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記者 申罡）2019年12月17日，“新時代的中國思想與世界變局——中國智庫國際影響力論壇2019”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資訊資料室主任馮鉞出席本次論壇並就相關議題撰寫論文，以下是他撰寫的論文。
中國經濟對世界的影響已經毋庸置疑，但對外的政治影響等方面還處在起步階段。如何真正有效地使中國的價值觀更好地傳播到海外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探討。對外傳播和對外交往有多個層次和領域，官方外交通常是外交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他還包括公共外交、文化外交、民間外交等。這些交往方式都是全方位外交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發揮著不同的重要作用，而且這些不同的作用難以相互替代。根據我國現在所處的國際形勢和對外交往特點，我們應大力開展智庫外交，加強與一些國家的重要智庫之間的深入交往。因為智庫在不少國家的內政外交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智庫在國外的重要作用
智庫歷史比較長，發展的比較成熟國家包括美國、德國等，這些國家的智庫在本國政治、外交、經濟乃至軍事政策的形成和制定過程中，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以美國為例，其公開的政策、法案的通過和實施需要先經過國會的聽證，而進行聽證的報告或建議往往由智庫提交。政府官員通常也會要求智庫提供對一些問題的分析和諮詢報告，經過反覆論證後有的報告成為美國政府制定對外政策的基礎。美國媒體同時也進行大量的追蹤報道，經常引用智庫的報告。智庫因為全程參與其中一些政策、法案等的醞釀、發酵、聽證、討論等過程，在政界、軍界、社會上的影響力都很高。
例如，南海問題被熱炒時，美國國會就中國周邊的海洋問題舉行了聽證會，在這次聽證會上提供諮詢的兩位研究人員便來自兩家主要智庫，由於聽證會對外直播，他們的觀點對議員、媒體、社會産生了較大影響。類似這樣的聽證會每年都會舉行若干次，近年來有關中國周邊形勢的聽證會和智庫內部的研討會次數比往年上升了許多。在影響對華政策和塑造社會對華認知方面，智庫有著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美國流傳有“美國的政策由美國的智庫制定”之類的話，前幾年美國奉行的“巧實力”政策就出自一家主要智庫。
美國的智庫之所以重要，還在於它的人脈關係，這種關係産生於美國政界、軍方、企業界和智庫之間的“旋轉門”。“旋轉門”是指美國的精英人士在政府、軍隊、工商界和智庫之間有規律的流動，其角色不斷轉換。這種轉換既可使政府、國會保持一定的活力，也使智庫成為為政界培養和儲備人才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這些經過多重歷練的人員往往既擁有豐富的實際經驗、國際視野，又擁有必要的理論認識和歷史知識，對美國國內情況也非常了解，同時還保持了很多重要的人脈關係。從“旋轉門”機制來看，美國精英社會是一個非常講究關係的社會。
二、智庫外交的特點
智庫外交是全方位外交裏的一塊重要領域，它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官方外交，也不是文化外交、公共外交、民間外交的再重復，而有其獨特的重要性和相對較快發揮作用的效果。
縱觀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美國與歐洲、日本之間在政策和行動上的協調性較好，除了重大利益和價值觀上的原因外，其智庫之間交往程度很深也是原因之一。這些國家主要智庫之間每年的互訪次數很高，互動非常頻繁、靈活，通過各種類型的會面、會議，建立起機構和個人深入交往的有效方式。這些國家之間智庫交往的頻度、深度在現階段都遠非我們可比。這種交往非常有利於加深雙方在一些問題、觀點和思想上的相互溝通和理解，對相關國家一些政策的制定、媒體和社會認知的塑造有著實際、深入的影響。
智庫外交顧名思義，是智庫人員之間打交道的事務，而不同於正式的官方外交。在外交領域裏，一般來説外交官的身份很重要、正式、權威且敏感，但同時也會有許多限制。還是以美國例，別國的外交官與美國的官員、議員打交道時，雙方都會因為身份的正式和敏感，或多或少都會受到一些心照不宣的天然限制。這種天然限制通行全世界。尤其是當存在一定意識形態衝突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但智庫之間研究人員因身份、背景的不同，各方接觸和交往相對較為容易，方式也更加靈活，通過這些非正式、靈活、長期、頻繁的交流能夠有效加深雙方之間的溝通和理解，尤其在一些存在利益衝突的問題上，在問題激化或上升為難以調和的矛盾之前發揮一定的溝通、預防和調節作用。
