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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神”熱映背後的藥價戰:不走印度式“強倣”

來源:澎湃新聞 | 作者:劉楚 | 時間:2018-07-09 | 責編:于京一


“我以前去印度時就幫人代購過,朋友發來描述和圖片,我直接去藥店買,過程跟代購化粧品沒什麼區別,但價格與國內相差10倍,確實也是嚇了一跳。”

近日,在電影《我不是藥神》成為熱議話題後,有過電影主人公程勇代購經驗的李偉(化名)告訴澎湃新聞自己在跨國藥企就職多年,電影所呈現的高藥價問題確實存在,但身邊醫藥行業的朋友對於該片的評價呈現出另一種觀點,認為影片只是展現了藥價高的現狀,但是並沒有説為什麼,似乎有失偏頗。

片中涉及到的慢粒白血病靶向藥格列衛,在國內上市10多年後,于2017年被納入醫保目錄,當年包括赫賽汀等36種藥品也通過國家人社局與藥企直接談判“腰斬式”降價並納入醫保,其中絕大多數為抗癌藥,也成為國家層面在藥物可及性方面的有效手段之一。

一位政府藥品集中採購相關人士分析認為,電影上映的時間恰逢國家醫療保障局新成立,“此前國務院會議對於抗癌藥的可及性問題解決是很明確的,接下來可以期待醫保局出臺頂層設計和具體措施。”

7月5日,上述不願署名的相關人士透露,國家醫保局成立後第一次座談會即將召開,預計將會就藥價談判、醫保準入問題進行討論,“36個品種肯定是不夠,抗癌藥的藥價談判有望成為常態化,但僅靠國家層面談判也很有限,預計這些問題應該都會在醫保局成立的契機下解決。”

儘管外界對於新組建的醫保局頗多期待,但中國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王震分析認為,國內抗癌藥藥價高問題的根本性還是在於國內藥品行業創新力的不足。

“藥企的定價遵循藥物經濟學規律,當一個地區該疾病沒有其他治療方案時,該藥品具有不可替代性,病人沒有選擇,價格自然就高了。”王震向澎湃新聞分析,相比歐美、日本,國內很難在進口新藥上市後,研發出更有優勢、具有自主智慧財産權的同病種藥品。

在王震看來,當前我們談判的唯一優勢就是“以量換價”,但要想根本解決問題,只能穩紮穩打地鼓勵藥品創新,同時將現有的社保資金資源利用最優化,“醫改的目標從來沒有變過,就是要合理診療、合理用藥,不要把錢浪費在不必要的藥品上。”

藥企人士:印度“強倣”模式並非根本解決辦法

影片中徐崢扮演的程勇,其原型是江蘇無錫的一名私企老闆陸勇,在罹患慢粒白血病後不得不長期服用瑞士藥企諾華公司生産的靶向藥物格列衛。

格列衛上市最初被稱為“神藥”,即使在美國定價折算為人民幣也高達17500元,引進國內後加上關稅等定價為24800元,在2017年被納入國家醫保目錄之前,病人用藥負擔沉重。

服用過程中,陸勇通過朋友介紹,買到了印度仿製藥廠生産的印度“格列衛”,藥效與原研差別不大,但價格卻僅為國內格列衛定價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

不僅是格列衛。印度藥廠在政府干預智慧財産權的背景下,近幾十年來迅速發展為“世界藥廠”,幾乎所有率先在美國、日本等地上市的創新藥,都能很快在印度找到價格低廉的仿製藥。

對於以格列衛為代表的靶向藥而言,原研藥廠前期需要投入鉅資、耗時數十年才能找到精準靶點並研發出藥物,過程成本高昂;相較之下,仿製藥廠所要做的便簡單許多。

7月6日,一位不願具名的全球知名跨國藥企相關負責人回復澎湃新聞稱,定價因素除了要符合政府的價格政策外,企業需要將此前的研發成本以及後續的生産工藝、運輸存儲費用考慮在內。

也正基於此,在國際貿易協定中明確包含了對於智慧財産權的保護。

但印度通過“強倣”制度,支援國內藥廠進行藥品仿製。

所謂“強倣”,即專利強制許可制度,允許在特殊情況對於專利所有權進行限制。在國際法中,它最早確立於《保護工業産權巴黎公約》。

而在我國,現行《專利法》同樣包含此條,此外2017年國務院出臺的《關於改革完善仿製藥供應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見》中,進一步明確了其許可路徑,指出“在國家出現重特大傳染病疫情及其他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或防治重特大疾病藥品出現短缺,對公共衛生安全或公共健康造成嚴重威脅等非常情況時”,為了維護公共健康可實施強制許可。

儘管有了有實施“強倣”的可行性,但中國並沒有實施先例,即使從全球範圍內來看,啟動“強倣”的國家也屈指可數。

“(強倣)實際上是經濟落後國家的做法,而我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智慧財産權保護是國策,印度的做法對我們來説並不適用。”王震表示。

