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中國 > 

巧借國際動能 配置全球資源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 作者:王文 張婷婷 | 時間:2019-10-09 | 責編:申罡

——從70年國際治理體系演變看中國現代化


作者:王文係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絲路學院副院長、教授兼國務院參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張婷婷係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現代化建設離不開國際形勢的變遷。如何利用國際體系中的各類變數,直接影響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大體看來,70年國際治理體系呈現了冷戰美蘇的激烈博弈、冷戰局勢緩和與全球化新階段等三個階段,而中國在每一次國際體系變遷中均努力抓住重大戰略發展機遇,獲得了“站起來”“富起來”的偉大飛躍,且正在巧借全球化新階段的動能,配置全球資源,為實現“強起來”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而努力。


國家發展借勢國際動能的三種類型


從詹姆斯•羅斯諾“全球動力説”、賽約姆•布朗“世界整體論”、托馬斯•弗裏曼“全球化體系論”、沃勒斯坦“世界體系論”到哈貝馬斯、烏爾裏希•貝克“全球制度構建論”、邁克•費舍斯通“全球文化融合論”等,許多歐美學者都在試圖解釋與理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內發展與國際體系之間的聯動與融合。用中國的語境來講,就是全球之“勢”與國內之“事”之間的關係。


國家發展與外部因素密切相關,尤其是1500年大航海時代開啟以來,隨著全球化進程加速,國家內部治理與國際治理體系的互動更為頻繁。最早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學者奧爾多•萊維特曾在《市場全球化》一文中指出,全球化的影響深刻體現在國家發展的每個領域。利用好全球化的影響,對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


歷史地看,一國對國際體系之“勢”的運用一般分為三種情況。一是“逆勢”,即當國際“大勢”與本國“大業”出現相悖的情況時,本國若能抓住稍縱即逝的機遇,就能在高風險中實現國家強大。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主權國家的體系形成,各國內部民族與主權意識覺醒,為爭奪利益,列強衝突日益加劇。19世紀初,法國拿破侖逆勢而動,一度創造了法國在歐洲大陸霸權。不過,“逆勢”時,需要審時度勢,張馳有度,否則,過度擴張,有可能前功盡棄。1815年,七次反法戰爭後,歐洲主要國家簽訂《維也納公約》,重建後拿破侖時代的國際秩序。


二是“順勢”,即順應國際體系的安排,實現本國的快速發展。18世紀後,歐洲主要國家先後發生了工業革命,國家實力的工業化成為國際體系的必然趨勢。此後,美國、俄國、普魯士、日本先後覺醒,順應各國工業化大趨勢,躋身世界強國的行列。


三是“造勢”,即本國在自身實力的評估基礎之上,構建或改革原有的國際體系。20世紀中葉,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均為戰勝國,且均選擇了巧妙的參戰時間,將本國的損失降到最低,獲利升至最高。1945年,美國的經濟總量約佔全球總額的一半,開始重塑二戰後的國際經濟、貿易與金融體系。


可見,國際體系與國內發展有著微妙與精細的互動關係。均衡地把握住這種關係,既能促進本國的發展,也能構建有利於本國的國際體系;反之,則會導致矛盾的激化,導致國際失序、國內失穩。20世紀下半葉,美蘇冷戰,實力消長,國際體系權力分配微調頻現,時時考驗著兩國決策者的智慧,1980年代後,蘇聯領導人代際更替頻繁,在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把握中連連失誤,最終導致本國解體,國際治理體系進入多極化的新時期。


