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記者 申罡）2019年12月17日，“新時代的中國思想與世界變局——中國智庫國際影響力論壇2019”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華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林宏宇出席本次論壇並就相關議題撰寫論文，以下是他撰寫的論文。
【摘要】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中國對當前國際形勢的一個動態戰略判斷，它是指導中國對外政策與對外交往的重要前提與基礎，當前的中美關係必須放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背景下考察才能看得清楚。而做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判斷的重要依據之一，是當前美國及中美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中，百年不遇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是影響當前中美關係的最大變數。受其影響，當前中美貿易關係呈現“抗變”狀態。我們要正確認識中美“貿易戰”的實質及其複雜性、長期性，同時，要相信中國人的理性與智慧，冷靜看待並積極引導當前中美關係。國際社會需要一個行穩致遠的中美關係。
【關鍵詞】中美關係 國際關係格局 中美貿易摩擦
一、引言
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已成為當今世界最大經濟體，中國被許多美國學者視為新一輪世界權力過渡過程中正在崛起的挑戰者。1中國的崛起對美國來説是機遇還是威脅，美國是應與中國接觸還是對撞，這些問題曾一度引起關注中美關係的美國學者的很大爭論。2但在今天看來，這場爭論似乎已經結束，現在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更像是一個威脅。例如，美國前副助理國務卿托馬斯•克裏斯坦森(Thomas Christensen)聲稱，“中國重返大國地位，或許是21世紀美國外交面臨的最關鍵挑戰。”3同樣，在中國，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美國是未來中國發展的最大挑戰。不少人認為，“當前中美關係進入到1972年以來的最困難時期，維持中美關係過去40年來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礎已經蕩然無存，中美關係將進入長期的、非常動蕩的、充滿對抗的不確定時期”。4
但筆者認為，這些中美學者有關當前中美關係的判斷不盡全面，個別甚至有些短視與偏激，因為它們缺乏一個戰略背景的比襯，這個戰略背景就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中國高層對當前國際形勢的一個動態戰略判斷，它是指導中國對外政策與對外交往的重要前提與基礎。而做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判斷的最重要依據之一，是當前美國因素及中美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與以往的中美關係狀況相比，出現了很多為我們所不熟悉、很不容易理解的情況。因此，要想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必須了解當前美國及中美關係所發生的諸多變化；同樣，當前中美關係也必須放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背景下考察，才能看得更清楚。
二、何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層對國際形勢的總體判斷大致可分為4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1988年）：“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有希望的”（鄧小平語）5；第二階段（1989-2000年）：“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但一個也沒有解決好”（鄧小平語）6；第三階段（2001-2016年）：中國發展面臨著難得的戰略機遇期；第四階段（2017年至今）：“放眼世界，我們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語）7。可以説，前三個判斷強調更多的是機遇與希望，而第四個判斷更強調挑戰與不確定性；前三個是一種相對靜態的戰略判斷，而第四個則是一種相對動態的戰略判斷。
筆者認為，所謂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重點在於“變”字，概括起來主要有3個方面我們未曾遇到的“變數”：一、百年來的全球化進程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與逆流；二、狹隘的民粹主義思潮在不少西方國家中盛行，全球治理面臨空前的嚴峻挑戰；三、大國博弈烈度有所加劇，大國權力政治、強國霸淩行徑呈凸顯趨勢。
縱觀國際體系的發展演變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全球化的發展狀態是不同的，它有時快，有時慢，有時順利，有時曲折。全球化進程主要受到2個方面因素的影響：一個是世界經濟的發展週期，另一個是國際社會“主導國”（指對國際關係發展有重大影響的國家）的作用。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尤其是近些年來，全球化的發展遭遇空前的挑戰。之所以説是空前的挑戰，是因為這輪挑戰來自上述2個因素的疊加。無論是從世界經濟發展週期，還是從國際社會的主導國作用來看，當今全球化進程都處於一個歷史的關鍵點8。持續近百年的全球化進程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與挑戰，同時，全球治理也面臨著空前嚴峻的危機。
隨著反全球化逆流的進一步氾濫，部分西方國家的民粹主義思潮開始盛行。受民粹主義思潮的影響，西方各國紛紛以狹隘的本國利益為優先選項，置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與全球治理問題于不顧（如美國特朗普政府以美國利益優先為原則，不願多參與國際合作，頻頻“退群”；英國為了本國的利益，置歐洲一體化進程于不顧，脫離歐盟；法國國內右翼勢力活動上升，“黃馬甲”運動猖獗；義大利右翼勢力大漲，“五星運動”興盛等）。此外，個別西方大國依然抱有冷戰對抗與權力政治思維，動輒以經濟制裁、關稅武器，甚至武力要挾相威脅，由此導致大國之間的博弈烈度有所加劇，強權政治與大國霸淩行徑時有發生。
