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學規劃2-4季度經濟增長目標指引。根據我們的測算和梳理，受疫情衝擊下1季度GDP負增長6.8%的影響，全年GDP增速達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和“十三五”規劃目標所要求的5.5%左右的難度極大，已成為各主要約束性指標中的最大短板，但如果以2-4季度經濟增速來衡量中國真實增長水準，仍有較大把握完成目標。我們必須認識到，2020年經濟增長是極為特殊的一年，其特殊性在於新冠肺炎疫情的短期劇烈衝擊。因此，對於2020年GDP增長的核算也必須充分考慮這一短期因素的干擾，在常規統計的基礎上，補充構建剔除疫情因素的GDP增速指標及其相關指標。這樣做既具有科學合理性，也具有政治經濟學意義，更具有現實可行性和預期引導作用。
1）《政府工作報告》沒有提出全年經濟增速具體目標，主要因為全球疫情和經貿形勢不確定性很大，我國發展面臨一些難以預料的影響因素，但沒有提出全年經濟增速具體目標，不代表全年經濟增速不重要，相反今年經濟增速的政治經濟學意義比以往年份更加重要。一方面，2020年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也是國家“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十四五”規劃的確立之年，經濟增速對於評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完成度、國家“十三五”規劃完成度非常重要，對於“十四五”規劃的確立也有指導意義；另一方面，在樂觀預期和悲觀預期兩級分化的背景下，缺乏明確目標既可能導致部分地區對經濟發展失去引領作用，部分地區又對經濟過度刺激而産生嚴重後遺症，影響經濟高品質發展的大局。
2）今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長數據，不應該納入全年的GDP增長核算。在第一季度，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國集中精力進行嚴格的疫情防控，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了疫情防控的勝利，避免了上百萬人感染，挽救了十幾萬人的生命，所取得的這些成就是無價的，難以用經濟指標來衡量。由於中國進行嚴格的疫情防控，包括企業停工停産和居民社交隔離，一季度的中國宏觀經濟運作完全處於非正常狀態，也因此一季度的經濟增長數據並不能客觀反映中國真實的經濟增長水準。
3）今年第二至第四季度的GDP增長數據，可以作為全年GDP增長數據的替代性指標或補充性指標。中國在一季度取得疫情防控的勝利，得以將疫情對中國經濟的正面衝擊“鎖定”在一季度，這不僅為全年經濟社會發展奠定了有利基礎，也為構建剔除疫情影響的GDP增速指標提供了極大便利。按照目前的經濟恢復形勢，雖然第二季度仍然受到疫情較大程度的影響，但中國經濟在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有望恢復至正常增長軌道。因此，以2020年的後面三個季度的GDP增長數據來反映中國經濟增長水準具有科學合理性，同時也具有技術上的可行性。事實上，即使這一增長數據也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中國的經濟增長水準，但也因此更容易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
4）以第二至第四季度的累計GDP增速來衡量全年經濟增速，能夠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所要求的“國內生産總值和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其中，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任務在2019年已經達到；而國內生産總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任務還需要2020年GDP增速達到5.5%。在“兩會”推出的所有規模性政策的作用下，疫情衝擊對今年第二至第四季度經濟增長的影響可以得到有效對衝，全年實現較為強勁的“逐季復蘇”特徵。我們分三種情景，設置各季度的增長目標如下：
a）根據我們的基準預測，第二季度GDP增速為2.5%，第三、第四季度GDP增速為6.5%、7.5%，則三個季度累計GDP增速可以達到5.6%（下半年增速為7.0%，全年增速為2.9%）；b）若第二季度GDP增速達到3.0%，第三、第四季度GDP增速達到6.2%、7.0%，則三個季度累計GDP增速就可以達到5.5%（下半年增速為6.6%，全年增速為2.8%）；c）若第二季度GDP增速僅為1.0%，第三、第四季度GDP增速達到7.0%、8.0%，則三個季度累計GDP增速就可以達到5.5%（下半年增速為7.5%，全年增速為2.8%）。