新中國70年現代化與國際治理體系的三個階段


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經歷了兩輪失敗的工業化歷程,與國際治理體系的互動較為被動。清朝末期,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淪為帝國主義的原料和市場附庸。1860年代後,中國開啟第一輪工業革命的“洋務運動”最終以失敗告終。辛亥革命後,國民政府依舊無法改變弱國無外交的局面,第二輪工業化建設同樣呈現了“先天營養不足,後天畸形”的狀況。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決策者開始以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身份、巧妙的審時度勢之力重新與國際治理體系展開了一場偉大的70年博弈。雖有利益得失,風險時現,但從整體上看,新中國的國內現代化建設與國際治理體系的互動是良性的。大體看來,這場博弈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9年—1977年):逆勢而動,借兩極化的國際治理體系實現了工業化的基礎。


二戰結束後,以聯合國為基礎的雅爾塔體系塑造了二戰後的國際秩序。在當時美蘇爭霸的國際治理體系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採取政治打壓和經濟封鎖,遏制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剛剛成立的新中國既無完整的工業鏈基礎,也無開啟現代化建設的人才、技術和設備保障,社會建設基本需要從零開始,不得不借助外力。作為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基於意識形態和國內現代化建設需要,新中國早期以“一邊倒”的立場參與國際治理體系,為一窮二白的社會開展現代建設提供了歷史機遇。


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與蘇聯幫助密切相關。新中國成立後,蘇聯出於美蘇爭霸的戰略考量,在經濟、國防、教育等一系列領域對華進行了援助。規模最大的是“156項工程”。據統計,僅1953年蘇聯就向中國提供了1198件科學文獻和技術資料,接受了來自中國的1100名留學生。1950年至1957年,僅中國人民大學就聘請了98位蘇聯專家,完成了101種教材和講義編寫。在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初級階段,蘇聯對中國的援助為中國完成“一五計劃”、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發揮了重要作用。


20世紀50年代末期,中國開始積極影響國際體系的演進,提出“三個世界論”。而與此同時,蘇聯推行大國沙文主義,中蘇關係破裂,蘇聯專家撤出中國。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進入了獨立自主摸索的狀態。此後,中國克服重重困難,勒緊褲腰帶,自主開展現代化建設,在經濟、軍事等諸多領域都出現了零的突破,如“兩彈一星”、諸多重大水利工程、工業鏈基礎等。在國際社會封鎖下,中國在獨立探索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走了一些彎路,但為後期的長足發展確立了現代化基礎,更是扭轉了近代以來的民族頹勢,捍衛了國家尊嚴。


第二階段(1978年—2012年):順勢而為,中國現代化建設與國際治理體系相互獲益。


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了新一輪的現代化建設探索。對內,在政治領域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穩定住了國內政治局勢,保證了社會大環境的穩定;在經濟領域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思想領域,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提出“兩貓論”,力排“姓資姓社”爭議。


對外,明確和平與發展為時代主題,推動中美走向緩和,中國逐漸以開放姿態參與到全球治理中。隨著中國與世界主要經濟體關係的緩和,尤其是進入1990年代後,大量國外資本流入中國,為中國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截至2007年,中國連續16年成為發展中國家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


順著全球化大勢,我國整體經濟總量實現了較快發展,每人平均國民收入翻番,實現了工業化和製造業的飛速崛起,並逐漸融入以經濟、金融和經貿為核心的國際治理體系中。2013年前後,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最具活力的製造業中心,生産了全球一半的鋼鐵、全球60%的水泥以及世界25%以上的汽車。中國也是全球最大的專利申請國,總數超過了日本和美國的總和。中國還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


中國國力的提升,也反向貢獻于國際治理體系的演進。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國承諾人民幣不貶值,成為亞洲局勢穩定的壓艙石。2001年中國加入WTO,促使全球貿易自由化之勢加速。“世界500強”入駐中國,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帶來了國際先進的管理經驗、技術、人才,也從中國獲得大量利潤。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堪稱史上最成功的體育盛會之一。同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G20領導人峰會召開,中國是挽救危機的國家主力,為全球度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貢獻了重要力量。


