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樹春：確立面向世界的中國制度話語

（中國網記者 蔣新宇）12月17日，“新時代的中國思想與世界變局——中國智庫國際影響力論壇2019”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中國日報》總編輯周樹春出席論壇並作主旨演講。以下是他演講的主要內容。

周樹春 《中國日報》總編輯

不久前，一則關於世界各地抗議事件的短視頻被廣泛轉發，該視頻出自一名美國女記者之手。她在視頻中提出了一個觀點：在抗議事件中的人被定義為“抗議示威者”或“暴亂暴徒”，完全取決於地點，比如取決於抗議事件是在香港還是在巴黎，在巴黎就是暴亂，在香港就是抗議，不僅是抗議，還是民主抗議。

這一“地點標準”背後實際是“制度標準”。視頻中指出，凡是抗議美國不喜歡的政府，在媒體輿論中都得到“英雄禮遇”。因此，跟中國有關的類似情況，往往會被鮮艷地貼上“民主抗議”標簽。

因為制度差異，西方輿論對中國從來都是充滿偏見的，這是不爭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應確立面向世界的中國制度話語，這個問題比以往更加重要、更加緊迫，現在也有了不同以往的條件和基礎來解決這一問題。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結論是：中國民眾對國家發展方向及政府施政的認可度較高，遠遠高於西方國家。另一方面，各國對中國的好感度進一步趨於分化。這個情況的核心和關鍵都在於制度。

第一，“制度自信”進入新階段。

從國內來講，若干年前在“道路”和“制度”這一根本問題上還存在一定程度的、一定範圍的模糊認識，甚至存在爭議，而現在可以説對於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全黨、全國、全社會已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識和信心。

從外部來講，過去幾十年西方關於中國的輿論基本是一種“垮臺論”和“威脅論”的交替迴圈。西方的“垮臺論”是當真的，就是真的以為中國制度會垮臺，但是“威脅論”還比較牽強，實際心裏並不是真的感到威脅。現在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垮臺論”基本上已經講不起來了，但“威脅論”讓西方感覺到了真實的焦慮。

是否可以這樣解讀？——中國制度不僅垮不了，而且還非常有競爭性。如果客觀上存在制度競爭的話，那麼中國制度不是輸家，是贏家。

第二，構建話語體系需要進入新階段。

最近，同兩位外交官交流，一位是中國外交官，他説什麼是強起來？從站起來、富起來走向強起來，就是要在基本解決挨打、挨餓的問題之後解決好“挨罵”的問題。一個是外國外交官，他説現在中國確實很強大，但是中國的軟實力不強。核心問題仍是制度問題。所謂“挨罵”針對的實際上仍是制度，軟實力的核心也在於制度。

出於一種制度優越感，在一定意義上，一些西方輿論在制約中國問題上，是想把制度話語作為一招致勝的話術，好像一講民主、自由、人權，他們就能想當然的、天然的佔據道德制高點和話語制高點。如果在過去還沒有發展起來時，我們還不夠理直氣壯的話，那麼在發展起來的今天，中國有理由、有條件把發展優勢轉化為 “話語優勢”，而其關鍵就在於確立一種能夠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制度話語。反之，如果不確立這樣一種制度話語，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挨罵”問題。

“怎麼確立？”是一個無比複雜的命題，也必然是一個無比艱難的過程。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中國奇跡”概括為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跡，確立面向世界的中國制度話語就是揭示中國發展成功背後的制度成功。以前有學者用“中國做對了什麼”來概括和解釋中國發展，現在需要進行更深入的總結。要把我們的制度自信變成能夠説到世界上去的制度話語，應該做到以我為主和融通中外相統一，首先需要在三個維度上更好地做好話語功課。

一是，從中國以發展為重心的戰略導向去闡釋中國制度。

制度問題究其本質是政治學基本問題，如“國家和制度是從哪來的，是幹什麼的？”，這一點上，中國與西方在意識形態的根本指導思想上存在根本不同，所以不可能完全講到一起去。但是面向世界的話語，就必須在世界上得到認同。就需要體現內在的邏輯力量，從融通中外的角度確立制度話語，實際上就是展現中國制度的正義性與合法性。

在考察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發展和制度建設問題上，西方實際一直是把西方民主制度作為目標和標準。在這個理論陷阱和話語陷阱當中，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就永遠沒有制度進步可言。一個國家實行什麼主義，關鍵要看這個主義能否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歷史性課題。鄧小平同志講，什麼是社會主義？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所以在這樣的政治哲學當中，中國制度是要能夠解決作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歷史性課題，發展是硬道理。

