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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的最根本挑戰是劇變時代的頑劣問題

來源: 北大國發院 | 作者:王超 | 時間:2019-10-09 | 責編:申罡

本文根據北大國發院王超教授在2019年9月19日可持續發展金融創新實驗項目啟動儀式上的發言整理。


“可持續發展金融創新實驗項目”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社會價值投資聯盟、博時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聯合發起,在北大國發院內開設的可持續發展金融創新實驗共創平臺。項目秉持開放、共創的原則,通過政策制定者、學者、行業專家社會各界力量的融合共創,探索可持續發展金融的中國模式,從而推動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王超教授在發言中指出,當前我們已然進入了一個劇變時代(VUCA時代),可持續發展相關議題正面臨著新的挑戰。我們必須把握劇變時代所具有的多變性、不確定性、超級複雜性和模糊性特點,以共創的社會行動與實驗手段探索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新途徑。


以下根據其發言整理:


可持續發展的議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入到各個領域、各個部門,它越來越嵌入到我們生活中各個層面。如果可持續發展的議題問題沒有處理好,大到我們整個人類社會、細到我們的日常生活都會受到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可持續發展的最根本挑戰是劇變時代的頑劣問題

隨著日益加劇的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加之資訊通訊技術的推波助瀾,我們開始進入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多變且不確定時代。我們把這個時代稱為劇變時代。劇變時代是我給它的翻譯,英文是VUCA,是四個英文單詞(volatility易變性,uncertainty不確定性,complexity複雜性,ambiguity模糊性)的首個字母的組合。在這個劇變時代裏,我們所面對的許多問題不再是一般性複雜問題(complicated problems),而具有其獨特的生成性和反身性,屬於超複雜的適應系統問題。例如,一個手機或者一個晶片,裏面的零件和結構是複雜的,這還只是一般性的複雜。今天在我們解決問題與帶來改變的過程中,會不斷涌現和生成不可預見的新問題與狀況,是一個非線性和不連續的過程;我們在改變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也反過來改變我們。我們把這類問題稱為頑劣問題(wicked problems)。


今天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最根本挑戰就是劇變時代的頑劣問題。它挑戰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的基本看法和理解,以及我們面對這個世界所應採用的手段和工具。在許多應對方法的前提條件被顛覆的同時,劇變時代也要求我們並不全面否定過去被認為行之有效的理論與方法,使行動具有包容性,以共同應對線性與非線性挑戰。


劇變時代呼喚範式的轉變以應對頑劣問題

我們以前所處的時代(非VUCA時代)有幾個基本假設:第一,存在最優的目標和解決方案;第二,有一個固定的未來預測;第三,可以用階段性的方法來規劃,因為改變都是連續和線性的。非VUCA時代的思考的範式也是基於一種相對穩定、可預測、常態化、有明確目標這樣的基本前提。這些假設和前提以及我們原有的規劃思路在VUCA時代裏都開始受到巨大的挑戰和面臨顛覆。


VUCA的第一個特徵是多變性(Volatility),指改變的高頻率與易變。從系統的角度來看,系統的每一個子部分都在改變;當系統的部分被改變的時候,整個系統會産生一種適應性。在一個系統性易變的環境中,變化是無常的,而我們的策略應該由抵制變化轉向應對變化。應對變化的意思是透過建立敏捷性(agility)和適應性能力(capacity for adaptation)使組織具有復原力(resilience)。而策略的側重點應該由制定固定精確的目標和計劃轉向建立敏捷型組織,使其由清晰願景和有效溝通來引領,能夠對自身的價值、目標有清楚的認知,並靈活的使用其適應性與復原能力來實現願景。


第二個特徵是不確定性,是指人們無法確切地了解所有事情的所有方面。你也許可以了解某些事情的所有方面,或許是所有事情的某些方面。不確定性的産生是由於複雜系統中有著巨大數量的要素,且存在著非線性的互動並隨著時間而演變以適應局部改變的能力。這意味著在複雜系統中,未來是不斷涌現和生成的。這種呈現過程是無法提前預知的。試圖通過計算具體細節來設定單一未來情景大多是徒勞的。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我們傳統的、基於風險的、對未來的分析將會失去原有的效用。我們只能透過多重模擬和實驗去探究現實中事件是如何實時在地發生的,並且維持一種多元和互補的系統以應對各種不同可能的環境條件。


第三個就是複雜性,很多的子系統之間的關係是相當複雜的,比我們所能看到的要複雜得多。如果你的公司裏面有一個組織構架圖,它只能反映領導和從屬、或者彙報的關係,真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這要複雜得多。A經理可能跟C助理有一種特殊的關係等等,這樣的關係並不是我們都能夠看到的,也並不是我們能真正厘清或者清晰描述的。複雜系統的非線性、互動和互賴使得我們透過直接干預來控制系統的能力受到極大的限制。在複雜系統中,由於互動與互賴的非線性特徵,我們幾乎永遠無法清晰地預測我們干預的結果是什麼樣的。試圖直接將組織的要素與未來目標進行匹配超出了我們的能力。領導者需要做的是聚焦于創造一個更為使能的環境,讓解決方案能夠順應不斷變化的環境而呈現出來。