通過以上情景模擬可見，如果以第二至第四季度這三季度的累計GDP增速作為2020年經濟增速的衡量指標，那麼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所要求的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翻的目標任務，就具有了現實可行性，它要求下半年經濟增速比去年同期高0.5-1.5個百分點，這符合疫後經濟修復反彈的客觀規律。以此為目標指導全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就具有引領作用，既不會形成對經濟的過度刺激而産生嚴重的後遺症，影響未來經濟高品質發展的大局，又仍然需要各地區經過一定的努力，完成下半年經濟增速略高於去年同期的目標任務。在這一增長目標的指引下，下半年的失業風險將得到極大緩解，能夠更好地落實“六保”任務。
二、把握信心提振的窗口期，將中期視角的“預期管理”作為各項宏觀政策的統領和重要抓手。在外部環境存在高度不確定性、內需增長出現大幅下滑和結構分化達到新的臨界值的背景下，簡單的預調、微調已經不足以應對宏觀經濟日益面臨的加速性下滑風險，而必須借助於中期視角的“預期管理”。
1）必須旗幟鮮明地穩定內需，堅定不移地推出所有規模性政策，引導市場主體形成一致預期，確保經濟運作在復蘇軌道。由於預期持續惡化，目前除了總量性的收縮，更在投資領域和消費領域都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結構性緊縮效應：居民不敢增加非必須品消費、企業不再擴大生産性投資。如此持續下去，不僅蕭條型的結構分化將會加劇，而且升級型的結構分化也將停滯，而且産生總量性的緊縮效應和局部性的風險惡化，城鎮失業風險、返城農民工的二次返鄉潮、金融市場的信用風險都可能會隨之顯化。
2）新一輪的信心構建必須從今年2季度末全面開始，應對需求緊縮效應的進一步顯化。目前供給面修復帶來的第一階段復蘇效應開始産生積極預期，近期外需的超預期表現為中國集中精力穩定內需帶來了寶貴的窗口期，同時前期金融風險的緩釋和中美貿易摩擦的階段性緩和也為下半年帶來一個相對穩定的金融市場和外貿環境，這對於重建市場信心提供了非常有利的重要時點。
3）進一步公開明確疫情形勢預期。雖然疫情具有不確定性，但通過專家相對準確判斷，可以為企業投資生産明確疫情預期，從而減少發展顧慮。預期管理在我國的政策實踐中仍然應用不充分，今後應該考慮由最相關部門專門研究作為政策制定的一部分。同時，由中央推動進一步減少復産復工中的政策障礙，目前實際操作中地方政府仍然存在過度管制，放開速度較慢。
三、高度重視疫情衝擊下各類微觀市場主體行為模式調整的宏觀經濟後果，特別是居民消費行為和企業投資行為的過度“保守化”傾向，不僅導致經濟復蘇節奏放緩，也將導致一些傳統政策手段以及預調微調模式的失效，必須要有針對性的政策舉措，並且達到一定的力度。尤其要避免宏觀經濟負向反饋鏈條的出現，導致灰犀牛事件的發生，損害中長期經濟增長潛力。1）高度重視城鎮居民顯性失業和收入下滑引發的預期惡化問題；2）高度重視農民工隱性失業和已經出現的大規模返鄉潮問題；3）高度重視大城市就業韌性持續下降的苗頭性問題。由於大量隱性失業群體的持續存在，必須加快推出以補貼家庭、保障民生為起點，以刺激消費、提升市場需求為仲介，最終既保企業、又穩就業為結果的“規模性消費刺激和收入補貼計劃”。只有市場主體行為模式有效扭轉，市場需求才能有效回升，而只有需求有效回升，減稅降費和金融扶持政策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企業才會擴大生産和投資，拉動更多就業和居民收入增長。要提升企業的産能利用率和達産率必須要有充足的訂單和市場需求，否則生産越多就虧損越多。特別是大量的服務業企業的産能恢復狀況由於沒有市場需求基本處於停擺狀態，産生新一輪的隱性失業和收入下滑問題，形成惡性迴圈。
四、隨著中國經濟復蘇步入新階段，經濟工作的重點必須從行政性復工復産轉向有效需求的快速擴展之上。推動行政性復工復産向市場型深度復蘇進行順利轉換，需要在快速落實中國所有規模化政策和有效需求提升戰略的同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快速提升有效需求應當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焦點，疫情救助應當向全面刺激有效需求進行轉變，供給側扶持政策應當向需求側刺激政策轉變。
1）必須認識到中國經濟復蘇已經發生重大階段性轉變，在行政性復工復産完成其歷史使命的同時，出現了供需缺口擴大現象——需求端復蘇的速度越來越慢于供給端復蘇的速度，導致中國經濟迴圈常態化的瓶頸性約束從産業鏈供應鏈等供給側因素轉向訂單缺乏等需求側因素。應該進一步刺激國內需求。在沒有達到疫情前正常水準前，刺激經濟的政策都是有幫助的。同時，應對未來外需衰退風險也需要發展內需。新階段發展終端消費有助於促進産業鏈深度和全面修復，對包括小微企業和脆弱群體就業在內的整個經濟有益。
