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改革的辦法才能真正提振消費

陳彥斌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經濟學教材建設重點研究基地執行主任、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我國各個行業已經基本恢復了正常生産運營。2020年5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為4.4%，已經大致接近去年同期水準。但相比之下，消費仍然相對復蘇疲軟乏力。2020年5月份消費增速回升4.7個百分點，但仍為-2.8%（實際情況更嚴峻：扣除價格因素實際下降3.7%；除汽車以外的消費增速為-3.5%）；1—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為-13.5%，較1—4月份-16.2%的增速水準也有所回升，但仍延續了年初以來高達兩位數的負增長態勢。而且，消費出現結構性分化。一方面，網上消費、新業態消費等增長比較快，1—5月份全國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11.5%，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重上升到24.3%。但另一方面，餐飲、住宿以及與旅遊相關的服務類消費仍然較為疲軟，5月份餐飲收入同比下降18.9%，石油及製品類消費增速為-14%，表明外出旅遊需求仍然較弱。因此，之前所樂觀預期的“報復性消費”暫時還沒有出現，消費低迷現象依然存在，促消費任務仍然艱巨。

一、提振居民消費是長期以來的老大難問題

過去二十年，國家高度重視提高居民消費水準。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調整投資和消費關係，逐步提高消費在國內生産總值中的比重”。十七大報告強調要“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加快建立擴大消費需求長效機制，釋放居民消費潛力”。十九大報告更是首次提出要“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與此同時，近五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均提出了擴大內需和提升消費的具體要求。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更是提出要“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推動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提振消費與擴大投資有效結合、相互促進”。

但是，國家的重視並未促成高消費發展態勢。反而，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呈現出“高增長、低消費”的典型特徵。從歷史對比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居民部門消費率整體呈現下滑趨勢，從1978年47.8%的水準下降至2010年35.4%的歷史最低點。2011年以來，雖然中國居民部門消費率有所回升，但依然處於40%以下的較低水準。從國際對比來看，2018年中國居民部門消費率僅為39%，而同期世界平均水準達到了58%。發達經濟體中，美國和英國的居民部門消費率更是分別高達68%和66%。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中，巴西和印度的居民部門消費率也分別高達64%和59%。

事實上，疫情前幾年，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問題就已經進一步凸顯。從居民每人平均消費支出來看，剔除價格因素的實際增速從2014年的7.5%下滑至2019年的5.5%，接近該指標公佈以來的最低值。其中，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消費增速差異顯著。2019年城鎮居民每人平均消費支出實際增速為4.6%，較同期農村居民每人平均消費支出實際增速低了近2個百分點，延續了2014年以來城鎮居民每人平均消費支出增速低於農村居民的走勢。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來看，剔除價格因素的實際增速從2012年的12.1%下滑至2019年的6%，觸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點。中國居民消費水準持續低迷，居民部門承受了較大的福利損失。

由於中國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比較低，因此各界人士更為重視投資和出口對於中國宏觀經濟的支撐作用，存在忽視居民消費的傾向。然而，在“高儲蓄—高投資—高出口”的經濟發展模式下，中國經濟很容易受到外部衝擊的影響。就今年而言，受疫情蔓延與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增加等因素的影響，近期中國的調查失業率有所上升，從2020年1月份的5.3%升高到4月份的6%，持續處於該指標自發佈統計數據以來的高位。最近雖然有所回落，但是考慮到大量大學生和大量返鄉農民工需要就業，就業風險仍然需要警惕。較高就業風險下，家庭消費能力有限，難以出現報復性消費。因此，出口疲軟加上家庭消費乏力，可能會進一步惡化製造業投資，從而總需求增長乏力，並進一步加大總生産與總需求之間的缺口與産能過剩。事實上，2020年1-5月製造業投資增速為-14.8%，仍然較為低迷，大幅低於基建投資增速（-6.3%）和房地産投資增速（-0.3）。因此，在不利外部環境的情況下，提振居民消費是盤活宏觀經濟和建立“消費-投資-生産”良性迴圈的關鍵環節。

有鋻於此，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新抓手就是“使提振消費與擴大投資有效結合、相互促進”的戰略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因此，需要高度重視與合理應對居民消費乏力的問題。2020年5月23日上午，習近平同志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經濟界委員時的講話更是明確指出：“面向未來，我們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著力打通生産、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逐步形成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二、居民消費有潛力並不見得就會自動得到提振

客觀而言，中國居民消費是具有較大潛力的。潛力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中國居民部門消費率持續偏低，未來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正如前文所述，無論是從歷史對比的視角還是國際對比的視角來看，中國居民部門消費率都處於較低水準。更進一步地，如果對相同每人平均GDP水準下的若干國家的居民消費率進行比較，那麼能夠更加準確地判斷中國居民部門消費率的整體情況。中國在2019年每人平均GDP超過10000美元，因此本文選擇每人平均GDP為5000—10000美元作為參考係，進而對比若干國家在每人平均GDP水準大致相同時的居民部門消費率水準。可以看出，在相近的每人平均GDP水準上，中國居民部門消費率顯著低於美日英等發達經濟體，也低於南韓這樣的新興經濟體，並且差距很明顯。這表明當前中國居民部門有較大的消費潛力可供開發。

二是，國內市場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産品的供給還較少，消費者對高品質産品的消費潛力由於供給側受到抑制而未充分釋放。消費是由需求與供給兩端共同決定的。如果供給端難以提供居民所需的産品與服務，那麼即使居民存在擴張消費的慾望，也難以實現居民消費的快速增長。這恰恰是現階段中國面臨的突出問題：居民對於高品質消費品以及教育醫療等民生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多，但是國內市場供給卻明顯不足，由此顯著抑制了國內消費需求的擴張。越來越多的人群開始出國留學就醫和通過“代購”、“海淘”等方式大量購買國外産品，這一現象也表現出當前居民對高品質産品與服務具有較大的消費潛力。

