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五年來，恰好也伴隨著中國深度參與全球治理的進程。國內全面深化改革的環境與國外複雜大國博弈的狀況，都提醒著中國智庫水準提升的重要性與緊迫度。對於每一位智庫從業者而言，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全面把握決策層與智庫界的互動規律，在“時、度、效”上真抓實幹，才能真正不辜負這個“最好的時代”。
中國決策層越來越需要智庫
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剛愎自用、決策圈極小、幾乎不需要智庫建言的情況完全相反，以筆者近些年來越來越頻繁地受邀參加各大部委與相關決策機構的諮詢會經驗看，中國各個層面決策者急需智庫的幫助與建言。可以説，這種需求度是空前的。這主要緣于幾個方面：
一是網路時代紛繁複雜的輿情決定了決策層需要強化與智庫的互動。當下，在中國，幾乎沒有任何一個重大決策話題能夠逃出網民關注與網路熱議。8億中國網民，幾乎覆蓋所有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老百姓，人人擁有智慧手機，微信朋友圈、微網志、公眾號等自媒體工具使得每一個普通民眾都有對決策的評論權甚至是干預力。中國不能像政治極化、黨爭惡化的美國那樣，對改革對象久拖不決，而是需要有更多方方面面的智庫專家，發揮各自專長，向決策者提供更充分與全面的諮詢建議，以便決策者能夠站在廣大群眾的公共利益角度，以最大公約數的辦法，推動政策的出臺、執行並見效。智庫如何了解社會實情，進而向決策層建言；如何直面大眾意見，進而引導社會輿論，變得異常重要。此時，智庫學者更應該站在中間位置，充當政府與社會的真誠溝通者。
二是日益綜合多元的現實難題決定了決策層需要徵求智庫專業意見。在網際網路2．0時代，中國社會已深層互嵌為一體，任何重大問題的決策都有可能會牽一髮而動全身。決策不再是拍腦瓜就能輕易做成、做好的事情。一個科學決策的過程需要有充分的前期調研、嚴謹的中期論證、全面的後期檢驗，此時，不只是學院派學者，優秀企業家、社會活動人士、領銜行業人士、活躍媒體人士實際上都能扮演廣義上的智庫角色，為政府的決策提供專業意見。從筆者實踐經驗看，越來越多的部委諮詢會都願意邀請方方面面的人士，傾聽不同領域就同一個問題的專業意見，尤其是那些不為人知的角度與案例，只有這樣，政府才能盡可能避免決策偏差與不必要的政策失誤。此時，智庫學者更應該是在某個領域的深度探密者。
三是競爭激烈殘酷的大國博弈決定了決策層需要推動智庫國際運作。當今世界正處在從未有過之大變局，中國也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心，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到了前所未有的臨近時刻，國際變數與中國的互動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態勢。這就需要智庫的思考維度不只是要統攬國內國外兩個大局，更要立足於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進行全球運作與對話。拙作《伐謀：中國智庫影響世界之道》中充分論述過，一個頂級的智庫需要有全球組織力、國際話語權、世界人脈庫。只有站在全球層面上思考與講述，才能為中國參與並引領全球治理，為國家深化改革、可持續發展營造有利的國外環境。此時，智庫學者更應該像一個在世界行走的公共外交者。
“時、度、效”：影響智庫影響力三大因素
很多時候，在真誠溝通者、深度探密者、公共外交者之間選擇一者來當，對多數優秀的智庫學者來講或許並非難事。難在三者兼得。因為三種身份扮演能力的優異程度，尤其是能否恰當把握這三個角色的“時、度、效”，直接決定了智庫對決策層的影響力大小。
所謂“時”，就是指智庫對內建言與對外發聲的溝通時間點。一份好的內參，一定是最及時的那份，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了，決策層不需要；太晚了，許多人早已建言過了。同樣，智庫對社會發聲也是如此，需要在恰當的時機對社會公眾恰當地表達決策者需要的內容。在這方面，智庫的敏感性、前瞻性、文字力都是非常重要的。以2018年中國四大主場外交來論，4月博鰲論壇、6月上海合作組織峰會、9月中非合作論壇、11月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都需要智庫大量的政策建議與輿論引導，前者一般需要提前一到兩個月上報；後者則需要在事件發生當時與之前一週左右。如果錯過這些最佳時間點，智庫對決策層與社會的影響力都會大大下降。
所謂“度”，就是指智庫研究“探密”的深度與廣度。在許多時候，智庫需要一頭紮下去，了解到決策者所看不到的事情本質，還要用腳底板做學問，觸及決策者所不能親歷的事件現場。以“一帶一路”研究為例，該倡議提出五年來，數以百萬計的研究報告、媒體評論與新聞報道，但多數都是淺嘗則止或泛泛而談，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大量深入到“一帶一路”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項目本身的調查研究。那些深入到所在國的調研報告，往往會産生最有説服力的決策諮詢效果。
所謂“效”，就是指智庫要有能讓受眾接受的敘述效果。無論是決策者，還是社會公眾，或者國際友人，都是智庫成果（包括內參、公開評論、國際演講等）的受眾。好的效果是檢驗智庫影響力的唯一指標。換句話説，不是得到批示，就是好的內參，批示被執行且促使政策執行效果良好，才算是好的內參；不是在大眾傳媒上發表文章，就算是引導輿論，只有讓公眾內心接受且廣為傳播，才能算是輿論引導；不是能國外去參加論壇或發表外文文章，就是公共外交，只有讓國際受眾覺得有道理，才能助力中國外交。
做到上佳的“時、度、效”是相當困難的。即便像基辛格那樣在國際舞臺與美國政界活躍六十多年的資深人士，也未必做到每件重大事情都能發揮重大影響力。但頂級的智庫學者，是研究圈金字塔尖的明珠。唯有孜孜以求，才能不斷成就優秀智庫學者的家國抱負。
中國智庫學者如何提升決策影響力
要成為一位有較大決策影響力的智庫學者，絕大多數中國智庫學者的提升空間還很大。誠如筆者過去曾撰文指出，決策部門善待、善管、善用智庫；智庫學者本身的知識儲備、國際視野、外語能力、智商情商等等，都是急需改善的方向，也是智庫研究者常常呼籲過的要點。但筆者認為，從智庫學者的角度看，當務之急需要提升的有三點：
一是決策敏感性。這主要是考驗智庫學者對決策進程的了解與感知。沒有決策敏感度，研究很容易陷入自娛自樂的困境中。對此，智庫學者要長期跟蹤決策動向，頻繁在關鍵時點發聲發文，漸漸進入決策層的諮詢視野，進而成為決策諮詢圈的常客。
二是社會調研力。光從書本與媒體中來的知識肯定難以滿足決策層的需求；只有一個學科的知識儲備也難以應對決策論證的要求。智庫學者要深入社會實踐，做一個社會人，而不只是象牙塔裏的知識分子。讓知識更多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才能讓智庫産品學以致用。
三是個人美譽度。智庫學者不能是臨時工種，而是長期工種。受到幾次政府諮詢邀請，研究報告得到幾次批示不足以支撐智庫學者的品牌。長期保持在決策層中的美譽度，成為決策層“信得過，想得起，用得上”的人物，而這也正是智庫學者的上佳境界。畢竟，“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事”是數千年來中國文人、士大夫的人生理想，而在當代，智庫給了學人實現理想的好時機與好平臺。
發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