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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強:中國智庫如何創新並提升治理能力?

來源:人大重陽 | 作者:李國強 | 時間:2018-05-14 | 責編:李曉曼

  現代智庫為公共決策提供思想和行動方案,傳播社會知識影響公眾,引導公眾輿論和社會走向,是國家治理體系的組成部分。本文圍繞中國智庫建設創新與治理能力提升,首先描述中共十八大以來我國智庫發展的新特徵,界定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內涵,進而提出智庫建設在中國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最後提出提升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治理能力的建議。


引論


  現代智庫是以服務公共事務決策、服務社會為宗旨,規範化、制度化、科學化地從事公共政策研究和決策諮詢的機構,是決策體制的外腦和現代公共決策的重要環節。現代智庫為公共決策提供思想和行動方案,傳播社會知識影響公眾,引導公眾輿論和社會走向,在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發揮著強大作用,是國家治理體系的組成部分。大國崛起、強國縱橫始終伴隨著智庫的角色,各個智庫之間在思想市場的競爭和博弈,對國際進程發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現代智庫已成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正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未來智庫將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為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提供更多、更高品質的智力支援。


  當前,加快智庫建設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迫切任務,智庫建設工作與智庫具體諮詢研究工作有所不同。智庫建設有許多問題需要回答,比如,如何全面深刻地理解和認識“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到底“特”在哪、“新”在何處?中國智庫的組織方式和管理方式、體制機制是什麼?我國現有智庫要不要轉型升級,如何轉型升級?智庫發展的動力源在哪?怎麼才能調動和發揮好各類智庫的積極性?民間智庫如何建立與決策層的對話交流機制?決策者如何獲得民間智庫的研究成果?要不要以及如何培育智庫市場?與此同時提出的問題是,如何推動政府決策的公開性或者開放性等。對於這些問題,本文圍繞中國智庫建設創新與治理能力提升從以下四個方面闡述。


一、中國智庫發展進入新階段


  當前,中國智庫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主要標誌有兩個:一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高度重視智庫建設。2013年4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對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做出重要批示,對智庫建設提出了新要求、新定位、新方向。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415”重要批示和《決定》關於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要求,核心是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這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智庫改革發展的總方向和總要求,是中國智庫發展的新里程碑和重要標誌。這標誌著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列入了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議程,進入了頂層設計的框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重大戰略舉措;表明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我國智庫發展將進入一個新階段。


中共十八大以來我國智庫發展大事記:


  1、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這表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已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組成部分。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庫”概念。


  2、2014年3月 習近平總書記在訪問德國時強調,在中德兩國成為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中,加大政府、政黨、議會、智庫交往。把智庫建設提上了國家外交層面,“智庫外交”將會成為我國國際交流與合作的“第二軌道”。


  3、2014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在講話中他提出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是落實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這個決策部署的重要體現,希望廣大專家學者不斷拿出有真知灼見的成果,為中央科學決策建言獻策。


  二是我國經濟社會深刻轉型發展,面對更加紛繁複雜的國內外形勢,公共政策決策更加需要智庫、更加依賴智庫。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和發展階段的轉變,公共政策決策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所面臨的矛盾和挑戰日益複雜,特別是國內經濟發展爬坡過坎、處於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增長速度換擋期,全面深化改革處於攻堅闖關克難期,社會建設處於深層次矛盾凸顯期,決策需要考慮的因素越來越多,對決策的全局性、前瞻性、戰略性、綜合性和長期性問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樣,大國崛起、強國縱橫始終都有智庫博弈的影子,我國在世界上的崛起、決策模式也更加依賴智庫,決策者需要更多的智力支援和有效的政策建議。由此可見,我國智庫也將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時期。