三是，中國消費環境整體欠佳，部分消費者的消費潛力未被釋放。根據中國消費者協會公佈的數據，2019年全國消協組織共受理消費者投訴82.1萬件。其中，售後服務和産品品質的投訴佔比最大，兩者之和佔投訴總量的54.2%。面對大量的假冒偽劣商品和品質較差的消費環境，部分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會仔細權衡消費獲益與消費風險，而選擇持幣待購和延遲消費甚至放棄消費的人不在少數，這就抑制了消費潛力的釋放。有鋻於此，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讓群眾放心消費、便利消費。”隨著消費環境的不斷改善，中國還將有大量的消費潛力能夠得到有效釋放。

當然，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分析有可能存在潛力悖論問題，導致並不見得消費潛力就一定會釋放出來成為現實的增長動力。通常所談的消費潛力大多都是基於差距，也就是説，之所以有消費潛力，主要是由於現在消費相對低下。但這種看法是存在邏輯悖論的。消費差距與消費低迷是結果、是現象，並非可以獲得快速增長的前提與原因。而且，差距也許只是可以改進的美好願望。舉例來説，按照差距與潛力的説法，全班體育成績中最後一名的同學潛力是最大的，而全班體育成績第一名的同學是最沒有潛力的。可見，以差距來判斷潛力可能存在誤判。

三、用改革的辦法才能真正提振消費，消費券和地攤經濟等只是權宜之計

為了有效應對新冠疫情對經濟的短期衝擊，自2020年3月份以來，多地陸續開始發放消費券。據初步統計，已有28個省份、170多個地市統籌地方政府和社會資金，累計發放消費券達200億元左右。而且，各地還陸續出臺多項政策鼓勵和支援發展“地攤經濟”。在發放消費券、發展“地攤經濟”和其他經濟政策的協同發力下，居民消費確實有了一定的起色。2020年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8%，雖然仍為負值，但相較于3月份-15.8%和4月份-7.5%的增速水準有了一定的好轉。然而，無論是發放消費券還是發展“地攤經濟”，都只是疫情衝擊之下的權宜之計，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當前居民消費持續低迷的問題。貨幣政策等傳統宏觀政策對此也作用很有限，只有依靠改革的辦法才能真正有效提振居民消費。具體而言，有以下五個重要抓手。

一是，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長期以來，中國依靠“高儲蓄—高投資—高出口”的發展模式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然而，這樣的發展模式必然導致資本積累超過黃金律水準和消費受到抑制。有鋻於此，需要堅定改變經濟發展模式的決心，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從而進一步挖掘居民消費潛力。

二是，從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兩方面入手，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壯大中等收入群體。新世紀以來，中國基尼系數不斷上升並長期處於0.4的國際警戒線之上。如果將“隱性收入”考慮在內，中國收入差距可能會更大。值得注意的是，當前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由高收入群體收入增長過快轉為中等收入群體收入增速下滑過快。尤其是2018年中等收入群體的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僅為3.1%，而高收入群體的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依然高達8.8%。作為消費的主力軍，中等收入群體收入增速下滑成為制約全社會消費的主要因素。

三是，加快建立房地産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減輕居民部門住房債務負擔，降低居民債務對消費的抑製作用。目前，中國居民部門債務負擔已經較重。2019年中國居民部門債務佔GDP的比重達到55.2%，高出新興經濟體平均水準約12個百分點。如果採用居民部門債務佔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來計算，2019年中國這一指標已經高達128.5%，超出美國同期水準20個百分點左右。居民部門債務快速攀升主要是由於近些年房價高企，部分居民背負了較重的房貸壓力。截至2018年末，中國居民部門債務總額為47.3萬億元。其中，個人住房貸款餘額為25.8萬億元，約佔債務總額的55%。房貸規模的擴張顯著抑制了居民消費。因此，未來應加快構建房地産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減輕居民部門債務負擔，從而釋放居民消費潛力。

四是，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根本性地減輕居民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方面的後顧之憂，降低居民預防性儲蓄。一直以來，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服務性消費供給數量不足，導致“上學難、看病難、養老難”等問題持續存在，明顯增加了居民預防性儲蓄。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解決好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方面的後顧之憂，才能解決我國社會面臨的主要矛盾，從而使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因此，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快推進教育、醫療、養老等多方面體制機制改革，促使居民降低預防性儲蓄，為消費騰出更多的空間。

五是，構建“世界工廠+世界市場”新模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充分發揮比較優勢並積極參與對外貿易，迅速發展成為“世界工廠”。不可否認，“世界工廠”模式成功推動了中國過去長達四十餘年的高速增長。但隨之産生的是中國居民消費水準偏低、內需持續不足的局面。在目前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和貿易保護主義不斷抬頭的不利外部環境下，很有必要構建“世界工廠+世界市場”新發展模式。在進一步維護好“世界工廠”地位的同時，加快培育國內市場，加速技術進步和轉型升級，提高中國産品的品質和技術含量，打造中國作為“世界市場”的新角色。通過“世界工廠+世界市場”的新模式營造更好的消費環境，促進居民消費的提升。

概括而言，不要以為居民消費佔GDP比重小，就以為居民消費是小事。而且，要靠改革的辦法才能真正提振居民消費和開發出居民消費的巨大潛力。需要強調的是，十三五期間我國重點解決了貧困群體的收入與消費問題，即將到來的十四五期間我國需要戰略性地著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與消費。這既是落實高品質發展和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需要，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避免陷入低消費低增長惡性迴圈的現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