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費潛力取決於收入和預期

林採宜  華安基金首席經濟學家

就短期而言，當下消費不足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麼？提振消費的難點到底是什麼？

居民消費潛力取決於收入和預期。收入決定著什麼？決定著當期的支付能力。目前我們國家存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稅收結構決定了絕大多數稅收是向工薪階層徵收的，財産稅在我們國家稅收結構中佔比非常小。為什麼我國的消費佔比這麼低，而投資佔比會那麼高呢？因為針對財産的稅收是很低的，大部分有錢人在投資方面熱情非常的高。我們的稅收很多是來自於個人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大多徵收自薪酬階層。所以稅收結構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們現在消費能力不足或者消費積極性不足；然而財産稅收得比較低，所以投資不斷增加。綜上所言，貧富差距的增加有時候和稅收也是有關係的。

收入是影響消費很重要的因素，想要增加消費，首先要提高收入水準。從2000年到現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實際是在不斷下降的，從兩位數到“9時代”到“8時代”、“7時代”，現在可能很快要降到“6時代”。有了疫情，説不定會進入零以下的負時代。所以收入問題是抑制中低收入階層、廣大老百姓擴大消費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預期。即便是發達國家美國，國內大部分老百姓也沒錢，存在很多“月光族”，即吃光喝光用光。因為美國居民對未來的教育、醫療、養老保障的預期是比較樂觀的。多數美國居民在進入老年之後，不太會為養老資金擔憂；生病以後，大多數人是有醫療保障的。所以未來的保障決定了居民心理預期。現在中國人收入很低，但儲蓄很高，不是日子太好過、錢花不掉，而是不敢花。不敢花是因為對未來的預期是比較悲觀的，很多居民會考慮存錢養老、存錢治病；年輕一點的人則認為要存錢給子女上學。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儲蓄意願很強，消費意願則會下降。所以決定一個民族消費需求的有兩個因素：一是老百姓的收入水準，二是老百姓的心理預期。所謂心理預期就是老百姓的安全感，越是有安全感的民族邊際消費傾向越高，吃光用光；越是沒有安全感的民族邊際儲蓄傾向會越高，消費傾向越低。所以我們不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準，還要提高其消費意願，也就是要提高我們的生活保障水準。

若要提振消費，我們的主要措施到底是什麼？什麼樣的措施能夠比較有效地應對當下消費不足的問題？

目前新增病例成為考核官員的重要指標，各級地方政府嚴控地方疫情反彈。部分地區一旦出現新增病例，都會進行追責。所以疫情防控面前，經濟恢復在一定程度上被擱置。受本次疫情衝擊最大的産業是電影、展覽以及一些類似于培訓、健身等聚集型的産業，這些防控力量不是出於民間自我保護，而是來自於行政要求。過度嚴格的監管措施不利於中小企業的生存和恢復，挽救中小企業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防疫方面進行適當的放鬆。實際上張文宏教授也認為做到零病例是不可能的，我們要做的是把病例控制在不會衝垮醫療體系的同時還要保證生産和生活的正常進行。這關鍵在於把控地方經濟和防疫之間的平衡。現在防疫變成了頭等大事，很多地方官員和國企機構都是犧牲經濟來控制疫情，爭取做到零新增病例，這樣導致很多中小企業的活力就被抑制了。在這種情況下，對電影院、餐館等小微企業的支援也就無從談起，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放鬆疫情管制。

