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堅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國際認同得到極大增強,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極大提高,但中國外交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中國正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成長的煩惱。
談到今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摩擦,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徐堅在接受中國網智庫中國採訪時表示,守城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當國力越來越接近的時候,對抗、摩擦風險就趨於上升,這是一個基本規律,一種客觀的歷史存在。
中國日益增強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地位,某些國家在心理認同上出現焦慮,這種焦慮作用到其對華政策上,就會産生種種問題,被轉化成為中國和有關大國之間的一些矛盾和問題。最為突出的便是中美貿易摩擦。
中美貿易摩擦不僅只限于經貿領域,現在中美之間的摩擦問題正涵蓋各個領域,從經貿向政治、安全等各個領域輻射拓展,這確實是中國現在面臨的一個大問題。美國對中國日益上升的國際地位,心理上出現焦慮是多方面原因引起的。
從近現代大國關係的發展規律來看,當新興大國的經濟規模接近守城大國70%左右的時候,這時新興大國和守城大國關係就會變得緊張,兩國對抗風險劇增,也就是所謂的“修斯底德陷阱”。
美蘇冷戰時期,根據後來公開的有關材料表明,蘇聯在鼎盛時期的經濟規模大約達到美國的53%左右,日本在80年代,曾經達到美國經濟的69%。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矛盾是特別尖銳的,美日之間雖然為盟國,但是在80年代,圍繞貿易問題也産生了非常激烈的矛盾,後來通過廣場協議日本方面的妥協,美日關係才得以緩解。廣場協議後,日本遭遇了泡沫破滅的代價,陷入了所謂“停滯的20年”時期。這些史實都證明,守城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當國力越來越接近的時候,對抗風險就會上升,這是歷史規律,是客觀的歷史存在。
同時,也不能把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的對抗原因機械化的理解。事實上,不同國家,特別是不同大國之間的關係,這種矛盾到底如何發展,除了國力對比因素外,還跟其他很多因素有關係。
以美蘇冷戰為例,蘇聯在鼎盛時期的GDP無非只達到美國的53%,不足六成。按照歷史規律,美蘇之間的矛盾應該是有限的。然而,美蘇冷戰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險些正面熱戰,即使沒有發生直接正面衝突,但是也打了不少代理人戰爭。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就説明除了國力對比因素外,還有意識形態的因素。
儘管蘇聯的國力不如美國,在鼎盛時期和美國也有相當差距,但蘇聯的稱霸心理、甚至很多方面想取而代之的趨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使得蘇聯經濟實力和美國相差甚遠的情況下,雙方之間的矛盾卻非常尖銳。
而1980年代日本的國力達到接近美國的八成,當然美日矛盾也比較突出,但是這種矛盾更多是限于經貿領域,因為美日是盟國,沒有擴展到政治和安全領域。並且在政治和安全領域,日本在當時也和今天一樣,對於美國而言,日本處於依附地位。
可以説,今天中美之間面臨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中美之間有陷入修斯底德陷阱的趨向,另外一方面涉及政治和安全等複雜因素。
中國現在經濟規模,雖然有不同的統計口徑,但比較有共識的也相當於美國的2/3,接近63%左右,這個程度接近風險區。不僅是國力對比的因素,還有一個因素就是中美社會制度不同,文化傳統不一樣。中國是世界近代歷史上成功崛起的唯一一個非西方大國。日本在地理位置上是東方國家,但二戰以後,日本在政治制度上屬於西方化的國家,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日本是成員國之一,也説明日本已屬於西方國家陣營。可以説近代以來,在世界大國舞臺上,中國是第一個非西方國家,但取得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巨大成就。
中國通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這和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有很多不同特點,也是引起美國焦慮的重要因素。(責任編輯 蔣新宇)
發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