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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經濟圈與東西方雙向交流

來源:環球時報 | 作者:項兵 | 時間:2019-09-10 | 責編:申罡

2017年底,借鑒“盎格魯圈”(Anglo Sphere) 的提法,我提出了“儒家經濟圈”(Confucian Economic Sphere,CES)概念,指儒家文化在社會文明體系中佔有主導地位和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經濟體,這些經濟體都對儒家文化有較高的認同感。儒家經濟圈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以及日本、南韓、新加坡和越南八個經濟體。


按IMF數據,2018年,儒家經濟圈GDP總量為21.6萬億美元,全球佔比升至25.5%。在2019年世界500強中,儒家經濟圈有200家企業入選,佔比40%。


對儒家經濟圈發展模式的思考


儒家經濟圈各成員雖然在發展階段、發展模式、政治制度、語言歷史、人口與社會結構等諸多方面,存在比較大的差異,但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濟上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成就,並且從某種意義上探索出各自獨特的、與西方有一定區別的經濟發展模式。


我對此有如下幾個初步的思考:


第一,以往自由民主制度被認為是支援現代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和決定性政體形態。儒家經濟圈成員政體制度有很大差異,但近幾十年在經濟發展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某種意義上講,儒家經濟圈各成員的政經關係及經濟發展成就對傳統西方理論作出了不同的回應。即就經濟發展而言,政體固然很重要,但潛移默化的文化因素或許也會起到關鍵性作用。 


第二,在全球大變革的今天,人類面臨著發展模式轉型和創新等一系列挑戰。儒家經濟圈的探索、多元與成就,對全球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從哲學層面講,儒家經濟圈的不同發展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被看成是儒家“和而不同”理念的經典實踐。 


第三,從東西方交流的角度看,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發展的重大議題和解決方案多數由西方提出並主導,東方鮮有建樹。隨著儒家經濟圈的整體崛起,其發展經驗及其哲學理念可能會對世界有借鑒意義。同時,對人類共同面臨的發展挑戰和文明的進步等,也許可以作出應有的重大貢獻。 


儒家經濟圈的文化認同 


儒家經濟圈成員擁有顯著的文化同源性,即源流於中華文明的儒家思想。李光耀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亞洲價值觀”(Asian Values),闡述了東亞經濟發展背後的強勁推力是儒家文化。市場經濟是“術”,而儒家文化是亞洲價值觀之“道”。李光耀指出,從根本上講亞洲的成功原因歸於具有儒家文化內核的亞洲價值的優點——秩序、紀律、家庭責任感、勤奮工作、集體主義、節儉等。 


總體看,儒家經濟圈的文化同源性和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重視教育和學習。著名文化學者杜維明先生指出,儒家思想對教育的重視,可以視作一種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在儒家,始終有“言傳身教”的家教訓念。東亞經濟奇跡,離不開教育的普及和高素質的勞動力。 


第二,勤勉、務實、肯幹。儒家追求現世的價值實現而不是來世或者彼岸,在日常生活中表現為勤勉工作。馬克思·韋伯(Max Weber)説,“中國人的勤勉與工作能力一向被認為是無與倫比的。” 


第三,認同多元文化,主張文明對話與文化和諧,具有寬容性、開放性、協商性與和諧性。儒家倡導相容並蓄、和而不同的處世價值。這種價值通過中華文化的歷史構成(儒釋道)與發展實踐(多民族及在東亞社會的傳播與普及),更充分地印證了“和而不同”理念的普適意義。 


第四,政府主導社會經濟發展。從日本的明治維新到南韓的“漢江奇跡”,從新加坡模式到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在社會經濟發展的現代化過程中,政府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主導作用。 


第五,精英治國。中國的科舉制度長期影響儒家經濟圈成員,在“學而優則仕”影響下,社會的精英把通過從政來服務社區作為首選, 這與西方精英的價值取向和選擇是不同的。這逐漸成為了一種文化基石,對於保持國家領導力起到積極作用。 


東西方雙向交流及東方智慧的現實意義 


今天,全球處於多重顛覆式變革聚焦于一點的重大歷史變革時期,表現在發展模式、顛覆性技術及創新、投資與貿易體系重構、國家治理與契約關係、地緣經濟與政治、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等諸多方面。面對諸多全球性發展挑戰,世界的繁榮與發展需要新思維、新視野以及新的解決方案。也許面向未來,文化的力量值得進一步重視與研究,世界需要更多來自東方的智慧。 


一方面,儒家經濟圈的名義GDP在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會進一步擴大而且持續引領世界經濟的增長。面向未來,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儒家經濟圈應該繼續互學互鑒,進一步增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一體化程度,更大程度上釋放儒家經濟圈的經濟潛力。 


另一方面,儒家經濟圈理念的構建與發展,不僅僅局限于經濟和貿易,還應聚焦于如何解決全球重大發展問題,貢獻我們東方的方案和智慧。面對多變的世界和各種發展挑戰,儒家經濟圈的發展探索,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對世界的發展可能會産生重大的借鑒意義,對解決世界性重大問題可能提供不同的思維和方案,為人類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作出應有的貢獻。 


要實現上述目標,需要我們跳出傳統的、較為流行的東方之於西方的仰視思維,建立“月球看地球”的俯視思維。基於這種格局、視野和思維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儒家經濟圈是有可能誕生新生代的休謨、康得、胡塞爾一樣的偉大哲學家和思想家,像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一樣的經濟學家,以及“盤尼西林式”的重大發明,可産生一批全球引領式的“大風流”創新,如谷歌、臉書、亞馬遜、特斯拉等顛覆性創新型企業,真正實現對全球發展的引領。 


如果上述目標得以實現,即開啟了東西方雙向交流的新時代,這或許可以成為新一輪思想啟蒙的一個起點。(作者是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中國商業與全球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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