第二，消費券發放重點不是消費多少折扣多少，而是要發放現金化的消費券。消費券相比現金的好處在於可以到期作廢，也就是説把持券者的儲蓄慾望打消一部分。因為消費券不消費就會作廢，而消費時又完全可以當做現金來用，這可以真正為一些低收入居民“救急”。經濟學中有兩種需求，一種是有效需求，一種是無效需求。現在不是沒有消費需求，我們缺少的是有效需求，即具備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所以拉動需求不光針對那些收入非常低的偏遠地區的農村老人，還包括不具備資金的城市青年人。他們有強烈的消費慾望，但是沒有支付能力。把需求變成有效需求，就是要賦予有消費需求的人支付能力。過期作廢的消費券是非常有效的做法，就是現金券，並且補貼居民相比救助企業要簡單很多。所以這就是西方社會為什麼發很多現金，通過發放到個人實現疫情中的救濟。在經濟恢復過程中，我們保增長是為了保就業，保就業是為了保消費，消費券一步給到位，進而保障居民生活。這是我想表達的第二點，要讓生活中存在的客觀需求變成有效需求，賦予他們支付能力，所以發放到期作廢的現金化消費券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三，我們的公積金賬戶上積累了大量資金，但是好像只能用於買房子、租房子、大修房子。其實這部分都是從員工賬上扣除的，都是屬於員工的錢，難道非要等到退休之後用嗎？更何況很多人當下的消費就成問題。所以應考慮能否放鬆公積金的使用用途，規定一部分公積金可以提現。公積金制度本來是用於鼓勵購買住宅，但現在生活消費都被抑制，也就無暇顧及住房。所以在制度上是不是可以考慮靈活一些。我們把一些職工公積金賬戶上的餘額，作為他可以提前消費的額度，當然這個額度是用來對衝一些基礎消費的。這種方式在制度上是可以考慮。因為很多居民不具備買房的經濟基礎，如果公積金非要等到退休以後用或者買房用，那對買不起房的人來説公積金是“劫貧濟富”。因為這種情況下公積金資助了那些買房的人，對於買不起房的人，他們本來可以把當期消費的一部分錢被凍結起來，放在遙遠的將來。如果存在通脹因素或者其他因素的話，這一部分個人的現金資産相當於被凍結或者被其他人透支了。所以公積金帳戶的提現制度可以放寬，使它有更多的用途，從而緩解目前居民支付能力不足的問題。在現在的居民支出體系裏，住房是很大的負擔。很多家庭每個月工資發了馬上還房貸，很多員工本來工資就很低，還要提走一部分存公積金。公積金應該作為一種自願選擇，可以自願用於以後購房或者退休後使用，或者是當期給孩子買奶粉尿布等等。所以公積金應該可以有所選擇，不應該強制地進行公積金提取並把它凍結到若干年以後直到買房和退休之後才能使用，公積金制度改革是有可以調整的空間的。

第四，消費信貸的支援。消費信貸的支援跟消費券一樣，也是解決當期消費需求存在而支付能力不足的問題。現在的消費信貸有兩大主要部分，其中又以房貸為主。房貸利率設置基本合理，但是消費信貸利息較高。我們的年輕人90後、85後消費信貸都使用信用卡，信用卡的利息率是18.5%。假設年輕人沒有錢過日子，如果不是用來買房，消費就要付出18.5%的利息，這樣的消費信貸是不合理的。想要刺激消費，至少要把非購房消費信貸設置一個更合理的利率。當然如此設置利率對銀行來説存在信用風險問題，那麼就可以劃分人群、劃分信用，應該使一部分非購房消費信貸享受到接近於正常的企業信貸或者購房信貸的利率水準，而非18.5%這樣的“高利貸”。對於這個問題應該在銀行方面做一些努力。

至於中小企業救助方面，先考慮小微企業是什麼樣的“動物”？全球三分之一的小微企業就是迅速消亡，同時又迅速誕生。企業存活的意義就在於社會需要它，只要社會有需求企業就能誕生。小企業的誕生是很容易的，但只要需求産生了變化，企業馬上就面臨破産的風險。比如旅遊行業，現在對旅遊相關企業的救助無濟於事，因為疫情防控下這一類企業沒有需求。又比如電影業，和電影有關的企業肯定要面臨生存危機，沒辦法去救活它。這一類企業沒有辦法，現在倒閉以後，一旦政策改變、需求産生，它又會成長起來，就像雨後春筍一樣。小微企業三分之一都是迅速消亡，又迅速誕生。這種小企業如果要救它，就將企業主個人設置為消費信貸的主體，因為一個企業要在銀行貸款，信用貸款是拿不到的。這種狀況是很難改變的，因為錢在銀行手裏，銀行肯定要考慮風險。其實小企業的風險遠遠大於自然人的風險，因為自然人有一個“黑名單”，自然人進入黑名單之後會一直背負個人信用；而企業只要登出掉，再用其他姓名註冊一個企業，前面的賬可以一筆勾銷。所以包括中國的銀行在內的全世界的銀行對小企業貸款都非常慎重。