第三階段(2013年至今),造勢而起,中國現代化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發展逐漸進入了新時代。中國連續宣佈重大政策,進一步深化改革和開放,主動融入與推動全球經濟格局的發展。在政治領域,繼續堅定社會主義制度自信;在經濟領域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努力通過推動經濟結構轉型釋放經濟發展潛力;在思想領域,提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伴隨著智慧化革命的到來,中國經濟快速抓住機遇,將機械化、智慧化和資訊化融入到社會發展中。中國有效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利用國內外優勢資源,融合國內外資金、技術、人才和市場,推動高品質發展。聯合國《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顯示,2018年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以及外資流入最多的發展中經濟體。


當前,中國作為世界最大消費市場、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世界工廠,是世界經濟大環流的“發動機”,帶動起了全球範圍的貿易“供應鏈”和“採購鏈”迴圈,不斷作為貢獻者的姿態反哺國際經濟治理。2013年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倡議為沿線國家提供致力於帶動地區經濟發展的國際公共産品。201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430億美元,其中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新增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56.4億美元,解決了數百萬的全球就業。2016年以來,中國連續舉辦G20領導人峰會、“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海合作組織峰會、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國際進口博覽會等,作為負責任的全球大國,中國不斷為國際經濟發展貢獻本國的智慧與探索力量。


現代之“業”與國際之“勢”的統籌


新中國70年的發展史呈現出兩個鮮明特徵。從國家內部演進來講,70年發展史是一部現代化建設的歷史。國家經歷了“站起來”“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過程。從外部交往進程來講,70年發展史也是一部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歷程,經歷了夾縫中堅強生存到融入世界發展,再到改善全球治理的過程。中國人民先是告別“挨打”、再是告別“挨餓”,現在面臨著告別世界對中國的誤解、誤讀的“挨罵”過程。


從歷史的縱向維度看,70年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與全球形勢密切相關。從歷史發展的縱向角度來看,改革開放前30年內,中國在國際壓力下,完全實現了民族解放,建立了統一的國內大市場,成為實現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基礎。土地改革和農村合作運動使中國農民組織起來開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為改革開放後第一批鄉鎮企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0年,鄉鎮企業數量增長了12倍,生産總值增長了將近14倍,它在GDP佔比從14%上升到將近50%。改革開放後的30多年,中國順全球化之勢,開展了大規模化的工業革命,呈現階段式發展特徵,先是建立了輕工業生産鏈,呈現出規模化、勞動密集型、生産和出口大批量輕工業消費品等特點。從1998年開始,中國工業化進入基礎設施、高鐵和網際網路並舉的高速發展中。2013年,中國鐵路營業里程突破10萬公里,高鐵運營里程突破1萬公里。到了十八大前夕,中國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製造中心,在全球貿易大環流中處於核心地位。改革開放後30多年的工業化大發展為中國新時代的發展轉型升級奠定了強大基礎,中國開始朝著高品質、智慧化、生態化的新一輪工業化大步邁進。


從歷史的橫向維度看,70年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與國際治理體系始終處於良性互動中。新中國成立後,“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一邊倒”等外交政策,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機遇。借助蘇聯在經濟、軍事、教育等各個領域的援助,中國很快建立起了現代化發展的工業基礎。中國在國際治理中一直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在後期中蘇關係破裂後,中國克服重重困難,繼續推動現代化建設,雖然經歷挫折,但是在一些領域出現了重大突破,進一步鞏固了中國在國際治理中的獨立位置。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迎來了新的歷史發展機遇,明確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逐步開始主動融入到世界經濟環流中,從以“蘇”為師到充分向世界最先進生産力學習,既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融合世界先進生産力發展的有益經驗,現代化建設進入大繁榮時期。十八大後,經歷了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中國對外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將國家現代化建設融入到全球發展潮流中,貢獻于全人類的事業發展。


可見,巧借國際動能,配置全球資源,是70年來中國現代化建設與國際治理體系互動的重大經驗。每一時期,中國審時度勢,抓住發展機遇,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寶貴實踐,應在未來進一步發揚與堅持,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發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