前述知名跨國藥企人士也表示,從長遠來看,印度仿製藥市場的發展必然會抑制新藥研發動力,“也不是用藥問題的根本解決辦法”。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發院研究員劉鵬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則建議,可以改革專利藥物的專利保護制度,適當縮短專利保護期,同時鼓勵進口藥企以出售專利藥特許使用權,或者以舊技術換市場的辦法,鼓勵其與國內藥企合資生産,以有效降低成本。

事實上,澎湃新聞還了解到,即使在智慧財産權制度健全的國家和地區,藥企在定價過程中也有較大的空間。

前述跨國藥企相關負責人還提到,影響定價另一個因素是,“還要看與現有的標準療法的比較,不僅是價格上的比較,也是效果的比較,以及評估新的藥物可以降低多少整體醫療成本的支出”。

換言之,新藥的價格,與該國現有的醫療水準以及國家整體醫療成本支出同樣相關,與研發技術更為先進的美國、日本相比,我們國家的需求彈性更低,大量病患成為新藥的剛需群體,藥企不會因為競爭激烈而主動降價。

王震認為,我國的藥品創新能力一直不足,因此對於某些進口藥特別是抗癌新藥的依賴度很高,“一些國家很快就能研發出新的藥品或者治療方案,在有競爭的情況藥企自然會進行降價,但國內藥廠研發的水準較低,病人想要生存再貴的藥也只能埋單。”

除了尊重專利,中國還能做些什麼?

格列衛于2002年進入中國市場,用於治療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急變期、加速期或α-干擾素治療失敗後的慢性期患者,不能手術切除或發生轉移的惡性胃腸道間質腫瘤患者。

雖然藥效出眾,但高昂的價格,讓患者無法負擔,因此才出現了電影主人公原型陸勇的印度代購仿製藥。

對於抗癌藥關諸多患者的疾苦,近年來中央政府也深度介入進來。

今年4月和5月的兩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均特別提到了加快抗癌藥降價,除了從5月1日起施行進口零關稅外,還採取政府集中採購、抗癌藥等納入醫保報銷目錄等方式,並加快創新藥進口上市,進口化學藥不再逐批強制檢驗。

對於電影的熱議,前述匿名的政府衛生部門藥品採購相關方面的人士表示,實際上從國家層面、國務院相關會議中,可以看出政府想要解決抗癌藥等相關問題的決心,“電影上映的時間也是很不錯,恰逢國家醫保局成立的契機,應該説有很多期待”。

201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後,國家醫療保障局掛牌成立,將原先分散在人社部、衛生部門、發改委等多個部門中的有關醫保報銷中醫療服務定價、招標採購、醫保基金支付等環節合併在同一個部門。

上述政府相關人士透露,近日國家醫保局將召開成立後的第一次藥品採購主題座談會,來自部分省市的相關政府人員會參加,“怎麼落實李克強總理的講話,包括如何採購、新藥納入醫保的具體操作、醫保目錄的動態更新等問題,相信都會討論到。”

2017年,人社部啟動了醫保目錄藥品準入的首次國家談判,在長達4個月的籌備和談判後,最終將36種新藥納入目錄,平均降價幅度44%。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稱,談判效果凸顯出世界各大制藥公司正配合中國政府降低藥價的行動,儘管這使一些産品的營收增長放緩。

而在此之前,由於醫保目錄多年未變,僅有個別省市在自主範圍內對目錄進行了微調,納入了部分病患需求高的新藥,“納入品種就更少了,畢竟省級層面藥物經濟這塊沒有大數據的支撐,成本調查也很難做,所以醫保局成立後會不會形成省級聯動,也是關注焦點。”

該人士還透露,此前一直遭受詬病的多年未變的醫保基本品種目錄,有望改革成為動態更新,該消息也同樣在近日舉辦的中國醫藥健康高峰論壇中被提及。

據醫藥經濟報報道,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藥品研製和開發行業委員會(RDPAC)執行總裁康韋在會上發言稱,“針對創新藥準入,人社部曾經提出醫保用藥目錄動態調整的方案,大家都很關心,我估計明年這一政策有望出臺。據我了解,未來動態調整政策最大的變化就是申請制,新産品可以主動申請,主動談判,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不過,王震分析認為,儘管醫保局的成立可以讓一部分藥品進入醫保,但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雖然將原先分散的部門進行合併,但能做的事情與以前幾乎沒有太大差別,因為社保資金只有那麼多。”

王震從事醫改工作多年,在他看來,目前距離“合理診療、合理用藥”的目標仍然很遠,“大量的醫保資金被扭曲的醫藥價格所浪費,臨床醫生也沒有合理用藥的積極性,只有解決這些問題,將社保資金用在更有用的地方,才能實現資源利用的最大化。”

劉鵬表示,歸根結底,還是要鼓勵中國國內藥企在專利藥方面的研發和生産,除了政府投入一定資金之外,更需要發揮藥企的積極性,鼓勵藥企在新藥技術研究上加大投入和有所突破,只有掌握了核心的專利藥技術,才能掌握核心定價權,才不會受制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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