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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去工業化現象

來源:澎湃新聞 | 作者:​錢春海 | 時間:2020-02-14 | 責編:李曉曼

錢春海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經濟學部教授

2020年年初國家統計局公佈2019年中國GDP接近100萬億元,折合美元人均GDP達到10276美元,跨過1萬美元大關,從而距離世界銀行給出的人均GDP1.2萬美元的高收入門檻又進了一步。

在此之前,世界上人均GDP在1萬美元以上地區的人口規模大概15億左右,而當總人口14億的中國加入後,這個數字增至近30億人。中國的經濟增長給世界經濟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然而,從拉美國家的經驗教訓來看,跨越中等收入國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旦失敗,將困在中等收入階段長達幾十年,社會發展和居民福利水準都將遭受巨大的損失。因此,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現階段而言,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無疑就成為當前的核心問題。

“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最早見於2006年世界銀行為東亞經濟發展提供的一份報告。雖然學術界對這個概念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二戰後,的確是少有經濟體能夠保持穩健增長並進入高收入行列,走到高收入“岸邊”但最終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卻比比皆是。面對這些不爭的事實,我們應充分意識到“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嚴峻性。尤其是,在全球大變局時代,加之中國的特殊國情,各種複雜因素交織在一起,可能進一步加大了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難度,其挑戰更加不容低估。

然而,在2020年年初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19年宏觀數據中,我們必須注意到這樣一種現象,就是第三産業的佔比遠遠高於第二産業,計算結果顯示,2019年國民收入當中,第三産業佔GDP的比例為53.9%,比第二産業高10%左右。其實,從2012年開始,中國第三産業的佔比就開始超過第二産業,近期不過加快而已。這一轉變一直卻讓學者、官員們欣慰不已,因為這已被不少政府官員看作是“經濟轉型成功”的標誌。第三産業佔比超過第二産業,是否是“經濟轉型成功”的標誌,學術上一直存在爭論。但就中國當前的基本經濟發展情況而言,似乎表明中國經濟出現了一定的去工業化現象。

在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路口當中,我們認為這種去工業化現象似乎來得有點早,發展不好,有可能會成為阻礙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障礙。拉美國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個典型的特點就是過早地出現了明顯的工業化進程停滯與倒退過程,而且工業化倒退的時期正是這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時期。研究表明,成功邁過“中等收入陷阱”的東亞地區除了全球性戰爭因素外,工業化進程基本沒有中斷過,即使進入高收入國家之後,這些國家還是保持了較長時間的工業化進程。

其實,中國當前第三産業的半壁江山,我們在課題研究中發現有三個方面的問題值得關注:第一是價格效應問題。從名義GDP來看,我國第三産業的佔比從2012年開始就已經超過第二産業;但剔除價格效應,從實際GDP來看,第三産業佔比並沒有超過第二産業,第三産業佔比之所以超過第二産業,主要源自近年來工業産品及原材料價格不斷下降的原因,也就是第二産業價格指數相對於第三産業顯著下滑。

因此,第三産業佔比超過第二産業,其價格效應可能遠遠大於結構效應。第二是統計問題。近年來我國住房、醫療、教育等服務品價格快速上升,但在物價統計中體現不足,由此造成第三産業的價格平減指數被低估,從而第三産業的實際值被高估,在實際GDP中的佔比亦被“誇大”。第三産業可能存在高估的問題。第三是“鮑莫爾成本”問題。經濟增長理論和實踐均表明,服務業比重上升的過程,同時也是GDP增速下降的過程。原因在於服務業的相對勞動生産率低,經濟轉向第三産業引領之時,往往會降低經濟增速,提高成本,拖累勞動生産率,引發鮑莫爾成本病,對整體經濟造成負面影響。

從理論來看,第三産業發展中存在的這種結構性問題有可能給中國經濟帶來兩個趨勢:一是全面降低全社會勞動生産率的平均增速,導致中國經濟結構過早出現拉美化的現象。根據最新數據顯示,我國目前第二産業的每單位勞動力創造的産出約為12.9萬元人民幣,相比之下服務業單位勞動力的産出為10.3萬元,大約是第二産業的80%左右。勞動生産率增速的降低不利於經濟的長期增長。一旦這種轉變成為趨勢,會增加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二是從長期來看,當資金和勞動力涌向生産效率較低的部門(即服務業)時,全社會勞動生産率的增速也會逐步下滑,勞動生産率增速降低會導致經濟長期增長限于停滯。從理論上講,單位就業人口創造出的GDP可視為勞動生産率的近似指標,中國這個指標已由2008年之前的17%增長降至當前的10%左右。因此,中國勞動生産率的降低還是很快的。

發達國家的經驗説明,大力發展以製造業為代表的第二産業對維持經濟增速十分必要。較早完成工業化進程的國家,例如英國即使到了上世紀70年代,製造業仍佔英國全民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南韓在經濟騰飛的階段,製造業在全民就業的佔比從15%一路飆升到上世紀90年代的30%左右。

因此,經濟學家費利佩和瑞伊認為,要維持經濟的長期增長,第二産業必須在國民經濟中佔有一定的比例。皮珀在2007年也指出,惟有工業的擴張才是與就業和生産率的增長有長期正相關關係的,整個經濟的生産率提高絕大部分是靠工業部門來帶動。經濟學家羅迪克在2013年的一份實證研究表明,大多數順利完成工業化的發達經濟體在工業化進程中製造業雇用的人員基本上都在30-40%左右。

