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維鴻 中證焦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近日發出通知稱，除13個城區人口在500萬以上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外，其餘城市將全面放開放寬落戶限制，引起國內外媒體議論，個別媒體用所謂“撕裂的城鎮化”來形容此次戶籍制度改革，顯然是對中國人口分佈大格局“盲人摸象”般的誤讀。
首先，戶籍制度改革不是所謂經濟下行壓力之下的“救市”之舉。中國改革開放40年，工業化、城鎮化的持續高增速，傳統計劃經濟下的戶籍制度已經顯得不合時宜。未來幾十年，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必然要求及促進全國範圍內的人口分佈更合理化。這不僅僅包括地域間的人口分佈合理化，也包括城鄉間的人口分佈合理化;不僅僅包括人口數量在空間上的分佈，也應包括年齡段、教育結構等的分佈情況。
其次，“候鳥現象”也並非中國所獨有。無論中外，農村年輕人都傾向到大城市打拼。一旦留在鄉村的老年人紛紛空巢，即便數量再多，也無法成為産業振興的人口依託。對於中國而言，人口分佈合理化大進程所依託的基本原則，依然應該遵循現代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説白了，溫飽問題解決後，城市化帶來的生活品質提升，有著巨大的吸引力。中央政府財政能力並非無限大，通過廣義上的轉移支付，只能夠避免局部人口外流帶來的公共福利不足，彌補初期城鎮化帶來的農村人口空心化，並不能改變基本的市場化人口分佈規律。戶籍制度改革也只能讓局部特定人口流動更加便利，以求激發城市間産業發展政策的主觀能動性，通過改善營商環境，吸引優質企業入駐、帶動就業和稅收、集聚更多人口。這種戶籍政策改革的大方向是明確的，但是節奏把握並不容易，特別是會影響到局部城市的房價漲跌，這也是國內外不少媒體熱心於此的原因。
與其過度關注大中型城市，筆者認為更應當把政策的觸角伸向縣一級。事實上，縣域人口政策的重要性一點不比二三線城市低。這是能否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縣城間的産業爭奪和人口吸引，也是未來十年必然發生的城鎮化故事。但是，無論是中央的産業政策，還是間接融資為主體的金融服務，都無法進一步細化到縣域經濟層面，造成了普遍性的縣一級人口和産業發展規劃缺失、金融服務缺失，鄉鎮發展指導缺失。好在過去幾年，國家精準扶貧政策引導了很多産業和金融資源直接對接貧困縣發展，以及數量眾多的年輕“第一書記”直接到鄉鎮、甚至是村上“當官”，在不同層面積累了相當多的縣域經濟發展經驗。各級政府應將這些寶貴的實踐經驗，與多樣化的自然稟賦和人口分佈趨勢相結合，從更加立體的角度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是中國人口分佈合理化的最佳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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