換言之，筆者認為，中國最高層之所以做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判斷，是因為有三個重要變數。變數一：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國家——美國變了，變得讓我們很陌生，很無奈，也很失望；變數二：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關係變了，變得讓我們很不適應，很不易理解；變數三：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國際公共産品——全球化與全球治理變了，所出現的反全球化逆流與全球治理赤字變得讓我們很震驚，也很揪心。
三、特朗普因素：影響當前中美關係的最主要變數
近年來美國發生了很大變化，這是中國形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判斷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影響當前中美關係的最主要變數。其中，百年不遇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是影響最大的美國因素。獨特的“特朗普效應”是影響當前中美關係的最主要變數。
特朗普的獨特之處可從個人個性、機構特性、執政環境等3個維度來看。
首先，從個人個性維度來看，有4個特點：
1、特朗普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齣身平民商人（Businessman）的美國總統，這不僅創造了美國歷史，而且對美國內政外交影響深遠。1787年美國憲法生效以來，在特朗普當選之前，美國已先後産生了43位總統。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34人）出身民選“公務員”——副總統（14人）、州長（11人）、參議員（7人）、眾議員（2人）；其餘9人來自內閣部長或高級將領（3個國務卿、2個戰爭部長、1個商務部長、3個陸軍將軍）。這些人都是美國傳統政治精英中的精英，他們都諳熟美國政治文化，都有或多或少的公職經歷、執政經驗與外交經歷，是美國總統的正常候選人，他們中的任何人當選美國總統，都不會讓人感到奇怪。但2016年特朗普的當選，則打破了這個200多年的傳統。如果説2008年奧巴馬當選是一個歷史的突破，那麼特朗普的當選則是更大的突破。因為奧巴馬的當選僅是突破了社會學意義上的種族平等（如果2016年希拉裏當選也是一樣），而特朗普的當選則是政治學意義上的突破。奧巴馬雖然是黑人，但他依然屬於美國政治精英的範疇，出身於傳統的主流總統候選人——參議員。但特朗普卻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非主流”的平民商人出身的“三無”總統——無從政經驗、無公職經歷、無外交經歷。
2、特朗普特殊的“三無”背景決定了他獨特的執政特點：“既幼稚無知（無畏）、又老謀深算（頑固）”，近年來美國內政外交的很多變數與不確定性都是受此影響的結果。所謂的“幼稚無知”（無畏），是指他不了解美國的政治制度、民主文化，對治國理政的權術缺乏經驗。無知自然就無畏，自然就沒有太多的政治顧忌，就可能做任何出人意料的決定。例如，違背中美關係基本原則，居然以當選總統身份給中國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通電話；不顧各方爭議，堅決發佈“禁穆”令；以非正常方式罷免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吉姆•科米與國務卿蒂勒森的職務；不顧國際社會壓力，頻頻退出多個多邊國際合作機制（條約）；不顧阿拉伯世界反對，執意宣佈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搬遷大使館；為創造歷史，未與其外交安全團隊充分溝通，就完全顛覆“以壓促變”的一貫立場，主動發起與金正恩的首腦會晤；為了兌現競選時的“修墻”承諾，不惜貿然宣佈“國家緊急狀態”等。這些舉措是任何一位“正常”的美國總統不會做的。因此，我們不能以其前任的正常所為來推斷特朗普的治國理政之術。而所謂的“老謀深算”（頑固），是指特朗普作為美國歷史上年齡最大的“老齡總統”，其人生觀與價值觀在上世紀70-80年代就已成形了。入主白宮之前，他就已有很“頑固”的世界觀與政績觀。據説，特朗普的行政領導觀念形成于他在紐約時作為一個年輕的地産開發商同民主黨政客們打交道的經歷9。他的很多政治用語與思維方式都是上世紀70、80年代形成的。他對美國內政外交有著自己“獨特”的“深度”看法與“明智”判斷，對很多政策舉措都有自己的頑固執著。
3、個性張揚、好出風頭、癡迷自媒體。入主白宮之前，特朗普曾告訴其高級助理，要把當總統的每一天都看作他當年主持綜藝節目的每一集，不斷碾壓對手10。其個性之張揚，從中可見一斑。另外，可以説特朗普是靠自媒體——“推特”（Twitter）贏得2016年大選的，當選後的特朗普依然癡迷“推特”，依賴“推特”來宣揚其執政理念。特朗普對“推特”的癡迷，也使其決策充滿變數與不確定性。許多美國學者看到這一點，例如，美國著名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 Friedman）在《紐約時報》發表評論道：“特朗普是推特執政，每天靠手機治國，在白宮的一年半時間裏，做了2601個錯誤的決定或者不明智的決定，每天平均超過6.5個”11。
4、作為美國最成功的商人之一，特朗普創造了很多商業神話。在他眼中，什麼都是“生意”或“交易”（deal）, 在他的日常用語中，Deal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做交易、做大交易”（Make Deal, make a big deal）是他的基本處事哲學。因此，出於商人的本性，“兩面下注”、“極限施壓”、“反覆無常”、“朝令夕改”等成為特朗普執政的常態。
其次，從機構特性維度來看，除了上述個性特點外，特朗普的獨特之處還表現在他匯聚了20世紀以來美國共和黨總統的外交政策特點。20世紀以來，美國共和黨總統的外交政策有3個特點：“退出”、“逞強”與“單邊”。從目前來看，特朗普同時兼具這3個特點，而且還有所“發揚光大”，並形成其“特式風格”。所謂“特式風格”的退出，是指不僅退出經濟貿易協定等務實性的國際合作，而且還退出像《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教科文、人權組織等涉及國際政治正確性與大國聲譽形象的國際合作，僅從狹隘的“美國優先”出發，只要眼前有利可圖的，不要長遠有名望和有聲譽的。所謂“特式風格”的逞強，是指特朗普非常強調軍人的作用。在其內閣成員中大量使用軍人或有軍方背景的官員。所謂“特式風格”的單邊，是指特朗普極端強調以美國利益為重。不論對手國是誰，只要涉及美國利益，特朗普政府一律不顧對方關注與訴求，依靠美國霸權優勢，實施單邊制裁或行動。12