2）新階段不僅要擴張有效需求，更為重要的是要快速縮小已經擴大的供需缺口，需求擴展速度必須大大快於供給擴展速度。這就需要我們將政策的核心從經濟主體簡單的行政救助和保生存階段向全面提高企業市場訂單和需求的階段。我們在補貼中小微企業的同時，應當加大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擴張，供給端補貼政策、扶持政策、刺激政策必須讓位於需求端刺激，通過促進供需平衡來恢復市場的迴圈。
3）必須從行政性復工復産轉向市場自髮型復工復産，在自發性復工復産階段如果沒有快速的有效需求擴展，很可能面臨需求缺口進一步放大、就業難題全面顯化等問題，因此供給扶持必須全面轉向需求擴張，使需求擴展速度大大快於供給恢復的幅度，以快速縮小供需缺口，防止出現第二輪停工停産。
4）對於生産者的資金救助應當轉向訂單扶持和政府採購，對於生産者扶持應當轉向消費者補貼，小微企業主體資金救助很重要，但必須提防過度資金投放和過度授信。
五、落實更加積極有為的財政政策，必須在《政府工作報告》的基礎上，科學組合搭配所有規模性政策，疏通宏觀經濟迴圈堵點。壓實做細“六保”工作，必須考慮政策工具的針對性、時效性、相容性。建議利用《預算報告》安排的財政擴張資金，集中出臺三大“規模性”政策方案：
1）利用財政擴張資金，果斷出臺“3萬億消費刺激和收入補貼計劃”，以保障基本民生、重振市場需求，打破居民消費-儲蓄行為的過度保守化傾向，疏通宏觀經濟迴圈堵點。其中，2.1萬億以消費券的形式全民發放，分3個月期和6個月期兩個品種；0.9萬億元以現金形式補貼低收入家庭，含0.72萬億補貼“6億人”和0.18萬億脫貧攻堅。從保民生的角度，該方案提供了三層收入補貼方案，相當於增加三層民生保險：1、全民每人平均1500元消費券；2、低收入群體每人平均1500元消費券+1200元現金；3、貧困人口每人平均1500元消費券+1200元現金+專項扶貧資金。由此，可以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改善收入分配，拉動市場有效需求，而且由消費者選擇企業産品，是相對更加市場化的手段。只有市場需求有效回升，企業生産和投資才穩得住，居民就業才穩得住。
2）利用專項債擴容資金和社會資金配套，果斷出臺“3萬億基建投資計劃”，加強面向新型城鎮化建設和産業鏈供應鏈提升的基礎設施建設。在總需求不足、大宗商品價格低迷期，進行基建投資的政策成本最低、增長拉動效應最強，穩增長和保就業效應往往立竿見影；從提高長期增長潛力的角度，考慮到我國新型城鎮化的高速發展，傳統基礎設施存量相比發達國家仍有差距，同時新一輪國際競爭和高品質發展對新型基礎設施的需求較大，通過新舊結合進行基建投資，特別是以新基建為先鋒構建中國新舊動能轉換的發展基礎，提升中長期增長潛力。
3）財政減稅降費與金融支援政策搭配使用，出臺“3萬億産業支援計劃”。前述3萬億消費補貼計劃和3萬億基建投資計劃，能夠從最終産品和投資品兩個渠道快速地穩定市場內需，從需求面對企業形成巨大支撐；在此基礎上的3萬億産業支援計劃，則是從供給面對企業形成針對性扶持，主要針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由於疫情敏感而需求恢復較慢的産業，出臺減稅降費、信貸融資等相關扶持政策，幫助企業加快恢復生産運營。
4）通過多種舉措協同發力，能夠壓實做細“六保”工作，實現全年經濟發展目標。基於各項政策的乘數效應，上述所有規模性擴張政策對經濟和就業的短期增長拉動效應顯著，預計可以拉動名義GDP增長7.2個百分點，提高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5800元，企業可支配收入2.4萬億元，實現財政回籠資金1.7萬億元，穩定就業崗位7500萬個。從財政可持續的角度看，以上三大計劃初期消耗廣義財政資金6.8萬億，在《預算報告》擴張範圍內，還可回籠財政資金1.7萬億元，實際所消耗廣義政府資金5.1萬億，相比所拉動的名義GDP增速，政府債務負擔不會大幅上升。
5）關注局部區域財政收入崩塌的問題，特別是疫情防控和自然災害高發期基層財政收入突變帶來的各種民生問題。建議擴大財政平準基金的規模，設立過渡期基層財政救助體系，同時適度弱化財政收入的目標，防止地方政府通過加大稅收徵收力度和非稅收等方式，變相增加企業的負擔。
6）減稅降費從生産端向消費端和收入分配改革過渡，調動居民消費積極性。必須高度重視目前消費增速下滑的趨勢性原因，鞏固和擴大中國居民的消費基礎，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1）積極落實個稅改革方案，減少工薪階層的稅收負擔；2）加大對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提高公共服務的可獲得性；3）針對2020年收入波動風險，做好針對低收入階層的消費補貼預案，防止宏觀經濟波動對低收入階層的過度波動；4）制定對中産階層消費啟動戰略，特別是消費升級的促進戰略：（1）重視中産階層家庭杠桿率的過快上升，尊重杠桿率的演化規律，通過建立相應的債務風險緩釋機制，促進消費平穩增長；（2）針對汽車等耐用品消費出臺專項減稅降費政策。
