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智】吳曉球：改革和開放是連在一起的，開放是最大的改革

本期嘉賓：吳曉球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一級教授（金融學）

以下整理了吳曉求演講主要內容。

中國經濟延續了幾十年的高速發展，整體上已進入小康社會。當然，我們還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的水準，我們只是一個中上等收入國家。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我們希望在和平的環境下發展經濟，但有人不願意，總要製造一些障礙，對此我們必須要有深刻的洞察力。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的預測，全球一些主要經濟體經濟都將出現較大萎縮。它們預測，美國經濟今年將萎縮8%，歐元區將萎縮10.2%，日本將萎縮5.8%。同時，從國際貿易看，全球第二季度的貿易額比第一季度下降了26.9%。中國國際貿易總規模佔GDP超過三分之一，外向性非常明顯，外部經濟的萎縮會對中國經濟帶來重大影響。外部需求萎縮了，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會下降。對於未來外部環境的演進和惡化對中國經濟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我們不能掉以輕心。英國又在對華為有動作，這是在意料之中的。

儘管如此，我仍然認為我們要著力推進經濟全球化，著力推進開放，不能由此就讓中國經濟進入內迴圈時期。我們不能因為外部環境的嚴峻找出不開放的理由。開放是一個偉大國家産生的重要原因。只有開放，我們才可以找到前行的方向，也能夠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

我不認為未來的世界會演變為一個一個孤島，大可不必這樣悲觀。我也不認為民粹主義能夠盛行多久，這不符合人類文明的發展趨勢。孤島是沒有意義的，生活成本高，經濟運作成本高，又沒有效率。只不過，未來國際間的關係以及國際貿易領域可能有新的規則産生。現行的規則，包括國際貨幣體系、國際政治體系、國際政治架構、國際貿易規則等等都是在二戰後確立和完善起來的。這些規則成果對於全球經濟的增長帶來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減少了不必要的摩擦和成本。但經過了七十多年的變化，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的確改變了二戰時的利益結構。我認為，有一些新規則的制定應該聽取這些新興經濟體的呼聲。過去中國是國際規則的接收者，現在則是國際規則改革的參與者。

十九大報告提出，到2030年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到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未來我國所遇到的困難絕不會比過去四十年遇到的困難少，可能更複雜、更艱難。

短期來看，新冠疫情給中國經濟帶來嚴重衝擊，但中國經濟正逐步步入正常軌道。不過也需注意，新冠疫情的後遺症仍然巨大，全球範圍內新冠疫情還在屢創新高，這對中國經濟帶來壓力也非常大。短期來看，中國經濟仍需紓困。從中長期目標看，我們必須思考如何讓中國經濟恢復活力的問題。未來幾年，我們會遇到重大的挑戰，這個挑戰即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在未來幾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同時能夠保持經濟的可持續性，是我們的政策設計、制度改革以及各項措施所要考慮的重點。

我們現在的問題除了要考慮下半年經濟的復蘇和明年經濟的趨於正常（明年GDP增速達到5%相對來説是完全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如何讓經濟保持可持續性，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未來大概五年左右我們所面臨的目標，我們需要把握好以下五個原則：

第一，解放思想。中國的現代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且中國的獨特性使得我們無法複製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經驗。我們只能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因此在思想上不能有大的約束。在過去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有一大批提著腦袋幹事的人。他們知道前面是禁區，可能也會犯錯誤，但是你不過去誰過去？未來中國面臨的困難只會比過去大，因為要成為一個發達經濟體，光靠人口紅利、自然資源稟賦是行不通的。我們必須通過創新才能解決問題。

第二，堅定不移地走改革開放道路。什麼叫改革？改革一定要釋放人們的積極性。當每一個經濟主體都充滿積極性，去創業、去創新、去創造，沒有顧慮，就可以創造財富。改革就是要讓所有人能夠很好地實現人生的夢想和追求，這是判斷改革的重要標誌。

市場化是經濟改革的基本方向。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們成功的做法是成功處理好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價格是由市場決定的，政府不能過多地決定價格。有一段時期，我們過多介入了價格的決定，造成的危害性很大。資源要更多地交給市場去配置，這是四十多年來我們取得成就的原因。如果政府大包大攬，我不認為我們能夠取得很好的成績。我們要尊重企業和企業家，要保護企業家精神，保護人們的財産權，落實競爭中性原則。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這是中國社會法制的巨大進步。我希望《民法典》能夠得到非常有效的執行。每一個市場主體都在平等地創造社會財富，他們之間不應該存在歧視，這是民法典制定的基本準則之一。

改革和開放是連在一起的。開放是最大的改革。我們的實體經濟在我國加入WTO後得到了很好的發展，但目前我們還有一個重要領域還沒有完全開放，即金融體系。到現在為止，應該説我們只走了一步，比如，金融機構的開放幅度很大，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可以不受股許可權制。人民幣並沒有實現完全可自由交易，在相當長時期內，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緩慢。

總結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時，有一些觀點認為，過多的開放會導致國際金融風險的大規模輸入，但實際上我不是這麼認為的。化解危機最好的辦法就是開放。危機本身是中性的，出現危機一定是説明經濟體系或金融體系中出現了結構性問題。經濟危機當然會導致大蕭條，導致很多企業破産、倒閉和失業，但是它也有一個好處，即把那些落後的産能淘汰掉，剩下精華。2000年納斯達克市場的確存在很多泡沫，但經過危機之後，很多競爭力不強的高科技企業倒閉、退市了，留下了精華，才會有今天的納斯達克市場。今天的納斯達克，市值前十家的上市公司都是高科技企業，看不到金融機構的影子。誰也不願意看到危機出現，但有時危機是一種矯正經濟體系的機制。靠政府的行政手段發現風險和危機是困難的。

人民幣的國際化步伐慢了，如果能夠相對快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我相信人民幣是有吸引力的。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來自於中國經濟的可預期性，來自中國經濟轉型的可預期性。中國經濟不是泡沫化的經濟，不是靠外資大規模涌入而推動的泡沫化經濟。中國經濟不是短期的繁榮，總體來看是相對健康的經濟。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是樂觀的。當然，未來人民幣幣值會有波動。市場的本質就是波動的，波動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波動就是讓人民幣找到恰當的定價機制。人民幣的國際化非常重要，對於我們國際貿易的安全、全球經濟體系的穩定，包括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都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國金融體系的開放，包括金融市場的開放和人民幣的國際化，會給中國帶來契約精神的大幅度提升。契約、法治和透明度是發達金融市場的三大要素。沒有法治、沒有契約、沒有透明度，要建成國際金融中心是不可能的。

第三，我們必須要有創新的精神。中國經濟只有通過一系列的創新才能實現持續成長，包括科技創新、組織創新、模式創新、管理方法創新、體制創新等。所有這些創新都和思想創新息息相關。科技創新特別重要，如果一個國家經濟沒有科技創新，那將是不可持續的，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法治的完善擺在首位。後疫情時代的政策方向，更重要的還是激活市場主體的活力，讓他們有安全感、積極性。未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要求政府職能轉型。未來政府的角色是積極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而不是説自己做投資主體。轉換政府職能，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非常重要。

第五，要形成容錯機制。要為那些有擔當、有幹勁、有責任感的人提供保護。中國未來面臨的困難非常複雜，真的需要一批又一批人去闖，這需要有擔當的人不斷試錯。只有在試錯的過程中擴大容忍度，人們才敢去試錯。人才是稀缺資源，社會需要保護他們。

只要把這些做到位，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一定有可持續性，一定能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責任編輯  蔣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