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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發展成就看中國經驗的世界意義

來源:北京日報 | 作者:蔡昉 | 時間:2019-10-14 | 責編:申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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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70年中,中國社會生産力的提高、綜合國力的增強和人民生活水準的改善,都顯現出歷史性跨越的特點,創造了人類發展歷史上罕見的奇跡。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以其持續健康增長、規模擴大和全球佔比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對世界經濟産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也應當對於人類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大會上指出:“70年來,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艱苦奮鬥,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偉大成就。今天,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撼動我們偉大祖國的地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進步伐”。回顧和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光輝歷程、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應該把新中國成立70年、改革開放40年和黨的十八大以來三個重要歷史時期凸顯出來進行考察,弄清楚前後承繼創新的有機聯繫和發展邏輯。從毛澤東主席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到鄧小平同志規劃的三步走戰略,再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既是一脈相承的,也是在實踐探索基礎上認識不斷深化、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緊密結合提出的宏偉目標。


在實現宏偉目標的過程中,通過把握歷史發展大勢,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和修正錯誤,抓住歷史變革時機,黨領導人民團結奮鬥,經過了70年光輝歷程,創造了人類歷史罕見的發展奇跡,積累了有益的經驗並上升為中國智慧,産生了與中國日益提高的國際地位相匹配的世界意義。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不僅對於我們自身進一步前行彌足珍貴,也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探索的中國貢獻。


新中國70年奮鬥取得的偉大成就


1949年新中國成立,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中國人民從此站了起來,從此不斷創造偉大的成就。在前30年期間取得的成就為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奠定了不可低估的物質基礎。


1952-1978年期間,中國GDP的年均實際增長率為4.4%,略快於當時被定義為高收入國家的增長速度(4.3%),改變了長期增長停滯的狀況。這個時期中國經濟和人民生活水準,從縱向比較來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然而,如果進行橫向的比較,仍然落後於世界的發展。 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造成了勞動和生産積極性不足、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經濟結構失調等諸多弊端。


改革開放以來的1978-2018年期間,中國的GDP年平均實際增長率高達9.4%,是同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長速度。而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其他歷史時期,也未見在如此長的時間裏以如此快的速度增長的先例。例如,此前增長速度最快且持續時間最長的案例要數南韓和新加坡,這兩個國家在1965-2005年增長最快的40年中,年平均增長率也分別只有8.6%和8.1%。史無前例的高速增長,使中國的經濟發展水準在40年中實現了奇跡般的趕超。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從每人平均GDP來看,1978年中國屬於典型的低收入國家。隨著改革時期高速增長的持續,中國于1993年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繼而在2009年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隨後在經濟總量上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8年,中國現價每人平均GDP達到近萬美元,距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已經近在咫尺。


更為世人所矚目的是中國減貧事業取得的成就。1981年生活在世界銀行絕對貧困標準(按2011年購買力平價計算每天低於1.91美元)以下的全球人口共18.9億,其中中國貧困人口高達8.8億,約佔世界貧困人口的46.6%。2015年,全球貧困人口減少到7.5億,中國則只剩下960萬,僅佔全球貧困人口的1.3%。這期間,中國對世界減貧的直接貢獻高達76.2%。實際上,2015年之後中國按照高於世界銀行的標準繼續實施農村脫貧攻堅戰略,2018年年末,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僅剩1660萬人,貧困發生率為1.7%。


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70年中,中國社會生産力的提高、綜合國力的增強和人民生活水準的改善,都顯現出歷史性跨越的特點,創造了人類發展歷史上罕見的奇跡。從社會生産力和綜合國力來看,新中國成立以來,實現了一系列從獨立自主的“第一次”到進入世界科技前沿行列的飛躍。例如,從天安門廣場建築群、國家體育場(鳥巢)到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從南京長江大橋、北京地鐵1號線、青藏鐵路入境珠澳跨海大橋,從黃河小浪底水利樞紐、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西氣東輸到南水北調工程,從人工牛胰島素合成、雜交水稻,到抗瘧藥青蒿素和雙氫青蒿素,從“兩彈一星”、天宮二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到嫦娥四號月背軟著陸,從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到第五代行動通訊網路,從高鐵、公路成網到C919大飛機,科技創新成果數不勝數。