我們要加強與西方國家智庫之間的交往當然不是為了在所有問題上都與西方國家步調一致，而是為了加強理解和溝通，避免誤判，這樣更有利於構建起新型外交關係。總體來説，目前中國的智庫與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智庫之間的交往還遠不能滿足新形勢下國際關係的需要，問題主要表現為交流次數少，互動程度低，理解溝通弱，往往局限于純學術化的交往，缺少做好智庫之間外交關係的意識，更多的只是一種個人作為訪問學者經歷上的“鍍金”。
三、智庫外交機制建設和人才的選擇
開展智庫外交的目的在於更廣泛、深刻地傳播中國的聲音和價值觀，為了有效開展智庫外交，我們的智庫首先需儘快提高自身建設，從交流機制、財務制度、人員選擇標準和培養等方面都需要進行同步的改革和創新，以接近和達到國際一流智庫水準。
目前官方智庫的對外交流機制受傳統機制影響很大，外訪仍是一件大事。而大國智庫外交最簡單的體現就是，在已有簽證或免簽的情況下，三天或五天后歐洲或美洲有一項活動，智庫相關人員能否及時參加？當出現一些需要我們的人員及時到場發聲時候，我們到不了場，話語權自然就讓給了別人，甚至讓給了不友好的一方。依據目前的機制，外交官有可能在三、五天內到場，但非外交官人員往往需要至少一週乃至數周的時間才能走完整個程式。傳統機制對應的是過去時代對外交流的情況，早已不適應我國大國全方位外交的要求，不利於擴大、加強、加深我國智庫與西方智庫的交流，更不利於我國在國際上的發聲。
除了應建立合適的機制之外，最重要的是先解決人才選擇的標準問題，從事智庫外交的人員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學術型研究人員、專家或職業外交官，兩者之間有較大區別。傳統上，我國從事外交工作的人員往往是國際關係專業或外語專業的人員，而智庫外交所需要的人員除了外語是必備手段外，首先應當能夠傳播中國的理念、觀點，這就需要對中國國情有深入的了解，這種了解建立在國內大量實踐調研的基礎上。綜合來説，合格的智庫外交人員應當同時具備以下五個方面的條件：
1.了解本國國情，有較豐富的國內實踐調研經驗，熟悉本國歷史、政治等方面的情況，這是對外傳播的重要基礎。
2.熟悉對象國的歷史、政治發展脈絡和現狀。了解對方的歷史是了解其民族秉性和特點的最佳途徑，這是對外傳播的必要條件之一。
3.具有比較豐富的國際實踐經驗。國際交往不同與內部交往，它面對的是不同文化、傳統乃至價值觀的另一群人。豐富的國際交流經驗有助於有力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4.具備優秀的人際交往能力，善於用外方聽得懂的方式和語言説明問題。過去對外交流中存在的一個普遍現象是“自説自話”，即對方不熟悉我們的話語體系，我們也不熟悉對方的話語體系和習慣，不會用對方熟悉的類似例子或情況來説明問題，這使一些交流的效果打了折扣。要做到這一點，需以前三條為基礎。
5.英（外）語優秀。在英語仍是國際通用語言的情況下，優秀的英語交流溝通能力必不可少。
只有逐漸建立和擁有了這樣的人才隊伍，我們才具備與國際一流智庫之間展開充分對話和交往的資本，才有可能使中國的價值觀較快且有效的傳播給那些直接對本國媒體、政策制定等方面擁有影響力的機構和個人。
關於這一問題，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曾發表文章，對中國外交提出的一些觀點值得我們深思，他説，“光有職業外交家的經驗，仍然不足以促使大外交的確立，因為職業外交家只是外交的執行者。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需要培養一些能夠超越具體利益的外交戰略家。他們既可以來自職業外交家這個群體，也可來自大學或者研究機構。但不管如何，他們必須超越具體的利益。”這其實是智庫外交的一個側影。
此次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光明日報主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光明日報智庫研究與發佈中心、外文局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中國網、《智庫理論與實踐》雜誌社聯合承辦。國內知名智庫學者、社會賢達及媒體界500多位人士齊聚一堂，共同討論新時代的中國思想與世界變局。中國網智庫中國對本次論壇進行了專題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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