權插手指揮。 

日本媒體忍氣吞聲

曾就職朝日電視臺、現任日本武藏大學社會係教授的奧村信幸指出，自民黨政府對媒體施壓與日俱增，但是來自媒體的抗議之聲卻少之又少。究其原因，有媒體自身結構的問題。日本各商業電視臺均已上市，它們的管理高層擔心政府出手干預並由此帶來經濟損失，因此難以做出以新聞報道為重的決斷。日本的5家全國性報紙與這些商業電視臺互持股份。報社記者為了加快各自在地方城市設臺開播的審批手續，還曾經尋求政府、自民黨的幫助。更有甚者，在日本政府準備提高消費稅時，日本報業成功遊説安倍政府及自民黨將報紙排除在增稅名單之外。受到政府如此厚遇，日本紙媒對於政府的打壓忍氣吞聲似乎就在情理之中了。 

近些年，有的媒體積極向政府的態度靠攏。2018年11月30日，日本英文報紙《日本時報》刊出一篇報道，文章是關於南韓法院裁決要求日本的三菱重工向戰時（南韓）勞工支付賠償金。這篇普通的報道在國際上引發關注，原因是文章的開頭有一段編者按，宣佈該報編輯方針的兩大調整：一是涉及1910年至1945年在日本工廠勞作的工人時，該報不再使用“強制勞工”（forced laborers），取而代之的是“戰時勞工”（wartime laborers）；二是將重新定義“慰安婦”（comfort women），以便解釋戰時並非強制（not forced）而為日本軍提供性服務的女性，今後將使用的表述是“在妓院工作的女性，其中包括那些並非自願而為的女性”。《日本時報》選擇更接近政府立場的措辭受到國內外的強烈批評，《日本時報》于2018年12月6日發表了一份聲明，為“損害了信任關係”向讀者和員工“虔誠致歉”。 

日本媒體“老實聽話”背後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強大的“記者俱樂部”制度，它深深地影響著該國媒體的運作。 

1969年，作為媒體與官僚之間溝通橋梁發佈消息的日本記者俱樂部成立。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機構日漸封閉。日本全國有約800個記者俱樂部，從日本首相官邸、各中央政府部門到各地政府內，日本各大主流媒體都設有記者俱樂部，駐點記者的辦公地點在政府大樓內，政府負責宣傳的部門工作人員與駐點記者保持著密切關係。記者俱樂部的記者只有與政府部門及相關人員建立良好關係，才能第一時間獲得重要消息或壟斷資訊。日本政府機構一般只對記者俱樂部召開記者會、透露資訊，以此形成對媒體的管控。記者俱樂部有內部規程，對一些敏感的事情，記者不能自行採訪報道。如不聽從記者俱樂部的安排，可能會被所在媒體開除。被開除的記者則難以在日本其他媒體謀職，因為其他媒體也忌憚記者俱樂部，擔心不聽話的記者會破壞潛規則。記者俱樂部對日本媒體的控制之嚴由此可見一斑。同時，記者俱樂部這一形式讓日本主流媒體得以壟斷新聞資源，成為媒體行業的既得利益集團。 

日本電視台資深記者清水潔著有《我才不會被騙！——偵查報道的內幕》一書，書中指出了記者俱樂部的荒謬。不能參加記者俱樂部的自由記者遭到排擠，採訪申請甚至也會被拒絕。日語“発表ジャーナリズム”（發表報道）便是用來揶揄來自記者俱樂部的傳聲筒式的報道。 

因為各記者俱樂部壟斷了官邸、政府部門及大型企業機構等的新聞發佈，外界無法得知報道背後的真實程度，記者在撰寫新聞時過於依賴記者俱樂部的資訊，並未做實地採訪，結果是不同報紙刊發的內容相當雷同。 

日本媒體非常強調通過新聞俱樂部獲得內幕消息。這種現象導致媒體間對內幕消息的激烈競爭，它們競相搶先報道政府官員或機構的未來意圖。為爭得第一手消息，記者不惜拍官員馬屁。這種搶在競爭對手之前獲得消息的能力左右著記者的職業生涯成敗。這也是日本媒體內部的一個結構性硬傷。 

結語 

在全球傳統媒體走下坡路之際，日本的紙媒及電視業在國內依然有強大的市場。但是，長期以來，歐美媒體都在抨擊日本傳統媒體鬱悶無聊，稱其報道“不知到底想説什麼”或是“照搬政府公文”。除了一部分媒體外，日本大多數傳統媒體的報道風格都比較克制，注重保持中立，很少有意挑起爭議。 

自民黨重新執政以來，日本媒體愈發顯得沉悶，其報道空間不斷萎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自民黨通過立法、拉攏、干涉等手段影響媒體；另一方面，媒體自身的結構，尤其是強大、排他性的記者俱樂部制度，為自己套上了枷鎖，是新聞壟斷的既得利益者，拱手將自己交由政府控制。加之日本反對黨勢力分散，又難以對執政的自民黨形成有力挑戰。隨著自民黨進入了長期執政的態勢，日本媒體報道自由空間萎縮的狀況可能會更加嚴峻。 

責任編輯：時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