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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潔勉:望遠鏡下的中美關係前景樂觀

來源:澎湃新聞 | 作者:楊一帆 趙舒婷 葉君 | 時間:2018-12-14 | 責編:于京一

關心政治是楊潔勉走上中美關係研究之路的源動力。少年時代尋書不易,他就四處蒐羅,從新聞報紙、電影院的新聞紀錄片裏了解時事動態。廣泛的閱讀激起了他對美國的興趣。而後,從電視上看到基辛格傳奇般的秘密訪問與尼克松的破冰之旅,進一步加深了他對美國研究的熱情。

花甲之年的楊潔勉,足跡遍佈全球六十多國,其中到訪美國六十余次,他在長期的觀察與思考中不斷更新著對美國的認識。當前,中美關係又一次處在十字路口,楊潔勉強調:兩國關係的發展成果來之不易,合作共贏依然是我們爭取的方向與目標——“用顯微鏡看中美關係,到處是問題;用望遠鏡看中美關係,前景值得我們審慎樂觀。”

緊握的雙手:中美建交的最初定格與歷史迴響

澎湃新聞: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那一年您正好考入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您對中美建交有怎樣的記憶?

楊潔勉:看到建交的新聞時很激動,很興奮。中美兩國在1978年12月16日宣佈于1979年元旦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中國方面由華國鋒總理舉行新聞發佈會宣佈這一消息,美國則由卡特總統宣佈。當時印象最為深刻的是,被我們長期視為“鬥爭對象”的美國,答應同台灣地區斷交、廢除同台灣的《共同防禦條約》、撤出駐臺美軍。

一個多月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春節前後訪問美國。當時已經有了黑白電視機,每天晚上我都會看新聞,既看到鄧小平訪問白宮,也看到他在得克薩斯戴上牛仔帽的畫面。時間上非常巧合的是,七年前,尼克松總統也是在春節期間訪華,實現兩國關係“破冰”。

有關破冰之旅的紀錄片,我已不記得看了多少次。其中有一個細節印象最為深刻:尼克松為顯尊重,握手時把另一隻手也握了上去;毛澤東也待之以禮,把自己的另一隻手也握了上去。這是巨人之間的握手,是中美兩國的握手。

過了很多年以後,尼克松的女兒來上海訪問,我説及此事時,她也非常感動,也用兩隻手握著我的手。

澎湃新聞:此後,中美領導人互訪在兩國關係發展中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哪些高層訪問給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楊潔勉:中美之間的高層交往十分頻繁,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四次重要的會晤。

第一,毛澤東與尼克松的會晤,也就是中美關係的破冰之旅。兩人實際會見時間僅約一小時。毛主席年事已高,在會見時,醫療隊在幕後做好了隨時搶救的準備。不過,兩人談話的格局可謂恢弘壯闊,毛澤東告訴尼克松,不談具體問題,只談哲學問題。所以,兩人就談了世界格局、中美關係的發展趨勢這樣的大問題。在當時雙方隔絕了二十餘年的情況下,這是極其重要的會晤。

第二,鄧小平和卡特總統的會晤,他們在比較艱苦的條件下完成了中美建交工作。1978年12月16日中美宣佈建交,而就在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改革開放的決定。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強調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可見,對當時中國來説最重大的國內發展問題、兩岸關係問題與國際關係問題,都與美國有著緊密關係,兩國建交可謂正當其時。

第三,1993年中美兩國元首在西雅圖會晤。受1989年政治風波的影響,當時兩國領導人長時間沒有見面。江澤民主席赴美國西雅圖參加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實際上打破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封鎖與制裁。

第四,就是2013年6月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在安納伯格莊園的會晤。在那次會晤中,雙方領導人不打領帶,坦率交談,習主席展示出成熟、從容、自信的一面。外交禮儀上節省下來的時間,使雙方得以進行更深入的交談。以此為鑒,中美之後還舉行了海湖莊園會談;中國還將這一模式延伸到中印領導人在武漢的非正式會晤、中朝領導人在大連的非正式會晤。

時代之變:磨合與調整期亟需理論創新澎湃新聞:2008年,您與美國理論家基歐漢對談時提出,國際體系有可能在2020-2030年實現兩極體系到多極體系的和平轉型。在特朗普政府屢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的今天,您如何看待國際體系的轉型前景?

楊潔勉:十年前我與基歐漢的對話,基本觀點與基本判斷還是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國際格局力量的均衡化、多極化,現在看來在未來十年是基本可以實現的。

但是,特朗普把中國視為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有著主客觀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也是中美建交四十年來,中國不斷發展,美國變得不自信了;另一方面,由於特朗普個人獨特的政治風格,他把一些中美雙方之前不願意拿到臺面上展示的問題拋了出來。

不過,這也是好事。我在年少時讀過毛主席的兩篇著作:《別了,司徒雷登》和《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我們現在也要丟掉幻想,要認識到中美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進行磨合,而且這個磨合的過程是痛苦的。

同時,我們也不希望中國的崛起就意味著美國的破落。在當今時代,合作共贏依然是我們爭取的方向與目標。

澎湃新聞:在中美關係演變的當下,您認為哪些預期是不切實際的呢?