7）進一步提高企業先進生産設備減稅抵扣和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力度，調動企業擴大生産性投資和研發投資的積極性。
六、更加靈活適度的穩健貨幣政策，應與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相配合，形成政策合力，更好地發揮政策乘數效應和預期引導作用。進一步解決政策利率傳導和風險分擔機制問題，合理推動金融機構一般貸款利率下行。
1）在內需持續回落、外需急劇疲軟、金融風險得到緩釋之時，貨幣政策應避免鬆緊搖擺的取向，低利率政策依然是市場復蘇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基礎，特別是實際貸款利率的下降仍是穩投資的一個關鍵。
2）保持M2 增速平穩上行，為預防通貨緊縮風險和各類金融指標內生性的收縮預留空間。當前非食品CPI逼近零值、PPI的跌幅持續擴大、GDP平減指數的回落、企業效益和市場預期的惡化，可能預示著新一輪的通貨緊縮正在形成，需要密切關注未來一兩季度的價格形勢變化，及時調整貨幣政策定位。
3）在新一輪信心構建的窗口期，即使在長端利率剛性、金融資源對於實體經濟滲透力下滑的環境中，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也具有必要性，依然是引導預期、防止過度收縮、配合積極財政政策的必要工具。
4）關注貨幣投放方式變化對於貨幣傳導的衝擊，2020年可以逐步降低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的方式完成貨幣投放。對內需要關注M0和M1增速的持續回落，豐富央行貨幣發行的渠道，加大銀行準備金率降低的幅度，提高中國安全性資産的供給，加大貨幣市場的深度；對外需要高度關注美聯儲政策的調整以及美國金融市場的異變。
5）鋻於貨幣政策調控框架轉型往往會帶來基礎貨幣供給節奏不穩定、供給工具不確定、供給對象不透明等問題，為防止市場流動性緊張時期引發市場緊張情緒，導致市場資金面和利率出現不必要的波動，貨幣政策除常用的公開市場操作工具外，應當通過常備借貸便利、中期借貸便利等一系列創新型工具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以強化引導市場預期。
6）在控制債務過度上漲的過程中，貨幣政策的工具選擇十分重要，價格型工具對於高債務企業的調整更為有利，簡單的數量寬鬆依然需要控制。目前的寬鬆貨幣政策定位應當在數量型工具盯住流動性的基礎上，以價格工具為主導。
7）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和不確定性上揚的背景下，需要LPR改革與其他改革舉措配套推進，對商業銀行的風險溢價加點進行有效對衝。近期央行通過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改革，下調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引導LPR利率小幅下降。但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和不確定性上揚的背景下，市場風險溢價客觀上是趨於上升的，商業銀行在LPR的基礎上通過風險溢價加點，導致企業最終獲得的一般貸款利率未必能夠有效降低。因此，仍需要其他改革舉措的配套推進，通過適度“降準”和大幅降低MLF利率進行有效對衝。
8）在改革繼續推進、金融創新不斷涌現、利率市場化尚未徹底完成的情況下，貨幣政策應注重加強預期管理，更加注重引導社會預期，以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而要全面扭轉市場悲觀預期，就必須打破以往傳統的“小步微調”調控節奏。避免金融環境的收緊快於市場預期是貨幣政策預期管理的核心要點。
9）打破“生産領域通縮-高債務”的惡性迴圈，避免進入資産負債表衰退，貨幣政策必須抓住目前短暫的窗口期，將寬鬆的力度提升到一定水準，而不能採取事後追加的模式，失去引導預期的作用。一旦中國步入資産負債表衰退階段，中國貨幣政策的效率也將隨著中國經濟出現斷崖式下滑，從而帶來鉅額的調整成本。
10）穩健貨幣政策的工具箱需要擴張。由於大改革與大轉型期間的波動源具有多元性和疊加性，貨幣政策工具必須多元化，常規政策工具難以應對目前的格局。非常規貨幣政策需要進行前瞻研究，如未來出現疫情惡化的極端情形下，中國的政策籃子並不拒絕採取非常規宏觀政策。
七、宏觀審慎監管要與逆週期貨幣政策協調配合，重點在於“市場秩序建設”而非鬆緊力度的搖擺，從而在防範風險積累的同時，避免造成市場預期的紊亂。
