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訊記者李曉曼）6月12日，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6期）線上上舉行。論壇聚焦“穩增長與防風險的雙底線思維：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經驗”，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參與研討。
個體經營行業發揮了就業蓄水池的功能
黃益平指出，據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成果，疫情期間的隔離政策、保持距離封城的政策，確實對經濟活動造成了比較大的影響，尤其是在湖北武漢，2月份影響程度非常高，大概到70%左右。從個體經營戶活躍的數量和經營量來看，疫情發生後，全國總體水準下降了50%，疫情對農村個體經營戶業務量的衝擊比城市相對少一些。
在這一段經濟恢復期間，有一些地區的活躍戶數是在直線上升，其中，兩類地區上升特別快，一類地區是勞動力輸出省，比如四川；還有一類是勞動力的輸入省，比如廣東。為什麼在這兩類地方個體經營戶的數量增加很多呢？黃益平表示，可能跟正規部門現在經濟活動還沒有完全恢復有關。最近看到在沿海地區一些出口廠商的訂單被取消了，廠商經營活動就沒有那麼活躍，用戶量也有所減少，這就造成了對農民工群體的就業壓力。勞動力輸出的省份，很多人發現勞動力市場狀況不太好，選擇在家鄉創業做點生意，也有一部分到了輸入省做生意，這反映了個體經營行業在一定意義上發揮了就業蓄水池的功能。
疫情過後，數字經濟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黃益平表示，由於個體經營行業發揮一定的宏觀經濟穩定器的作用，未來一定時期內，宏觀經濟都會保持一個相對疲軟的態勢。無論曾經的非典還是全球危機後，我們都看到經濟V字型的反彈，而這次由於全球很多國家的疫情尚未控制，輸入型病例的風險很大，北京的疫情也有新情況出現，這將影響未來經濟活動的復蘇態勢，疫情過後，數字經濟會變得越來越重要，無接觸交易會大幅上升。
從過去團隊活動、旅行等一些消費和商業活動來看，即便減少10%、20%或30%，也可能意味著經濟活動不太可能在很短的時期內恢復到2019年、2018年時的狀況。無論是哪個原因，病毒的風險還是外部經濟的不確定性，或消費者行為的改變，都指向短期比較緩慢的經濟復蘇，同時這個復蘇的過程中還會遇到很多的不確定性。
現在應該考慮一些什麼樣的政策思路？黃益平給出三點建議。
一是過去這段時間，經濟活動受到較大衝擊，工作重點應落實在支援中小微企業和居民上。因為他們受到的現金流的衝擊最大，資産負債表的風險最大，如果他們的現金流和資産負債表維持不下去，短期內很多企業和家庭就會很難活下去。即便疫情控制住後，我們也缺乏經濟反彈的基礎，大量支援這些企業和居民都是對的。但現在看來，疫情基本控制住之後，經濟活動也可能在一定時期內回不到正常水準，這就意味著困難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所以，過去支援個體經營戶、中小微企業和低收入家庭的政策還應該繼續，補充流動性也好，支援消費也好，都很重要，尤其是那些沒有很好的社會福利體系支援的群體。
我們的社會福利體系不是很健全，缺乏支援窮人的渠道。現在有一個好的辦法，而且在這次在疫情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就是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通過支付寶、微信支付線上工具，找到幾億個企業，我們把這個工具利用起來可以發揮很好的作用。過去這段時間很多地方政府已經用數字經濟的工具在發放消費券，支援老百姓和中小微企業的政策還要持續。
二是要採取一些投資措施支撐經濟增長。新基建支援技術創新和數字經濟發展，我們採取一些政策支援城鎮化，增加國內需求，這些都是非常好的思路。從效率、規模和長遠發展水準來看，無論重點是放在中小城市還是大型城市，都應該成為下一步發展的重點。
三是要想辦法開展國際合作，鞏固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最近外部環境比較嚴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堅持既定方針，進一步開放、改革，這個既定方針不會變，短期內我們也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我和亞洲幾位學者在6月3號發佈了共同起草了報告《亞洲方略》，主要觀點是亞洲國家大部分疫情已經控制住，而且在這個地區是有支援開放的貿易和投資政策的傳統，大多數亞洲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都是從全球化的體制當中獲益的，因此有共同的理念與利益。所以，報告建議亞洲國家比如“10+3”“10+6”東盟+3、東盟+6，一起推動區域內合作，支援各個亞洲國家的經濟復蘇和合作，維持金融穩定，擴大貨幣互換協定，開放食品和醫療市場，保持市場的開放，甚至建立一些國際的健康旅行碼的認證等。從亞洲開始做，一是我們有這樣的基礎，二是大家都有共同的意願，如果做好了，也許可以引領下一輪的全球經濟在新冠疫情之後的合作和復蘇。（責任編輯：蔣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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