二、智庫—中國國家治理中的“思想庫”和“智囊團”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需要,我國智庫建設不斷發展,各類智庫不斷建立,決策諮詢水準不斷提高,決策諮詢品質明顯增強,智庫的影響力也不斷擴大,出現了一批專業研究與決策諮詢能力較強、影響力較大的智庫。當前,我國黨政軍、社會科學院和民間這三類智庫中,正常運作且對公共政策形成和社會公眾具有較強影響力的活躍智庫大約有212家,主要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城市化、生態、國際關係、黨建等領域為各級黨委政府決策建言獻策,這些智庫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


(一)我國已形成了一批較為活躍的智庫


  據《2013全球智庫發展報告》統計,截至2013年底,全球各類比較活躍的智庫有6826家,其中美國有1828家,在全球智庫排名第一,我國有426家,位居全球第二,英國有268家,排名第三(見圖1)。《2013年中國智庫報告》顯示,我國黨政軍、社會科學院和民間三類智庫比較活躍,其中60%分佈在東部沿海(由於服務對象和精確範圍難以確定,高校智庫未包含在這個報告的統計中)。



(二)官方智庫在決策諮詢中發揮主體作用


  我國智庫按照機構屬性可劃分為黨政軍、社會科學院、高校和民間四類。中國共産黨十分重視調查研究,毛主席早就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新中國成立以後,黨政機關建立了政策研究機構和部門,包括新中國成立初期建立的國務院參事室。20世紀80年代初期,黨中央國務院先後組建了一批智囊團,包括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這三個機構于1985年合併為“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後改稱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等國務院直接領導下的六個政策研究諮詢機構。隨後,地方省委政府和中央部委相繼成立了類似的經濟研究中心。這些機構是中國現代意義上智庫的開端,它們主要圍繞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中全局性、綜合性、戰略性、長期性、前瞻性問題以及熱點、難點問題開展研究,為黨中央、國務院提供了許多影響重大的政策研究和決策諮詢意見,對決策發揮了重要作用,也造就了一批治國精英。如1984年9月的莫幹山會議和1985年9月的巴山輪會議成果,推動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和啟蒙了中國宏觀經濟管理。


(三)黨委政府政策研究室、社會科學院和高校智庫功能日益強化


  黨委政府政策研究室承擔文件、文稿的起草工作,貼近決策層、實時了解決策需求的特性,積極開展決策諮詢研究,挖掘和開發了智庫功能。為了發揮高校基礎研究實力雄厚、學科門類齊全等科研和人才資源的優勢,教育部2014年2月10日發佈了《中國特色新型高校智庫建設推進計劃》。社科院系統按照2004年1月《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和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的要求,努力使哲學社會科學界成為黨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庫”和“智囊團”,加快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轉化,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較好地發揮了社科院的智庫功能。在《2013全球智庫發展報告》全球智庫排行榜前100名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榜上有名。


(四)地方黨委政府在決策中重視發揮智庫作用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智庫建設,發揮智庫作用,地方黨委政府亦是如此,在決策中非常重視發揮智庫作用,廣泛拓展決策諮詢機構的種類和範圍(包括地方官方智庫和民間智庫、國內智庫和國外智庫),建立智庫參與公共事務決策的機制。據不完全統計,近2/3的地方政府組建了專家決策諮詢委員會,近年來,在自貿區建設、城鄉統籌發展、農民工落戶配套、産能過剩治理等方面,地方智庫參與地方決策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的重要力量。


(五)民間智庫有所發展,已成為我國智庫的組成部分


  民間智庫自20世紀80年代就已出現,如北京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等。1986年9月成立的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實質是改革和創新新型民間智庫的最初嘗試。20世紀90年代,所謂民間智庫真正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並不多,大量的民間智庫是“下海”經商的一種形式,多為商業諮詢性質,如給地方政府做發展戰略諮詢項目。進入21世紀以來,國家和地方政府有關決策諮詢課題的競投標,經常活躍著民間智庫的身影。我國的民間智庫,在不同時期的活躍程度不一,但真正以服務公共決策為己任的仍然比較少,還有待發展。