雖然在同樣的産出條件下,服務業吸納的勞動力比第二産業更多,但這期間的經濟效率損失也是巨大的。法國就是前車之鑒,法國曾經是歐洲製造業的大國,工業有著輝煌的歷史,從協和飛機到高速列車,從阿麗亞娜火箭到核電站,法國工業曾給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現在法國工業整體上出現巨大的倒退,以至於法國前總統奧朗德坦承,法國一度有一種錯誤的想法,就是工業已經過時了,國家發展不再需要工廠、工程師、技術工人,法國進入了“服務業經濟”的時代。事實證明,這一想法並不現實,“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國不具備強勁的工業實力”。

然而從中國當前製造業的實際發展水準來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處在一個較低的水準。還不足以支撐中國經濟能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這種情況下還出現去工業化的現象,對於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非常不利。

雖然從2010年開始,我國製造業增加值成為世界第一,2017年超過全球的20%,但我國製造業大而不強,存在很多突出的問題:例如自主創新能力不強,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較高,産業發展需要的高端設備、關鍵零部件和元器件、關鍵材料等大量依賴進口。如我國所需的晶片80%以上依賴進口,2017年進口額超2600億美元,遠超過石油;勞動生産率低,我國製造業的總體效率與西方國家相比,差距很大。2016年中國製造業全員勞動生産率為美國的18%,日本的31%;産品品質問題突出,2017年國家監督抽查産品品質不合栺率高達10%,製造業每年直接品質損失超過2000億元;資源利用效率低,單位國內生産總值(GDP)能耗約為世界平均水準的2倍。

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有的歷史性交匯期可能産生同頻共振,有的歷史性交匯期也可能擦肩而過。我們要以智慧製造為主攻方向推動産業技術變革和優化升級,推動製造業産業模式和企業形態根本性轉變,以“鼎新”帶動“革故”,以增量帶動存量,促迚我國製造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

在200餘年的全球工業化迚程中,中國與前兩次工業革命失之交臂。1800年中國GDP佔世界約40%。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西方發生了工業革命,科學技術和生産力快速發展,由於當時的清朝政治制度落後,統治者閉關自守,錯失工業革命的機遇。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時間裏,中國急劇地墜入落後挨打的境地,1900年GDP下降到世界4%。這個歷史的教訓刻骨銘心 。因此對於我們而言,當前以製造業為代表的第二産業的發展水準和第三産業佔比的迅速提高值得我們關注,謹防我國在跨越“中等陷阱”的關口,提前出現去工業化的現象。不論經濟發展到什麼時候,實體經濟都是我國經濟發展、我們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贏得主動的根基。

關於工業化的進程,我們還必須回答兩個問題,一是第三産業超過第二産業是否是一個可持續的過程?二是以美國作為作為中國的對比研究對像是否合適?

關於工業化的進程,理論界的一個研究範式是,以美國等發達國家為例,認為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第三産業佔比會逐步超過第二産業。然而理論界一直沒有回答,第三産業超過第二産業是否是一個可持續的過程?我認為不是,因為第三産業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非經濟增長的原因,第二産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應該是一個倒U型關係,長期以第三産業發展為核心,必然會帶來經濟的空心化,發展到一定程度,這個國家的經濟就會出現後續乏力的問題,必然就會回歸製造業,從而製造業的佔比又會回升。

畢竟一大批生産型服務業企業是以向工業企業提供所需的服務來維持運轉的。而且,對於非生産型服務業來説,工業生産下滑帶來的勞動者收入減少,他們購買服務産品的能力也會受到約束。總體來説,産業間的相互聯繫終將會把工業的疲軟傳導至服務業。

因此,第三産業和第二産業之間的比例關係,應以兩者之間的生産效率度量,而非經濟總量或就業總量度量。當第三産業的效率超過第二産業時,其佔比一定會提高,但當效率進入到邊際遞減狀態,並低於第二産業時,其佔比也會逐步下降。

美國其實是一個特例,美國服務業佔比之所以如此之高並能維持這麼長時間的原因,除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外,還在於長期以來堅持的技術創新和服務業産業的不斷升級。美元的霸主地位可以使得其他國家給它源源不斷的提供工業化産品,但大部分國家並不具備美國的這些優勢,即使這樣,美國現在也遇到了經濟發展的空心化問題,這也是美國政府為什麼提出要回歸製造業的原因。

以美國作為中國的對比研究對象,既不客觀,也不現實,除非中國具有美國當前的世界地位,否則,一個簡單的現實,誰能為中國十四億人提供源源不斷的提供工業化産品,然而國內理論界和實務界似乎都沒有意識到這方面的問題。

因此,從理論上講,第三産業與第二産業之間的比例關係應該是一個動態的關係,經濟發展一定程度,第三産業會超過第二産業,但到另外一個程度,也許會出現第二産業佔比回升的現象。經濟全球化可能會使其中第一個階段時間拉長,但不會改變這一規律。從發達國家目前發展的經濟現象來看,第三産業佔比越高也不是個好事。因此,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真正的去工業化。尤其是在我國經濟發展來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路口當中。

我國經濟是靠實體經濟起家的,也要靠實體經濟走向未來。我們學不了美國大搞虛擬經濟那一套,而且美國搞虛擬經濟本身就有很大隱患。我國有13億的人口,老百姓衣食住行用,經濟社會發展物質技術支撐,離開了實體經濟是不行的,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有這個能力給我們提供。這一點我們必須牢記在心,千萬不能把關係國家安全、關係國計民生、關係國際競爭力的實體經濟搞虛了、搞少了。實際上,即使是世界一流發達國家美國仍在在強調發展製造業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性。作為一個人均GDP尚不足世界平均水準的國家,中國在大力發展服務業的同時,還應該重視和扶持以製造業為代表的第二産業。以製造業為代表的第二産業能夠最快地吸收新技術,促進勞動生産率的發展,這些優勢是服務業無法比擬的。因此,我們認為,過早去工業化對於中國而言切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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