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訊(記者 時暢)5月23日,《中國圓桌》兩會專題研討會暨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線上研討會舉行。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出席研討會,並就相關議題分享觀點。
梅新育
不設定GDP增長目標,不影響中國的上升趨勢
梅新育表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之所以不設置全年增速的具體目標,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它是根據實際情況來的。
第二,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管理市場預期和國民士氣方面,管理藝術的新發展。在疫情暴發、國際政治變化不確定的情況下,如果還要定明確的、比較高的經濟增長目標的話,萬一齣現意外使得它不能實現,這對國民士氣的打擊非常大。
第三,不設置全年經濟增速具體目標,不影響中國在全球經濟政治體系中地位上升的趨勢。對於一個國家來説,除了經濟增速之外,其在整個國際經濟政策體系中相對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從今年的情況看,儘管我們不設全年經濟增速的具體目標,但可以預見今年的經濟增速可能比去年要低。但這場疫情是世界性的,而我們在疫情防控、復工復産方面做得比其他國家要好。因此,即使不設置全年經濟增速的具體目標,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的地位上升的趨勢是不變的。
就業優先,要讓企業在更寬鬆的空間裏施展手腳
“就業優先政策落地,是讓企業在更寬鬆的空間裏施展手腳。”梅新育表示,近幾年,一些政策可能對企業額外管制太多,以至於扼殺了企業活力、流失了部分就業機會。儘管有些措施是出於良好願望,但最後都給經濟社會的正常運作造成了不必要干擾。
梅新育提出,因疫情關閉野味市場等舉措就有待商榷,因為這可能重蹈前幾年過度環保的覆轍。他舉例説,2009年次貸危機時,歐洲議會的人道養雞法案就適得其反。
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不代表在所有方向上都要增加支出
梅新育認為,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應該圍繞以下幾點:
一是,要有助於推動新興産業、特別是高技術産業搶佔前沿。目前的晶片製造等方面,正在逼近現有理論下的物理極限,而新的理論創新還不可預見,這恰好是我們趕超的時候,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需要給予適當支援。
二是,要有助於讓已有産業鞏固在國際經濟體系當中的“江湖地位”。我國已經連續十幾年是全球第一的出口大國,但現在面臨著考驗。美國的極端勢力想讓外部市場和中國脫鉤,那麼怎樣才能保住我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地位、甚至有所提升呢?這需要利用中國在基建方面的優勢,發展轉口貿易和過境貿易,讓周邊貿易夥伴能利用我們的基礎設施進行商業活動,從而與我們的經濟體系聯繫更緊密,防止脫鉤。
三是,投資方向需要能夠更有效的帶動消費。舉個例子,前兩年我曾了解過地方上的老舊小區改造情況,中部省份的大城市經過改造後,一般家庭額外裝修需要花費二三十萬左右。從這點看來,老舊小區改造可能帶動很大一筆消費。
四是,要有助於改善當前營商環境。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並不表示在所有方向上都要增加財政支出。相反,對於已被證明是效率低下的投資還要進行收縮。這意味著要減少轉移支付,優化轉移支付的形式。跨地區的轉移支付帶來的負面作用越來越大。假如一個地方的産出不高,高度依賴轉移支付,這必然抬升了這個地方的要素成本,使其産業更難發展。同時,大部分經濟資源不靠市場分配,而靠無償援助來分配,會導致聰明才智和自我奮鬥不是優勢,進一步造成人才流失。適度減少財政政策轉移,讓原來受援的地區把重點轉向吸引招商上來,優化營商環境,清理過度優惠,把一部分的財政轉移支付定向用於補償地方政府以前失信的損失,更能吸引投資者流入。
過度管制會提高消費和投資門檻
如何推進居民消費回升?如何擴大有效投資的長效機制?梅新育提出三點建議。
一是擴大內需。阻礙擴大消費的是什麼?在家庭消費品、企業設備的持有量已經非常飽和的情況下,就是已有的商品和設備如何處理。這樣來看,國家需要在發展二手商品市場上下更大工夫,也可以把二手商品、消費品和設備出口。
二是擴大有效投資。當前應關注更新改造投資。總體來看,這些年來,我們的固定資産投資增長速度下降非常快,從1980年到“十二五”每個五年計劃期間,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年均增長率都是兩位數,“十二五”之後的2015年跌破10%,2019年跌破5%左右。在這下降當中有一個亮點,就是更新改造投資保持了較快增長。要想擴大有效投資,就需要解決更新改造投資方面的司法和商業爭議。
三是減少管制,降低投資門檻。梅新育認為,過多管制會提高消費和投資門檻。(責任編輯 蔣新宇)
本文源自“中國圓桌第二十五期: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宏觀經濟政策”專題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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