第四個特徵是模糊性,就是指我們對同樣的事件、同樣的現象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釋和理解,而這種解釋和理解通常是不存在對錯的。當環境變得複雜起來,我們所慣用的線性的、因果關係的解釋開始不起作用。由於缺乏足夠的對現象解釋的模型,模糊性變得愈發強大。我們需要建立系統思維的能力,去共同看見相互聯繫;採取不同的視角,發現更為全面的背景, 從而得到對事件的更恰當的多元的理解。


頑劣問題的特點

今天碰到的很多跟可持續發展相對應的問題基本屬於頑劣問題,他們不再是簡單複雜的問題,而是超級複雜問題。比如説氣候變化、恐怖行動、貧困問題,它們都具有很強的生成性和反身性。


頑劣問題有這樣一些特點:其解決方案可以有諸多甚至是無限的可能性,原因也是多樣的,有很多相互依賴的因素,涉及到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對問題有不同的理解,存在相互衝突的目標,針對問題沒有清晰的解決方案,甚至沒有清晰的描述。還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頑劣問題都是高度環境敏感的,它對所處的特定環境特別敏感,以至同樣一個解決方案換到另外一個環境裏就變成了一個問題。


頑劣問題通常具有反身性,例如環境問題,其巨大挑戰在於其會帶來反身作用,你覺得你改變了它,實際上它也在改變你。我們認知上的巨大缺陷就是常常以第三者的方式去看待問題,使我們沒有辦法知道自己在這個過程當中既是改變者也是被改變者。而這些都是我們目前所面對的。所有的可持續發展議題,或者説可持續發展金融的議題都具有這些特徵。


這些特徵在呼喚著全新的方式來面對,但這種全新的方式並不意味著否定過去。


可持續發展議題是對我們認知範式的一種挑戰

有一個經典的例子:你手裏面拿的是一塊石頭,你扔出去的時候,完全可以描述和預測這個石頭所走的軌跡,只要我們有充分的數據。這一類的問題都可以用牛頓定律來解決,所以我們把這一類問題叫牛頓世界的問題。如果想像一下你手裏面拿的是活的、會飛的鳥,你扔的時候它會去哪?它符不符合牛頓定律?當然符合,但你沒有辦法僅僅運用牛頓定律去計算它的軌跡。我們需要具有包容性的牛頓世界認知和量子世界認知來共同面對。


非線性且具有量子特徵的世界,需要新的方法論,需要行動學習與行動研究。我們無法只用過去的經驗去面對,因為它具有生成性;僅僅用過去是沒有辦法推導未來的,因為它不是完全連續線性的。還有一部分知識根本不在我們認知的範圍裏面,因為它一直在生成。可持續發展議題是對我們認知範式的一種挑戰。


在這裡我們試圖用一種新的方式來應對所謂的頑劣問題。我們人類在過去二三十年已經出現了一些思考和思想,包括哲學、方法論以及工具等方面。如果我們從認知和系統的矩陣模型來看,發現可持續發展的議題更多是在我們非線性系統裏的隱性知識所面對的。


可持續發展金融一直是我們和社會價值投資聯盟準備要做的事情,後來博時基金參與進來。我們要做就是用社會行動實驗室的方式來應對可持續發展金融問題,使其建立在一些基本理論和方法論的基礎上,並努力開發出一系列的方法與工具。這裡麵包括系統思考、量子理論、場域理論、複雜理論、認知與學習理論、行動研究、欣賞式探尋、催化工具。


“可持續發展金融創新實驗項目”的創新舉措

這樣一個社會創新實驗室到底在哪幾個層面上有所創新?


首先,它是一種共創的平臺,它需要儘量多的利益相關者來參與,來共同創建,這是一種共同看見與共同作用的過程。其次,它營造一種場域,讓學習與變革在更賦能的場域裏面發生。而在過程的層面則是範式的轉變。另外還涉及一些工具,它們使改變産生杠桿的作用。


在這個場域裏面有三個很重要的功能:一需要學習,因為我們是沒有辦法知道未來的;二需要催化,有效的學習和創新是要透過一些催化的工具才能夠實現的;第三需要賦能,它是一個使能能的空間,能夠使社會共創者有效地應對超級複雜和系統性的社會問題,把握轉化性的社會變革機會,為國家經濟、社會與創新領域的行動和政策諮詢建議。整個過程也將顛覆原來的規劃思路,有原型替代藍圖,由迭代替代規劃,有反思替代評估,由實驗替代實施, 從而實現上升螺旋曲線。


與此同時,國發院作為一個智庫機構將努力打通三個層面:産品和項目層面、操作層面,組織、管理和領導層面;體制和政策層面;可以通過政府、監管機構做自上而下的社會實驗,也可以通過産品和項目做自下而上的實驗。


這就是我們針對當前可持續發展議題所提出的應對方式。我們在這裡提出了一系列方法論、方法和工具等不同層面的建議,使得我們能夠真正有效應對可持續發展議題,特別是可持續金融議題。


(張彤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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