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明德：百年大變局中的中歐中德關係

11月27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與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中國網）聯合主辦的“2019中國公共外交論壇”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館如期舉行。本次論壇以“2019中國公共外交——合作共贏與中國故事”為主題，邀請中宣部部務會議成員、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郭衛民、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院長劉偉、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副局長高岸明以及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務院參事室、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等數位相關專家學者，共同探討如何通過“多元公共外交”推動“合作共贏”和如何通過“媒體公共外交”進一步講好“中國故事”兩大議題，為推進中國公共外交更好發展貢獻力量與智慧。

史明德  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前駐德大使

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前駐德大使史明德出席論壇併發表主旨發言，以下是他的發言內容。

中國的公共外交現在面臨著重大的課題：一是如何認知變化的世界？二是如何認知我們在變化世界中的地位？三是如何看待別人對中國的認知？四是如何讓別人更好地了解、理解中國？

我從事外交工作四十七年的時間，駐奧地利兩年，擔任駐德國大使六年半。可以説，我們這些外交官就是中國公共外交的實踐者，站在中國公共外交的最前沿。我在德國每年要做五十多場報告，與國內不同，在國外兩個小時的報告只允許講30到40分鐘，但要回答一個半小時的問題，一年五十場，八年來回答了關於公共外交的各種各樣的問題。

如何認識中國，這是全世界各國面臨的一個課題。本週一，美國駐德大使和德國的經濟部長展開了關於5G問題的激烈辯論，德國政府決定，不把中國5G排除在德國電信市場之外。美國近兩年對德國施加了強大的壓力，德國在5G問題上的態度對整個歐洲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美國對德國的決定感到非常惱火，稱德國政府作出了錯誤的決定，違反了聯盟之間的原則。德國經濟部長反駁道，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德國採取行動的時候，德國並沒有制裁美國。德國現在沒有任何證據説明華為有安全漏洞，所以不能把華為這個企業排除在德國電信市場外。美國大使極為惱火，上綱上線，稱德國部長的表態是對曾經為德國安全做出努力的美國人的侮辱。可見，對中國認知的問題上，不僅僅是中國跟他們之間的交流和辯論，美國和德國之間也在進行激烈的爭論，這是全世界所面臨的問題。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這需要我們認真的研究。我們不僅僅要講好自己，我們還要知道別人是怎麼看待自己。比如説國際場合上，不管是領導人還是外交官，當我們講到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時候，下面都在笑，這個笑就是認知的差距。外界認為中國是超級大國，是發達國家，我們還説自己是發展中國家？全球化和網際網路越來越發展，但世界對我們的認知和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之間仍存在差距，這種差異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

作為駐德國大使，我發現中國與世界關係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與歐洲的關係、與德國的關係也已經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1975年中國同歐盟建交，現在中歐的貿易已經達到了6820億美元。歐盟迄今發表了七份對華文件，這七份對華文件反映了歐盟對中國認知的不斷變化，定位的不斷變化。經過四十七年，中國同德國關係是我們對外關係中最全面、最深入、最穩定、最務實的雙邊關係。習主席對中德關係進行了定位，稱中德兩國要做合作共贏的示範者、中歐關係的引領者、新型國際關係的推動者、超越意識形態的合作者。這四個定位既是對中德關係的定位，也是對中歐關係的定位。

回顧中國和歐洲、德國的關係，雖然經歷了短暫的曲折困難，總體來説雙邊關係發展還是穩定的。1998年中歐建立了面向21世紀的長期穩定的建設型關係，2001年建立了全面夥伴關係，2003年建立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04年提出了中歐打造和平增長改革文明的四大夥伴關係。

我認為，當今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際格局、國際關係、國際秩序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進一步發展我們同歐洲、同德國的關係，在當前的大背景下，尤其是中美摩擦、爭端成為常態的背景下，發展與歐洲、德國的關係，具有更加長遠以及現實的意義。

我們對歐洲的政策就是三個支援：支援歐洲一體化，支援歐洲不斷的團結和壯大，支援歐洲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歐洲、德國在我們對外戰略中的意義和影響會不斷的提升。今年，習主席出訪，年初去了歐洲，收官也是歐洲，明年九月份還要到德國參加“27+1”會議，27個歐盟領導人同中國領導人首次舉行這樣的會晤。今年是歐洲年，明年還是歐洲年，這説明我們對雙方關係的重視。

當然中歐關係面臨一些新的挑戰，我們公共外交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經過四十年的發展變化，中歐雙方實力對比、國際地位和影響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第二，雙方的認知，主要是歐洲對中國的認知正在發生明顯的變化。今年三月份歐盟對華文件指出，“歐洲與中國之間的機遇與挑戰平衡已經發生變化，中國不再是發展中國家，中歐關係的定位仍是緊密對接的合作夥伴，也是尋求利益平衡的談判夥伴，追求技術領先地位的經濟競爭者，推行不同治理模式的“制度性對手”，最後一個“制度性對手”是新提出來的。德國默克爾總理説，歐洲應該將中國同時視為合作夥伴和競爭對手。

第三，中歐關係進入一個新的結構性調整。合作與競爭的因素同時上升，在多邊主義、自由貿易、氣候變化等全球理念方面雙方不斷的接近，但在貿易、技術、市場準入、價值觀、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依然存在。歐洲一方面承認中國的發展，同時不斷的摸黑中國，對中國的擔心和害怕越來越大。我們看到這些變化，也看到了不變。

最後，如何在當前的情況下，正確地認識中歐關係、中德關係，我們如何定位，如何在中歐之間架起溝通橋梁？首先是加強了解，第二才是理解，第三才有支援，這一點對我們公共外交而言非常重要。我作為公共外交親歷者，願意與我們廣大的同事、學者、同學開展交流和互鑒。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