(六)傳媒智庫快速發展是智庫創新的一大特色


  在智庫建設熱潮中,涌現出了一批傳媒智庫,表現出了極大的活力和影響力。傳媒智庫是一種新型智庫形態,具有很強大的生命力,將會在智庫建設中起到引領和旗幟的作用。因為傳媒智庫與現代資訊社會相結合,與智庫的輿論引導功能實現了統一;傳媒智庫融入社會建設,能把新聞敏感性與決策諮詢、深度研究,從現象到本質有機地結合。傳媒智庫作為一種新型智庫形態,需要給予充分重視,發揮好它的作用。


(七)我國智庫國際化進程不斷加快


  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和我國國際地位不斷提升,我國智庫國際化趨勢明顯增強。我國一些主要智庫明確提出開放性、國際化發展戰略,加強國際智庫合作交流機制建設,積極組織和參與全球性、區域性不同類型、不同專業的國際智庫論壇、峰會、智庫評估等活動,開展“走出去、請進來”的智庫人員交流活動,開展國際智庫課題合作研究,建立海外專家庫,積極探索建立智庫海外分支機構等,逐步擴大了我國智庫的全球視野和話語權。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的聯合研究《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化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得到了中國國家領導人的肯定和支援。


  在我國智庫不斷發展的同時,也應該看到,我國智庫的發展還是相對滯後的,主要表現在:我國智庫發展水準和在決策諮詢中發揮的作用,遠未達到決策者的需要和期望;與國際一流及頂尖智庫相比,我國智庫在影響力、創新能力和全球視野等方面仍有較大差距,突出表現在戰略性、綜合性、全局性、前瞻性問題的研究少、水準低;我國智庫的研究內容碎片化、針對性不強、“管用”性還不夠;我國還缺乏國際一流及頂尖智庫,我國智庫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還比較欠缺;我國智庫在公共決策中、在法律制度上還缺乏明確定位;我國智庫管理還缺乏有效統籌,尤其是民間智庫缺乏與政府直接交流的平臺和渠道,智庫機構合作與競爭程度還十分有限;我國官方智庫的人才引進、激勵機制、經費管理等與智庫建設需要還存在脫節,公共性還有待提高。


三、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內涵界定


  “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一個新概念。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制度體系建設的“特色”、“新型”基本內涵的理解和認識,事關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方向和定位。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需要有世界眼光、理論根基和學術自覺,既要遵循智庫建設的一般規律,也要從我國實際出發,符合我國政治制度等特點,建設我國特色新型智庫,其“特色”是相較于西方智庫而言。


(一)對於智庫的一般理解


1、智庫的基本含義和特徵


  智庫也稱為思想庫、智囊團、智囊機構等,現代意義上的智庫興盛于20世紀中後期,如今已遍佈全球,學者對其有不同定義。從詞典、百科全書、智庫研究專家的專著中了解智庫的基本含義和特徵:一是“智庫是就一些國內外事務開展公共政策研究、分析、提出建議並協助決策者和公眾做出明智的公共政策抉擇的組織”,“應該是長期存在的實體,而不應該是臨時成立的委員會或研究小組”(《2008全球智庫發展報告》);二是“獨立的、無利益訴求的非營利組織”(美國政治學家安德魯裏奇);三是“通常獨立於政府或政黨”(維基百科)。


  從國家治理的角度講,智庫拓展了社會多元力量參政議政的渠道,提高了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準,在國外被稱為繼立法、行政、司法、媒體後的“第五種權力”。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講,智庫的發展水準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一個社會的開放水準、知識精英的活躍程度和一國的文化軟實力。在社會效用和功能上,智庫的作用是多方位的,既能提高國家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水準;又能擴大人民群眾政治參與的渠道,實現協商民主的多樣化;還能為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儲備人才、創新思想、提供資訊等,也正是基於此,智庫成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2、智庫建設的特殊性