1）金融風險的緩釋和預防反覆，依然是宏觀審慎的核心。儘管近年來金融風險已經得到有效緩釋，但未來一段時期都將處於違約常態化階段。貨幣政策、宏觀審慎監管、微觀審慎監管以及其他金融目標的一體化顯得更為重要，也是制定科學貨幣政策的前提。
2）疫後經濟復蘇的特殊時期，宏觀審慎需要強化貨幣投放、信貸投放、社會融資投放之間的關係，使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相互配合。建議採取“適度寬鬆貨幣政策”+“金融監管改革”的組合，以保證實體經濟面臨的貨幣條件指數的相對穩定。
3）寬鬆貨幣政策必須輔之於“市場秩序建設”。金融市場缺陷的彌補和恢復金融市場配置資源的能力是適度寬鬆貨幣政策實施的一個重要前提。否則，寬貨幣、寬信用下金融領域的泡沫很可能進一步誘發資金“脫實向虛”，導致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背離，導致“衰退性泡沫”的出現。
4）“穩金融”應當以“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為底線，不宜過度定義，必須對於局部環節的金融問題和金融風險的暴露有一定的容忍度。局部風險的集中暴露有利於我們形成有效的改革路徑，否則資源配置的方式和結構以及各種潛在的風險無法暴露。
5）宏觀審慎監管必須從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指標監管向一些結構性因素監管傾斜。經過2019年的風險緩釋操作，今明兩年對於重點城市、重點省份的債務可持續性風險的監控、對於部分行業和部分産品風險的監控顯得尤其重要。
6）在高債務環境中，不僅要保持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同時還要對大量的僵屍企業進行出清、對高債務企業進行債務重組，對銀行以及相關企業的資産負債表進行實質性的重構。存量調整是增量調整的基礎，存量調整基礎上的“積極財政政策+適度寬鬆貨幣政策+強監管”依然是我們走出困局的核心法寶。
第八，民生政策要托底，提高就業彈性和失業保險覆蓋範圍，應對經濟下行和民生衝擊疊加帶來的“雙重風險”。民生衝擊與總需求下滑疊加不僅會使得當前的經濟陷入困局，還會加劇市場主體對未來的悲觀情緒，對2020年的宏觀管理造成更為嚴重的問題。面對“雙重風險”，短期內既要加大民生保障支出，更要重視就業穩定政策，保就業的重要性大於保工資，通過提高工資彈性應對成本衝擊。一是對受到疫情持續衝擊可能誘發失業風險的局部行業、局部地區，制定有針對性的干預措施或引導措施；二是對近期面臨較大困難的行業要研究專門的解決辦法，結合産業政策、消費政策、稅收政策、交管政策等進行；三是重視企業特別是民營小微企業面臨的經營困境，從多個維度為企業減負，扶持政策應結合就業目標進行；四是適當放寬對地攤經濟夜間經濟的限制，擴大靈活就業的生存空間；五是通過就業補貼等工具引導企業的用工行為，同時更加注重對青年失業群體的就業引導；六是重構未來的就業政策體系，積極就業政策要更加積極，目標從充分就業轉向高品質的充分就業，為提高就業品質做準備；消極就業政策要更完善，進一步健全社會安全網，做好托底準備。
九、積極應對外部風險挑戰，“著力打通生産、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逐步形成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1）中短期內以彈性匯率政策應對全球經濟衰退期和資本市場振蕩期的挑戰。1）正確認識疫情危機和世界經濟衰退引發的全球央行“降息潮”，特別是歐美大幅降息和QE操作，主要國家貨幣政策寬鬆化操作將是常態。在此背景下，需要明確未來一段時期中國貨幣政策的國際化導向，貨幣政策寬鬆的節奏應與全球主要央行保持一致，實現匯率的基本穩定，作為應對明年外部波動風險的核心。2）內部經濟穩定依然是基本出發點，匯率調整和資本項目開放的改革都必須服從這個目標。鋻於2020年各類因素疊加的不確定性，中國對外經濟政策應當採取保守主義的策略，以穩固中國經濟企穩的基礎。3）匯率市場化改革仍然是釋放匯率機制以緩衝中國經濟外部衝擊作用的關鍵，是提高中國經濟彈性和韌性的有效途徑。從穩定金融市場的角度看，政府應該未雨綢繆，為應對人民幣匯率和資本異常流動做好準備。