通過銀行救助小企業，很有可能會犧牲儲戶利益，犧牲儲戶資産的安全性來救助小企業，這種方式也不太恰當。所以銀行的信貸政策應該向個人傾斜、向消費信貸傾斜，而不是向企業傾斜。小企業破産造成的失業問題，要通過消費信貸、消費券以及公積金提現來解決。所有救助都落實在人身上、消費者身上，而不是把中小企業的救助作為一個重點。

關於消費券方面，當下中國消費券的發放主要存在什麼樣的問題？消費券資金來源何處？消費券發放應怎樣識別低收入階層？

關於消費券的問題，首先是分析收入識別問題。其實嚴格的收入識別是比較困難的，尤其是在我們國家收入體系的現金交易比較發達的社會情況下。那麼該怎麼樣做識別呢？有一種簡單化的常規手段，就是將消費券所能購買的商品進行限制。美國有很多食品券，但是持有這種食品券到超市裏不能購買有機産品、不能購買低脂牛奶等。發放的消費券可以當現金用，但也不能完全當現金。因為用現金你可以買任何想買的物品，而消費券是政府對你的補貼，用於滿足生活困難群體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比如在超市裏會規定哪些商品是用消費券支付的，哪些商品是不可以的。所有的有機産品，包括進口食品、口紅、化粧品都不是必需品。消費券只能用來買生活必需品，而且是偏低端的，這樣就導致窮人會去用它。對於某些産品，當消費者生活到達中産階級水準以後將很少購買，而這些東西對低收入階層來説是需要的。所以保障是什麼？保障是一種人道主義援助，人道主義援助是保障你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滿足。所以消費券如果只能買最普通的柴米油鹽，那才是真的保護窮人。

消費券問題有兩大重點：第一點是要限制消費券購買商品的類型和品種；第二點關於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甄別問題。此外發放的消費券最好是不可交易的。券只能買低端産品，那麼會産生這樣一個問題：收入比較高的、中産以上的人把券賣給窮人，高收入群體將消費券現金化，拿到黑市上去賣，這導致一部分補貼還是會惠及富人。

怎麼樣讓富人拿到的消費券會作廢或者至少一大部分作廢呢？現在央行在推行電子貨幣，用電子貨幣的方式發到每個人的社保卡上去，並且社保卡不能用來買東西，即便可以用來買東西，也會限制它的用途。為什麼醫保卡上會有那麼多錢？因為醫保卡上的錢提不出來，只能買藥品；而且到藥店去的話，醫保卡還不能買補品，所以我們的醫保卡真的是醫保用途。央行現在電子支付體系非常發達，政府將消費券發放到高收入群體的社保賬戶上去，並且規定它的時效性，可以改善消費券的發放效果。在消費券無法轉讓的情況下，將其變現的唯一方法就是去買低端的商品再拿到超市門口賣掉，收入較高的人不會因為這點錢去幹這種事情。這種方式至少增加了消費券在民間轉移的難度，就像醫保卡上設定僅能用於買藥的金額。雖然倒賣商品的現象可能會發生，但總比直接將券轉讓變成現金要好很多。

對於消費券問題，總結起來有以下兩點：1.對消費券可以購買的商品進行限制；2、改變消費券發放的形式，使其可轉移性、可交易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