  世界各國智庫的建設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智庫的結構及發展模式均是和所在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息息相關的,並沒有一定的模式。智庫按照不同的屬性有不同的分類,在組織屬性、隸屬關係、規模大小、資金來源、研究專長方面有很大差異。各國智庫亦有不同特點,如美國智庫強調“非營利性、獨立性和非黨派性”。美、德、英智庫以市場運作為主,美國智庫基本是民間的、非營利的、靠基金會資助的,有自己的專門研究人員。法國智庫特點是民間智庫影響力大於官辦智庫。巴西智庫是通過出版物影響目標受眾,並最終通過影響立法實現相關公共政策的訴求。南韓和日本主要以政府為主導,南韓在智庫選題上由“國家經濟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會”(NRCS)決策層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進行。日本以“官産學研”制度為核心,日本綜合開發研究機構歷史上曾統籌日本的主要研究機構。


(二)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特在哪”


  一般來講,我國智庫具有智庫的共同特徵:是公共政策研究和決策諮詢機構,是決策體制的外腦,是現代公共決策的重要環節和組成部分,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公共決策提供思想和行動方案,影響政府政策的制定,評估政府運作型”區別於我國智庫現有之不足。


  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立足於中國國情,其功能定位和體系建設與西方智庫相比有所不同,基本特徵在於:一是必須堅持中國共産黨的領導,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符合我國共産黨領導與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制度,符合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的制度,符合合作共贏的政黨制度,並不標榜“通常獨立於政府或政黨”。二是必須以服務決策為導向,堅持求真務實,“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將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中的全局性、前瞻性、戰略性、綜合性、長期性問題研究以及當前熱點、難點問題研究有機結合,為黨中央、國務院決策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議,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高品質的智力支援。三是官方智庫貼近決策層,有明顯的體制優勢,官方智庫是新形勢下,黨和政府探索執政規律、完善執政方略、提高執政科學化水準的重要智力支援和主力。四是積極發揮民間智庫的積極性,引導各類智庫有序發展,培育客觀、理性的智庫群體,扶持和鼓勵真正為群眾利益服務的智庫機構發展壯大。


  簡而言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特色”在於,共産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智庫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官方智庫和民間智庫多元主體共存共發展,官方智庫居於重要地位,同時鼓勵智庫間競爭,為黨、政府和社會提供公共政策研究和決策諮詢、政策解讀、決策方案評估等服務。


(三)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新在何處”


  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還在於要突破我國智庫當前發展相對滯後的狀況,從體制和機制上創新。改革開放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視和推動下,我國智庫在決策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斷加強,為科學決策做出了重要貢獻,也出現了一批專業研究與決策諮詢能力較強的智庫機構。但也要看到,中國智庫發展尚處於初期階段,遠未滿足決策者的需求、達到決策者的期望,與國際一流智庫,尤其是頂尖智庫相比仍有較大差距。突出表現在:機構數量眾多但實力不強;研究資源分散、低水準重復研究現象嚴重;研究內容碎片化、針對性不強、“管用”性不夠;對外交流不足、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欠缺。


  從深層次看,主要存在四個問題:一是宏觀制度環境不完善,智庫在公共政策決策中的地位,在法律上、制度上未給予明確定位。二是智庫建設缺乏統籌規劃,我國智庫機構體系多元,管理體制屬地化、部門化,各為其主,各自作戰,不可避免地造成我國各類智庫機構小而多,整體實力不強。三是在管理體制和運作機制上不適應智庫的發展需要。一些智庫機構官本位現象嚴重,體制內智庫的人才引進、激勵機制以行政職務為導向,不利於引進高素質智庫從業人員;財務制度上,經費來源和使用與智庫活動需要脫節,智庫投入相對不足。四是長期以來,數量眾多的官方智庫還存在著面向社會服務的公共性不足的問題。