前不久香港《亞洲週刊》刊登一篇文章指出，“中國是發展主義，美國是內耗”。時間是最好的考驗，當美國陷入歷史上最尖銳撕裂的時候，中國在不斷做大蛋糕，化解各種風險矛盾。對未來的預期，中國大部分人的回答是正面的，但是在美國大部分人的答案是負面的。發展主義是西方政治概念，中國制度帶來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奇跡，這在西方的政治概念中也足以説明中國制度的“正義性、合法性”。有利於社會發展進步的中國制度，我們完全可以講清楚。

二是，從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定向去闡釋中國制度。

英國保守黨領袖Johnson，在大選取得壓倒性勝利之後，他在演講臺上的標誌性口號是“人民政府”，這讓我們想到，新中國的政府從建立第一天起就是毛澤東宣告的“中央人民政府”，英國政黨領袖打出“人民政府”的旗幟肯定覺得這是正義的口號，但比較一下誰更是人民政府呢？從兩方面看，一是事實經驗層面，一個政府、一個制度給人民帶來了什麼？皮尤中心把美國中産階級定義為家庭收入在全國收入中位數的2/3到2倍的區間，一些城市3.9萬美元以上就可以列入中産階級，但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美國229個大都市區當中有至少200個以上出現了中産階級比例下降的情況，報告稱，甚至有些地方的中産階級“消失”了。

在中國，有些人口群體也在“消失”，那就是貧困人口，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説：“減貧是最好的中國故事，把中國的減貧故事講好就能有效瓦解關於中國制度的各種偏見和誤解。”上世紀80年代，美國中産家庭就是現在的收入水準，幾十年過去了沒有變化，但美國GDP在增長，所以皮尤研究中心認為，是因為兩極分化十分嚴重，以至於大部分人沒有享受經濟增長。在中國，幾十年前一個中國家庭的收入是什麼水準？現在是什麼水準？雖然也存在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行業差距，但是不是人民作為一個整體都在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這個制度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帶給人民的，不僅是生活水準的提高，更深刻的是人們實現自身價值的變化，包括個體尊嚴和權益保護，包括生活選擇權，也包括政治參與。實際是在不斷走向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另一個層面就是邏輯層面，其中最實質的是要講清楚這個制度中黨和人民的政治邏輯關係，也就是人民地位的制度邏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這個初心和使命怎麼跟外國人説清楚？從制度文明的角度是否可以這樣講，實際就是講中國共産黨作為執政黨，在這個制度當中存在的意義，也就是人民在這個制度當中的地位。這個制度的初始設置就應該是這樣一種政治理念，在中國近現代歷史土壤中生長起來的中國共産黨，因為民族命運和國家命運而生、而長，不能有自己任何的私利，存在的全部意義就在於為民族謀復興、為人民謀幸福。中國共産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但這個初心和使命是與生俱來的，也必須始終保持下去。所以就叫“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嚴格地講，這不是一種政治道德要求，而是一種制度必然性。

三是，從以創新為核心的制度建設取向去闡釋中國制度。

如果説在過去幾十年中，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實現了最大制度進步的話，那麼這個國家一定是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發展奇跡，但更根本的，中國這幾十年的發展是人類制度史上規模最大、意義最深刻、影響最深遠的創新實踐，沒有制度創新，一切變革和進步就無從談起。

對於不了解，特別是沒來過中國的人，談到社會主義中國，英文是Communist China，他們頭腦當中存在或出現的成見是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特定國家的特定形象，封閉、落後、僵化、不開放。但是今天的中國，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講，是世界上最充滿活力的制度創新大國。首先體現在實踐精神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學習精神，中國要做學習大國。過去幾十年中國就是敞開胸襟向世界學習，包括制度建設，中國制度有優越性，很重要一點就是吸收了人類制度文明一切有益經驗。

改革精神，破除一切束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所有體制機制障礙的破除都是改革，都帶來制度進步。當今世界，哪個西方國家有勇氣去推行改革、創新制度？

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制度競爭是國家間最根本的競爭。《共産黨宣言》説，資産階級在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産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産力還要多、還要大，根本原因在於資本主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一种先進的制度文明。今天，中國幾十年走過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發展歷程，在根本上也是制度優勢使然。

此次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光明日報主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光明日報智庫研究與發佈中心、外文局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中國網、《智庫理論與實踐》雜誌社聯合承辦。國內知名智庫學者、社會賢達及媒體界500多位人士齊聚一堂，共同討論新時代的中國思想與世界變局。中國網智庫中國對本次論壇進行了專題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