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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慎還是恐慌——基因編輯技術的社會風險及應對策略

來源: 中國網 | 作者:程國斌 王樂 | 時間:2019-01-28 | 責編:于京一

程國斌(副教授,東南大學醫學人文學系)

王樂(生命倫理學碩士研究生,東南大學人文學院)

隨著廣東省“基因編輯嬰兒事件”調查組公告的發佈,賀建奎事件算是有了一個初步的結論。公告顯示,這是為了追求名利而採取的個體違法行為。

事實上,這是我們目前能獲得的最好的結果。這意味著,我國目前在生命科學研究的倫理和法制監管上的確存在很多缺陷,但在制度理念和社會主流價值觀上,並不是某些西方媒體所認為的那樣,存在一條“中國和西方之間的科學倫理鴻溝”,更不是一個生命倫理學的法外之地。

把具體事件和技術發展戰略區分開

事件發生後,中國的科學界、政府、倫理學界和社會大眾都廣泛發出了批判的聲音,但很多評論忽視了具體事件和科技發展戰略之間的差別。甚至出現很多激進的聲音,建議完全禁絕對人類生殖細胞進行基因編輯的任何研究和實踐,這顯然是一種不夠理性的態度。

從這一具體事件而言,它在實驗安全性和風險評估、技術行為給孩子帶來的風險、侵犯實驗參與者的權利、逃避倫理審查和法律監管等方面的錯誤十分明確。

本次事件最大的受害者是被基因編輯的孩子們,這需要政府和社會用最合理的方式對他們提供保護和救助,我們無需過度誇大這一具體事件可能造成的社會危害。人類自然生殖過程中,特定基因每一次都是以二分之一的比率向後代傳遞,本次編輯的基因並不一定有機會在人類社會中長期存在和擴散,人類的總體基因池也擁有足夠的容錯能力,所以這幾個孩子並不會造成遺傳生態危機。

事實上,這一個案造成的社會危害主要在於“每個人的天生都應該是自然和平等的”“每個人的生命都不應該被事先決定”等基本價值觀,以及給其他潛在的違法者提供了範例等方面。

而反對這類技術的主要理由是:有可能導致富人變成“超級物種”、窮人在起跑線上徹底喪失競爭機會、自然人將“完全消亡”,霍金有關“超級人類”的預言是其中最提及最多的概念,然而,支援這些觀點的論據是需要審慎對待的。

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生命倫理學家就已經將“生殖係基因編輯技術有可能加重社會不公正”明確為最需要嚴肅對待的論據,但對這一技術是否已定會造成惡果,以及人類是否有能力用理性來正確引導技術的發展,並沒有得出一個普遍共識。那麼,以透支未來的不確定的惡果為反對技術發展的理由,則是一種價值偏見。

基因編輯技術造成社會風險的條件與可能性

對人類進行生殖係基因修改而造成嚴重的社會公正性危機,是需要一定條件的。

首先,只有當安全可靠的動物模型被建立,生殖係基因編輯技術的安全性和效果經過臨床驗證以後,那些想要創造“超人後代”的人才會廣泛使用這一技術;其次,只有當技術在社會中被較為廣泛的使用,以至於所謂“超級人類”已經佔據了足夠的人口比例,才有機會從根本上動搖和重塑人類社會的公正性規則;再次,如果只是少數人使用這種技術,而社會上有關自由、平等、公正的普遍價值理念並沒有被完全拋棄,他們也只會成為“危險的異類”而未必有機會成為“新的貴族”。

目前,這些條件都不充分。

首先,使用生殖係基因編輯最大的動機是“生育一個健康的孩子”——生殖係基因治療和“生育一個優秀的孩子”——生殖係基因增強。前一個動機具有一定的現實合理性,因為人們會把這看作是對自身缺陷的修正,從而改造自己的遺傳血脈。但在現行標準下,尤其是在普遍觀念視被基因修正的孩子為“異類”的情況下,只是為了實現一種不確定的未來利益,健康的父母們是否有足夠的意願去改變自己的血脈遺傳,是值得被懷疑的,因為這違背了人類生育後代的最原初的目的。

其次,只要今天人們在遺傳生殖領域最基本的價值共識不被顛覆,即使有少數人群願意進行這種瘋狂的改造,這種技術也不會得到大規模應用的機會,少數激進行為也會被多數人和整個社會制度的遏制,而不會成為一種人人追求的目標。