楊潔勉:主要有三種不切實際的預期:第一,認為總體上中美關係可以一帆風順。這種觀點認為,特朗普只不過是一個偶然現象,等到其下臺,這段風潮就可以過去。實際上,美國現在對中國做出的新戰略評估在美國國內是有共識基礎的。我們現在要認清,中美力量對比的變化使美國轉變了原先的對華戰略,美國想要阻止中國替代美國的領導權。雖然我們沒有這個想法,但美國人很在意這一點。

第二,因為當前形勢的變化,對美就一味講求鬥爭。但是,外交是妥協的藝術,要以妥協尋找共同點。我們不能無限制地擴大已取得的勝利,把對方逼到墻角。古人之所以講“圍城必缺”,就是給對手也要留出路。

第三,中美一定會有一戰。2013年,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在安納伯格莊園會晤時,倡導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其中第一條就是不衝突,不對抗。我們還要看到,美國人講的競爭(competition),與中國人對競爭的理解是有差異的。美國人認為,競爭是美國國家歷史的主旋律;而中國受到中華文化傳統的影響,崇尚“和而不同”的和合理念,對競爭的理解與美國不同。

所以,我們一定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避免把問題絕對化。中國在任何時候都應不斷進行理念創新,也應為外交留有餘地。如此,中國的大國外交才能不斷進步。

澎湃新聞:美國對於“新型大國關係”中“相互尊重”一條持保留意見,在當前中美競爭加劇的情況下,如何界定相互尊重,促進兩國合作?

楊潔勉:對於中國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美國對其中的“不衝突,不對抗”基本是接受的;對“相互尊重”與“合作共贏”,起初也勉強接受。但大約三個月後,美國在“相互尊重”與“合作共贏”上有所退步。美國的邏輯是,“相互尊重”意味著美國要尊重中國的政治制度,包括共産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及中國在南海島礁等問題上的主權。這些是美國不願意接受的。此外,美國認為,中美主要是競爭,並非合作,只能説“健康的競爭”。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不是美國一家説了算,中美關係是雙方的互動,互有妥協、競爭與合作的産物。黨的十九大提出了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其範圍更廣,主要有三條: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這説明中國一直在為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的發展做出努力,而美國仍是部分同意,部分反對。兩國的這一斗爭,也會繼續下去。

澎湃新聞:中美兩國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觀,這對兩國審視對外關係有著怎樣的影響?

楊潔勉:美國歷史太短,不到三百年。但憑藉特殊的歷史條件與地理條件,美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是向前發展的。在過去的一百年,美國先後取得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勝利,成為了世界霸主。可以説,美國在近三百年的歷史中沒有遭受過大的挫折,這也助長了美國的“天命史觀”。

中國恰恰大不相同。在幾千年的文明長河中,中國的命運跌宕起伏,並深刻理解了“多難興邦”的含義。但是,美國人對此是難以理解的,其極端化的表現就是事事都要“美國優先”,要“美國再次偉大”。

當然,中國也有中國的問題,因為歷史太悠久,包袱相應就大了。不過,中華文明沉澱下來的智慧,對我們看待今天的世界,展望今後的世界,是有用的。我相信,美國會從歷史當中收穫教益,歷史會讓美國變得成熟起來。

美國有一整套的國際關係理論,其中佔主導地位的是以權力為基礎的現實主義理論。特朗普政府就自詡為“有原則的現實主義”。所以,美國必須要有對手,甚至是敵人。

中國理解國際關係的出發點是“和合”,與美國區別很大。我們的理論現在要走向世界,要讓美國對我們的理論有更深刻的理解,避免美國總是以自己的理論揣摩中國的想法。美國總認為“合作共贏”與“公平正義”只是講講而已,但美國也會改變的,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美國其實也部分接受了中國的主張。

基於此,我認為中美之間不能只討論市場、經濟、好萊塢等議題,還要有更多哲學思維的碰撞、理論的互動與戰略的磨合。過去的四十年不過是個開頭,今後的四十年乃至更長時間,中美還要繼續磨合前行。

講好中國故事:民間力量助力大國外交

澎湃新聞:在政治關係面臨困難的情況下,我們如何通過民間外交擴大中美關係中的積極面?