第三，從執政環境維度來看，特朗普的獨特之處還表現在，他突破了近半個多世紀來美國民主黨施加在共和黨總統身上的“捆腳”魔咒，贏得了相對較好的執政氛圍。根據美國國會與總統的關係，我們可以把美國總統的執政環境分為3種形態：一、“快腳期”，即國會兩院被同一個政黨控制，且與總統同屬一個政黨，這時總統的執政環境最好，因此在行政議程上可以快步走。二、“跛腳期”，即國會兩院分屬於2個政黨控制，這對總統的行政議程構成鉗制，總統只能謹慎小心行走。三、“捆腳期”，即國會兩院被同一個政黨控制，但與總統不屬於一個政黨，國會對總統形成強大的反制，總統在行政議程上步履艱難，如有不妥，甚至面臨彈劾的危險（例如尼克松、克林頓）。
從1952年以來的現代美國總統選舉政治進程來看，可以發現共和黨總統是不好當的，往往難逃民主黨施加的“捆腳”魔咒。具體來説，58%的共和黨總統執政環境處於“捆腳期”，如果加上21%的“跛腳期”，共和黨總統就有79%的時間是處於民主黨國會的控制或影響下。例如，艾森豪威爾、尼克松都被“捆住”6年，老布希被“捆住”4年，福特、裏根、小布希各被“捆住”2年。而特朗普打破了這個魔咒，他至少已有2年的“快腳期”，現在雖處於“跛腳期”，但在2018年中期選舉中，美國共和黨已出現了明顯的“特朗普化”，原先不被共和黨精英建制派看好的特朗普，成為了共和黨州長和議員贏取選票的“香餑餑”，而且2018年中期選舉中，共和黨州長候選人還贏得了過半數的州，這大大加強了特朗普的執政基礎與施政影響力。減稅法案的順利通過與美聯儲10年來的首次降息，都證明了特朗普的強大執政影響力。
參考文獻：
1. 參見Ronald L. Tammen and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No. 1 (2006), pp. 35–55; Steve Chan, China, the U.S., Power-Transition Theory: A Critique, London: Routledge, 2008; Rosemary Foot, “Power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management: three decades of China–Japan–US rel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0, No. 6 (2017), pp. 829-842.
2. 參見Kagan, Robert. “What China Knows That We Don’t: The Case for a New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The Weekly Standard, January 20, 1997, pp. 22-27;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David Shambaugh and Karl F. Inderfurth, “China and the US: To Hedge or Engage”, YaleGloabl Online, April 11, 2007, 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china-and-us-hedge-or-engage (訪問時間：2019年5月28日); Suisheng Zhao, “Shaping the Regional Context of China’s Rise: How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rought Back Hedge in Its Engagement with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5 (2012), pp. 369-389.
3. Thomas Christensen,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W.W. Norton, 2015, p. 1.
4. 林宏宇：“世界需要一個行穩致遠的中美關係”，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10月14日。參見http://econ.cssn.cn/jjx/jjx_qqjjzl/201810/t20181014_4703713.html
5.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90頁。
6. 同上，第107頁。
7. 習近平在2017年12月28日會見駐外使節會議上的講話，參見www.chinanews.com, 訪問日期：2019年7月20日。
8. 林宏宇：《金磚國家概覽》，時事出版社，2017年4月版，第8頁。
9. 《華盛頓時報》2018年6月20日第4版，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topics/donald-trump/，訪問時間：2019年7月25日。
10. 同上。
11.《紐約時報》2018年5月12日第一版。https://www.nytimes.com/2018/05/12/us/politics/，訪問時間：2019年6月28日 。
12. 以上觀點論述參見林宏宇：“試析特朗普‘新政’及其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太平洋學報》2018年第12期。
此次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光明日報主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光明日報智庫研究與發佈中心、外文局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中國網、《智庫理論與實踐》雜誌社聯合承辦。國內知名智庫學者、社會賢達及媒體界500多位人士齊聚一堂，共同討論新時代的中國思想與世界變局。中國網智庫中國對本次論壇進行了專題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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