而該技術導致社會風險的另一個重要前提是監管技術濫用機制的大面積失效,這在當前技術發展受到金錢支配,以及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確是很有可能發生的,尤其是在一些基本社會治理都已經接近失控的特殊國家和地區。但認為這種失控會在全球範圍內廣泛出現,甚至會成為被社會普遍接受的機構性的現象,顯然是過於悲觀的看法。事實上,全球社會對此次事件的主流態度和意見恰恰表明,從倫理上接受和法律上認可生殖係基因編輯技術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最後,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對人類遺傳修正和技術進化的未來作出準確的預判,但人是具有理性的動物,也是一種追求道德化生存的存在物,人類總是能夠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回到正確的道路上。歷史上曾多次出現類似的瘋狂行為——例如納粹的優生學計劃,在經歷過這麼多的悲劇之後,我們對可能出現的愚蠢和瘋狂抱有足夠的警惕,那麼,為什麼不能對多數人的理性能力和對自由、公正和善的普遍追求抱有信心呢?

基因編輯技術造成社會風險,需要充分的技術保障和社會倫理共識的巨大轉換,當且僅當這兩個前提全部成立時,技術的社會風險才會成為現實。在此之前,我們仍然有機會通過廣泛的社會倫理辯論和審慎的倫理規劃,將這一類技術引導到有利於人類社會的進步而非相反的方向上。

應對基因編輯技術的倫理策略

首先,啟動針對這一類技術的真正有深度、有價值的倫理反思、討論和社會對話,而不是在恐慌中匆忙做出不理智的重大決定。在有關的倫理討論中,也有必要對技術的性質、倫理屬性和急速發展進行道德哲學層面的審查與評估,主動地用我們目前最大的道德共識來引導,從而避免在技術突破或者技術違規行為發生後,倉促應對危機的被動局面。

其次,在有關倫理規範的建設中,要注意實現道德動機的普遍化和倫理共識的最大化。一種道德觀念只有被社會價值體系所接納,並成為主流的價值共識,才會成為一種廣泛的義務,並引導人們的實踐。

賀建奎的行為,一方面是存在個體性的邪惡動機,這在社會價值觀中是比較容易被辨識出來並加以遏制的;另一方面則是存在著某種“道德無知”,他顯然相信自己的違法行為有可能被接受,並給自己帶來利益,這一點並不容易被認識到,而且有可能被某些錯誤的榮譽觀和價值追求所綁架。對於後一方面,我們只能訴諸於可以最大程度普遍化的價值共識,以遏制少數人或少數群體自以為是的“道德追求”,而這也不再是少數專家甚至是政府可以完成的任務了,必須要讓社會公眾廣泛地參與到有關的倫理討論當中來,才有機會形成倫理共識。

最後,目前最重要的是進一步加強和完善科學技術研究和實踐的倫理審查與社會管理制度,使實踐的發展在合法的通道內尋求內部突破,而非借助於某些個別行為打破現有的制度體系。所以,我們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繼續努力:進一步完善法律規則體系,使法律的監督審查和制約作用能夠很好的實施,發揮道德所不具有的強制力作用;進一步完善倫理審查和監督體系,建立一個良好的科研倫理規範體系,使科學家共同體和科研機構擁有堅實的自我管理的制度基礎;加強科技人員的道德教育,增強其道德意識,嚴懲違背道德的科研行為和相關人員;增強公民對重大生命倫理事務的參與和討論,普及相關的科學和倫理知識,鼓勵和引導公民社會形成道德共識;大力加強監督機制的建設,明確相關部門、專業組織、科研機構的責任與權力,並制定針對沒有盡到監督義務的組織和個人的處罰規範。

通過國家部門加強管理,社會全體積極監督,堅決抵制違反倫理規範的不道德行為再次發生。

基因編輯嬰兒事件在中國發生,是我們在前期相關領域工作存在缺陷的結果,但也給了我們一個修正錯誤的機會,彌補缺陷。面對這一個案,需要引起我們足夠的警惕和更加審慎的研究與思考,而不是沉迷在恐慌情緒中而做出倉促的決定。

生命倫理學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在面對類似的重大社會問題時,引導我們進行理性的考量,既不可盲目的誇大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也不能輕視其可能性的風險。在審慎中前進,用更加積極的態度面對技術的發展和社會道德的約束,充分發掘人類理性的能力,使技術在促進人類社會最高福祉的方向上前進。(責任編輯:韓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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