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中國 > 

減稅降負同時深化中國的稅制改革

來源:經濟日報 | 作者:賈康 | 時間:2019-04-15 | 責編:李曉曼

賈康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

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來打造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客觀要求,深化稅制改革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大現實問題。

我國的流轉稅,除了在營改增以後增值稅還要做稅負的降低和實施細則的優化改進之外,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消費稅,需要積極做好深化改革的方案,研究和擇機推出具體改革措施。消費稅從我國分稅制體制建立之初到如今,一直是中央稅,而現在的考慮是需要把原于生産環節徵收的消費稅中可以推到後面消費環節徵收的部分,轉為交給地方,作為地方的稅收來源,這樣來彌補營改增之後地方沒有大宗穩定收入來源的缺憾,這成為積極構建地方稅體系必須考慮的重要改革任務。當然還有對消費稅內部各種稅目與稅率優化上必須做出的改革。

在地方稅體系裏面,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稅種是資源稅。在前些年的改革中,資源稅已推出了以原油、天然氣和煤炭為重點先後啟動的從量徵收變為從價徵收的機制改進,在覆蓋面上也特別注重儘量把各種金屬礦和非金屬礦都納入資源稅改革範圍。而且,近些年又有了在河北開始的水資源稅改革試點,其後又擴大了試點範圍。作為地方稅體系中的一大支柱,資源稅的改革還需要進一步深化和優化。

在已經實施的“費改稅“式負擔平移的環境稅運作一個時期之後,我們還要積極總結環境稅的管理經驗,把環境稅的運作機制進一步細化,並和其他相關舉措配套考慮,如何在未來更好發揮環境稅收促進自然資源合理開發、集約利用方面的應有作用。

這些流轉稅改革的旁邊,中國另外一項非常重要的深化稅制改革任務,就是黨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的“逐漸提高直接稅比重“,以優化我國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促進社會和諧與現代化發展進程。怎樣落到具體的實施方案上面?我們面臨一系列挑戰和艱巨任務。直接稅裏的個人所得稅改革,在2018年終於邁出較大步伐,在個稅修法之後,要肯定其在“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方面終於起步,並在專項扣除概念之下,有了非常好的具體有關社會成員子女教育、贍養老人、住房支出等方面的專項扣除新規定。在適應社會訴求,把起徵點提高到5000元之後,中國個人所得稅的實際徵收覆蓋面有了比較大幅度的收縮,有關部門宣佈有8400萬人左右從原來要交納個人所得稅的情況,變為落到起徵點之下而不必交納。當然隨著居民收入水準提高,未來又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重新回到起徵點之上。同時,此次修法後對超額累進稅率覆蓋下的高收入的稅收調節保持了較大力度。我國個人所得稅的一些具體設計還有待優化,比如這一輪只有對勞動收入的綜合,而完全沒有對非勞動收入的綜合,同時最高邊際稅率仍然是45%,於是使一些專家型人員四種勞動收入合在一起後實際徵收稅率水準會明顯高於原來水準,客觀上形成了對勞動收入的一定稅收歧視。對此亟須加以針對性的跟蹤研究,必要的優化調節應以實施細則的方式及時推出。未來應該考慮在下一輪個稅改革中把綜合徵收的覆蓋面擴大到一部分非勞動收入,並積極考慮把最高邊際稅率往下調整。

另外的一項重要的直接稅制度建設,就是已熱議多年的房地産稅,中央要求“加快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現在這個稅的立法已經納入本屆全國人大的立法規劃。我們各類社會成員,需要在立法啟動之後,積極參與立法過程,充分表達各自的意見建議,理性地闡述自己主張與意見建議的依據,大家一起尋求社會上關於這個稅收建立初始制度框架時的最大公約數。房地産稅有多種正面效應,大方向是勢在必行,但在設計具體改革方案的時候,一定要有足夠的耐心和充分的公眾參與,使這個稅收能夠較好適應中國國情和現階段的一系列特定條件約束,在建立框架之後,可以在未來動態地加以逐步細化和改進。

總之,我國減稅降負和協調配套的稅制改革,其實不僅是減輕納稅人負擔一個維度的問題,需要更多考慮稅制結構優化,以及在不同納稅人負擔有升有降概念之下,直接稅逐漸提高比重方面怎樣形成合理的改革方案。這是我們走向現代稅制、建設現代社會所必須經受的歷史性考驗。

發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