2）中長期內以培育壯大國內市場大迴圈應對全球貿易摩擦和産業鏈供應鏈重構風險。中國的核心利益是謀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戰略空間，而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礎性因素在於能否促進自主創新能力體系和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力度，這二者之間存在非常重要的相互支撐和相互制約關係。因此，決定中國産業鏈安全和優勢維持的內生動力來源於中國自己內部，不會在根本上被全球化逆流所發起的戰略競爭和博弈策略所動搖或遏制。一是有效利用政府和市場的雙重激勵作用，儘快實現制約當前和未來重點産業鏈和戰略新興産業體系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的全面突破，保障中國産業的全球競爭力和國家安全。二是儘快制定和實施中國版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發揮內需驅動型發展戰略的主導作用，充分激發國內高端消費對中國經濟高品質增長的支撐作用，適當管理和限制美國等少數敵意發達國家對中國核心産業鏈、産品鏈的投資和並購行為，儘快促使中國成長為第一大進口國，擴大中國對外戰略的迴旋餘地。三是超越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簡單二分法，處理好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中國當前和未來重點産業鏈和戰略新興産業體系中的協同作用，特別是要把握好二者在破解化解制約重點産業鏈和戰略新興産業體系的“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的共同作用，尤其是要重視股份制企業在中國市場競爭機制的基礎性作用。四是謀求當前和未來重點産業鏈和戰略新興産業中的“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的新技術新産業發展的新機會，謀求發展與中國迅速擴張和升級的國內高端需求市場相互支撐的全球有影響力的本土高技術跨國企業，謀求在中國重點實施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支撐下，所蘊含的新基建、新消費、新業態、新産業的龐大發展機會。
十、全面落實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細化上半年出臺的《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兩個綱領性改革文件的具體實施和配套方案，開啟新一輪全方位改革開放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解決我們面臨的深層次結構性與體制性問題，持續釋放制度紅利，鞏固疫情前中國全要素生産率企穩回升的不易成果。
1）以構建高標準市場經濟體系為目標，推動要素市場化改革落地，通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升中長期經濟增長潛力。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的供給面和需求面産生了劇烈的短期衝擊，嚴格的疫情防控舉措以及規模性疫後刺激政策都可能對中國的資源配置效率和全要求生産率産生不利影響，使得近年來改革攻堅所取得效率提升效應出現明顯的下滑。因此，在經濟復蘇全面完成後，必須以構建高標準市場經濟體系為目標，加快推出新一輪改革開放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事實上，雖然近年來改革攻堅取得成效，制度紅利開始加速上揚，推動資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産率企穩回升，但是新一輪的改革紅利還沒有完全釋放，尚未承擔起拉動中國經濟常態化增長的重任，在潛在增速持續下滑的背景下，進一步細化落實兩大《意見》本身就具有緊迫性。
2）在中期規劃和設計新一輪基礎性、引領性改革方案的基礎上，全面總結近4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就和經驗，果斷推出以推動形成國內市場大迴圈為導向的新一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是必須認識到第一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已經基本順利完成，“三去一降一補”的內容、目標、手段都需要階段性的大調整；二是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當以“降成本、補短板”為重點；三是必須以市場化和法制化工具為主體，避免行政化實施帶來的各種問題；四是解決各種供給側問題的基本落腳點必須配合大改革的進行；五是不能割裂“生産、流通、分配、消費以及所有制”之間的相互關係，把結構性調整簡單局限于生産端，而忽視其他環節在不同時段的核心作用，這也推動形成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關鍵。
執筆人：劉曉光、劉元春、閆衍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