從毛澤東主席到鄧小平同志,在不同的年代都強調中國應該對於人類作出比較多的貢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産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被寫入多個聯合國文件。我們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發起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設立絲路基金,舉辦兩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等一系列重大主場外交活動。中國為人類社會發展、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新的更大貢獻,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進一步提高。


中國經驗的世界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輝煌歷程和偉大成就,為人類社會走向美好未來提供了具有充分説服力的道路和制度選擇。”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以其持續健康增長、規模擴大和全球佔比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對世界經濟産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也應當對於人類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步履穩健地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經濟規模足夠大、增長速度足夠快、不僅改變了自身面貌也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的國家。可以説,中國以其作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和穩定器,促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中國為主體的新興經濟體乃至更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趕超,使得以往只是理論上成立的全球經濟趨同,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現實,世界經濟多極化的格局相應形成。1978-2018年期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GDP全球佔比從22.2%提高到36.3%,中國GDP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則從5.0%提高到36.0%。在這個時期,按不變價計算,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GDP總額擴大了四倍,其中中國的貢獻高達43.4%。


除了以物質産出的方式對世界經濟做出貢獻之外,得以創造中國奇跡的改革開放經驗和促進發展理念,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規則制訂的話語權、對發展觀念的有益見地和對循例的建設性建議,都是對世界經濟的公共品貢獻。中國並不謀求世界經濟霸權,也不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但是,作為擁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和服務出口國、第二大貨物和服務進口國,以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等地位的經濟大國,中國義不容辭對世界經濟穩定與增長做出貢獻,同時反映自身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關於國際經貿規則的訴求,引領全球化治理方式的轉變。由於以下幾個突出特徵,中國的發展及其經驗、智慧、方案對於世界的意義尤其重要。


其一,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2018年約為世界總人口的18.3%,佔人類近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創造的成就對世界意義的顯著性和一般意義,是其他國家經驗所無可比擬的。鄧小平同志指出:“只要中國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堅持社會主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信心。” 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


其二,中外各個學科領域的研究者都具有探索國家興衰之謎的學術責任和好奇心,中國奇跡的創造在時間上是高度濃縮的,與許多發達國家歷史過程相比,是在極短的時間裏完成的。而吸引眾多學者嘗試回答的關於中國科技(發展)為什麼由盛至衰的李約瑟之謎,也是經濟史學中同樣著名的、旨在探索為什麼16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發展出現大分流這樣一個謎題的中國版本。這説明中國發展經驗同樣具有人類發展規律的普遍意義。


其三,中國是迄今為止唯一經歷了經濟發展由盛至衰再至盛,並且接近於完整經歷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從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即將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大國。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裏,以GDP佔全球經濟的份額、每人平均GDP相對於世界平均水準的百分比所表示的中國經濟的世界地位,經歷了一個明顯的V字形變化軌跡。特別是由經濟總量和每人平均收入水準表達的中國經濟由衰至盛的後半程,無論從時間之短暫還是從規模之巨大來看,都堪稱人類發展歷史上的奇跡。


自20世紀80年代初起,改革開放把中國推進高速增長的軌道。1981年出生的中國人平均預期壽命為68歲。在1981-2018年的37年期間,中國的每人平均GDP年均增長率為8.6%,也就是説每個中國人平均已經享受到20余倍的生活水準改善。並且在此之後,每人平均GDP仍將保持持續增長勢頭,不難想像,到2049年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週年之際,一個典型的80後中國人終其一生,會經歷怎樣的收入水準提高。


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先驅大衛·休謨在1742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經預言,當藝術和科學的發展在一個國家達到至真至善之後,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此後藝術和科學極少有可能甚至永遠不會在同一國家得到復興。歷史上,中華文明曾經達到過輝煌的高峰,科學技術也長期在世界上居於領先地位,然而,在西方國家紛紛跟進工業革命,加快科技和經濟發展的同時,近代以來的中國發展卻大大落後了。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和科技發展才再創輝煌。迄今為止中國在各個領域趕超與發展所創造的奇跡,已經打破了這個“休謨預言”,並且將繼續打破這個預言。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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