楊潔勉:中美關係要有紮實廣泛的基礎,就要靠民間外交。中美民間相互往來的範圍與頻度,是當前世界其他雙邊關係很難企及的。

目前看來民間交往有三個成就:首先,當政府外交遇到困難時,民間外交的作用就非常突出,如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地方外交就為打破外交僵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次,在政治上分歧較大時,兩國經濟界人士的交往就顯得更為重要,比如特朗普會見馬雲;特朗普想要挑起貿易紛爭,美國經濟界人士也會站出來反對。最後,雙方留學生、學者的交流,乃至普通大眾的跨國旅遊,也已經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

現在,雙方的民間交往要往更高的層次去提升、更加深入的方向去深化。所以,民間外交也要機制化。中美間已經有了省州長交往、大學校長論壇等機制,但還遠遠不夠。

另一方面,民間外交也不能局限于地方政府或學術機構,例如姚明、郎朗等文體界人士有時能發揮政府官員難以起到的作用。我認為,民間外交在中美關係中的作用會越來越大。

澎湃新聞:您能否結合您的切身經歷,談一談如何在民間交往中向美國朋友講好中國故事?

楊潔勉:第一,必須有故事講,而且是講真實的、做得好的故事,並且在故事中説明對方值得我們學習的優點。比如,十幾年前,就很難對外講中國高鐵的故事。但講的同時,也要看到我們的不足。美國的鐵路雖然比我們落後,噪音大,晃動也厲害,但美國的車廂裏很少有人大聲喧嘩或講話。

第二,要尋找共同點,看到對方的需求與興趣,講美國普通人民關心的故事。比如,美國人關心中國家庭的生活方式、教育狀況與社區建設。講這些故事,美國人就喜歡聽。如果去講中國的書法,那除了個別感興趣的人之外,恐怕很少有人會懂,就像我們多數人很難鑒賞阿拉伯文的書法一樣。

第三,要用美國人聽得懂的語言來講。比如,在向美國朋友介紹黨的十九大精神時,難免提到十九大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做出了調整,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們從小學習馬克思主義,了解什麼是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對美國人而言這很難理解。這時就必須用對方聽得懂的方式才行。

再舉一個例子,當美國人問中國為什麼進步那麼快的時候,我跟美國人講,中國古語説:“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而有些國家,風氣就比較傲慢,總顯現出“三人行,我必為師”的態度—這怎麼能取長補短呢?

所以,一定要用別人聽得懂的方式,而且是用對方的母語來講中國故事。周恩來總理對這一問題就非常重視。朝鮮戰爭期間,周總理曾半夜召見印度駐華大使,告訴他如果美軍跨過“三八線”,中國是要管的。周總理特意同翻譯商量怎麼翻譯“管”這個詞,因為他要把中國的意圖、信心完整地傳達出去。如果完全依賴翻譯,拿了份口徑一讀就了事,交流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啟迪與傳承:中美關係發展的重要經驗

澎湃新聞:中美關係取得今天的成果得益於領導人抓住關鍵歷史節點,回顧中美關係的往昔,我們抓住了哪些具體“節點”?您認為我們能從中獲得哪些啟迪?

楊潔勉:有一種説法,叫“中美關係波瀾起伏,逢九有變”。1949年,中美錯失了建交的契機;1969年,尼克松在宣誓就職僅僅12天之後就要求政府官員試探同中國官方接觸的可能性;1979年,中美終於克服在美國對臺軍售問題上的分歧,正式建交;1989年,鄧小平在會見老布希總統特使時表示“中美關係終歸要好起來才行”;1999年前後,中國領導人在“炸館事件”和“撞機事件”上採取了“有理、有利、有節”的對美方針;2009年,中國從世界舞臺邊緣走近中心位置。

應該説,中美有各種各樣的共同點和分歧點,兩國關係在曲折中前行,在競爭中合作,在妥協中尋找共同點。回溯歷史,可以發現每隔大約十年的時間,中美之間會解決一些矛盾,同時也會出現新的矛盾。不過,這種現象也堅定了我對中美關係的信心。可以説,用顯微鏡看中美關係,到處是問題;用望遠鏡看中美關係,前景值得我們審慎樂觀。

最重要的,還是要以長遠、發展的眼光審視兩國關係。

澎湃新聞:您與世界知名政要、戰略家和一流學者,例如基辛格、布熱津斯基都有過直接交往,您認為年青一代從他們身上最值得傳承的是什麼?

楊潔勉:我特別珍惜同老一輩,特別是90歲以上的老者的交往。因為他們那一輩人經歷過戰爭,這是與我們最大的區別。所以,儘管出發點有差別,但他們都十分熱愛和平。

其次,他們雖然年事已高,但都非常努力地學習,如基辛格、汪道涵。他們為了各自的國家,都在勤奮地努力工作;再加上數十年來的閱歷,使得他們對世界的看法更加透徹。我曾經為他們做過翻譯,他們耳提面命,使我學到很多東西。

再次,他們也是與時俱進的。以基辛格為例,當他敏銳覺察到情況發生變化時,就推動尼克松為中美關係“破冰”;布熱津斯基則把握機遇,推動中美正式建交。再如中國的鄭必堅同志,與他們可謂旗鼓相當。

歷史發展到了我們這一代,也要承前啟後。現在,布熱津斯基已去,基辛格也年事近百,所以我們要抓住最後的機會,多向前輩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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