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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階層是否需要重新定義?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 作者: | 時間:2018-05-15 | 責編:李曉曼

  5月8日,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與拜登基金會(Biden Foundation)聯合舉辦的論壇“中等收入階層的未來”暨布魯金斯學會“中等收入階層的未來”項目啟動會在華盛頓召開。來自美國多家研究機構的學者共同探討了“中等收入階層”的定義與意義、中等收入階層現今面臨的挑戰等一系列問題。


  劃分標準的多樣性


  在美國智庫華盛頓公平增長中心(Washington Center for Equitable Growth)執行主任、首席經濟學家海瑟爾鮑什伊(Heather Boushey)看來,位於收入階梯後30%的人屬於低收入階層,位於前20%且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屬於高收入階層,處於這兩者之間的即為中等收入階層。她的這一觀點形成于21世紀初,但是,隨著近年來美國財富分配不均以及收入差距的擴大,特別是高收入階層與其他階層間的收入差異越來越大,我們是否需要重新思考中等收入階層的定義?對於經濟和政策研究而言,“中等收入階層”這一稱呼的意義何在?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政治學與社會學教授珍妮特C.戈尼克(Janet C. Gornick)表示,若想考察多地區、多國家中等收入階層的長期發展趨勢,我們需要一個精確的、標準化的中等收入階層概念。學界目前有兩類界定標準,一種是絕對性的、全球性的,即選取一個固定的數值區間,並應用於所有國家和地區。例如布魯金斯學會全球經濟與發展項目主任霍米卡拉斯(Homi Kharas)將中等收入階層定義為2016年每日每人平均收入在12—120美元(經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的群體。另一種標準是相對性的、區域性的,即選取某個國家或地區居民收入階梯上的中間段。第二種理論又有兩個分支:分支一是如鮑什伊等人那樣將總人口分為低、中、高三個收入階層,中等收入階層通常被定為位於收入階梯中間60%的群體,也有學者選擇中間的40%或50%;分支二則基於國民收入中位數,例如美國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Lester Thurow)曾將中等收入階層定義為收入在本國居民收入中位數75%—125%的群體。


  戈尼克告訴本報記者,上述幾種理論各有優點和不足。絕對性標準使用統一的數值區間,便於進行明確的跨國比較,但區間的選取對中低收入國家有明顯影響——一個發達國家的貧困線可能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富裕線”。相對性標準體現了一國內部或經濟發展水準相似的國家之間的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等程度,但在全球層面上看,任意兩個國家的中等收入階層的實際富裕程度可能差異巨大。戈尼克還提醒,中等收入階層的規模大小與經濟發展水準是不同的問題。許多人稱美國中等收入階層“萎縮”,但以相對性標準的分支二理論計算,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中等收入階層雖然人數減少,但其平均收入增加。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經濟研究員、“中等收入階層的未來”項目主任理查德V.裏弗斯(Richard V. Reeves)強調,學界不應試圖為中等收入階層確立一個單一定義或認為某一定義是對或錯,但相關研究人員必須在提出結論的同時,清楚説明界定的標準與原因,因為看似差別微小的定義也會帶來顯著不同的結論。裏弗斯在其剛發佈的一份研究成果中,使用了中等收入階層的12種定義,逐一分析同一來源的數據,發現這些定義總共覆蓋了90%的美國居民家庭(年收入在1.3萬—23萬美元);也就是説,不同定義下的中等收入階層浮動範圍非常大。


  提高勞資雙方的競爭性


  裏弗斯表示,布魯金斯學會設立“中等收入階層的未來”項目並舉辦此次論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等收入階層的境遇對美國社會流動性尤其是代際流動性有重要影響。一方面,如果高收入階層“向下看”時,發現中等收入階層處境艱難,就更有理由不遺餘力地維護和加強自己的現有地位,繼續聚斂財富和資源;另一方面,如果低收入階層“向上看”時,發現中等收入階層同樣舉步維艱,可能就缺乏努力奮鬥的動力。


  美國智庫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綜合金融指導項目主任基洛洛基賈卡齊(Kilolo Kijakazi)稱,美國不同政黨都被這樣一種説法所吸引:中等收入階層是富有責任心的、勤勞的、家庭導向的、值得尊重的。


  美國第47任副總統、拜登基金會榮譽聯合主席拜登在論壇最後的主旨發言環節中提出,中等收入階層是“美國夢”的主要承載者,而當大批美國人認為自己不屬於中等收入階層、對“一切皆有可能”感到懷疑、不再相信子女未來會比自己生活得更好、認為大學教育回報不抵投入時,對美國及美國國民的身份認同就會發生變化。


  拜登認為,美國之所以能長期保持政治和社會穩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擁有一個強大的、懷有憧憬和抱負的、不斷成長的中等收入階層。當這個階層境況良好時,其他人也會過得好——富人的生活更優渥,窮人也看得到希望和機遇;當中等收入階層陷入困境時,大量民眾會感到機遇在遠離自己,進而徹底放棄努力,或尋求極端變革,國家就會出現“斷裂”,民主衰退,這正是美國當前展現的政治和社會趨勢。當前,美國中等收入階層工資增長停滯的部分原因源於勞動者議價能力下降,與僱主抗衡的力量減弱。美國40%的勞動者不得不簽署《競業禁止協議》,即使他們只是普通的麵包店店員、加油站員工;25%的勞動者不得與同事討論自己的工作內容,否則就會違反某項勞動協議。類似約束性極強的勞動法規限制了勞動者的就業選擇,法規本身的經濟合理性值得懷疑。因此,美國需要加強勞動者賦權,提高勞資雙方的競爭性。同時,在數字化、自動化、人工智慧等技術進步飛速的今天,勞動者終生學習成為必需,因此需要讓盡可能多的人享受到負擔得起的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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