  智庫存在的深層次問題,揭示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新在何處”的方向。智庫有針對性地破舊立新,轉型發展,“新型”便展現在眼前。主要表現在以下十個方面:一是從智囊走向智庫,在公共決策中將智庫納入其體系之中,使其成為不可缺少的一環;二是從傳統智庫向現代智庫轉型;三是從“思想庫”理念走向智庫規範化、法治化建設;四是從單一主體向多元主體轉變;五是從主要以經濟政策研究為主的較為單一的領域轉向經濟、政治、社會、外交、軍事全方位多領域發展;六是從單一政策研究功能向智庫多功能轉變;七是推動體制內和體制外共同發展;八是從一般重視向加強重視轉變;九是從封閉向建設國際化智庫轉變,從國內研究向國際化研究、“二軌外交”轉變,爭奪國際話語權;十是組織形式從碎片化向智庫間協同化發展轉變等。


  堅持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方向,特別要處理好所謂的“獨立性”問題。智庫研究獨立性本是一個如何提高智庫決策諮詢品質和水準的問題,是指智庫研究必須遵循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原則,研究成果要立場相對公允、站得住、預測得準。然而,一些討論中所説的智庫“獨立性”,其含義已偏離本義,一些人提出智庫要“獨立”于黨的領導之外,否定我國現行憲法。這裡的“獨立性”已變成一個偽問題,涉及智庫建設的方向,這種偏離毫無疑問會損害智庫的健康發展。從國外的情況來看,國際頂尖智庫所稱的“獨立性”,也是具體研究上的獨立性,而非政治上的獨立性,不是“非政黨化”。美國傳統基金會是共和黨的大本營,這些人在共和黨執政時即進入白宮,卸職了就成為智庫顧問。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庫”布魯金斯學會宣稱,獨立性是智庫必須堅守的核心價值,是外界判定其能否成為高水準智庫的關鍵所在。但布魯金斯學會與民主黨關係密切,許多重要成員是民主黨人,他們為政府出謀劃策、儲備和提供人才。現實中,智庫研究不論是涉及重大國際性議題,還是國內議題,其研究成果必然具有鮮明的國家立場和政治價值取向。


  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是在國家主導下,實現國家、政府、社會以及智庫的多元共治,而不是搞智庫與國家、政府、社會的對立,更不是對抗。智庫如果改變了為公共決策服務的性質,其“獨立性”就沒有意義。因此,談智庫獨立性要把握好國家、政府、社會和智庫的關係,要引導智庫朝著健康方向發展,而不應抽象地強調所謂的“獨立性”。


四、提升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治理能力的建議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批示—要求積極探索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採取有效措施引導各類智庫加強自身建設,是從宏觀上而言的,絕非僅是智庫微觀組織形式的改進問題。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需要體現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頂層設計,需要處理好多方面的關係,包括官辦性與民間性、政治性與獨立性、單一性與多元性等關係。


(一)把公共政策諮詢作為必要一環,納入公共決策體制之中


  “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公共決策是一門科學,隨著現代決策科學性、專業性、系統性的增強,需要將“謀”與“斷”分離開來,在法律上、制度上正式將智庫引入公共決策過程之中,把智庫作為公共決策體系必不可少的一環納入其中,建立起科學的、制度化的公共決策體制。


(二)要建立專門的國家智庫管理協調機構,以統籌發揮全國各類各級智庫的功能和作用


  創新智庫管理方式,不僅是某一家智庫的自身管理,應更重視全國智庫管理方式的創新。國家智庫管理統籌機構功能和定位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智庫的“全功能”上考慮和統籌智庫建設的各項工作,包括政策研究、決策諮詢、政策評估、理論引導、啟迪民智、影響社會輿論、社會服務、“二軌外交”等智庫功能。南韓在智庫發展上把其中央各部委原23家智庫全部整合起來,成立南韓“國家經濟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會”,其國家主導智庫的經驗有可資借鑒之處。二是組建智庫協調體系,建立國家智庫數據庫,全面了解智庫機構情況、智庫各類研究人員情況、各類研究人員專長和領域以及當前研究領域和課題,把各方面各類研究者、研究內容集中起來,方便調動資源、排兵布陣。三是統籌、協調、推動中國智庫的研究任務、研究方向、研究選題、研究資金。統籌機構要善於出題目,以重大題目組織全國範圍智庫機構和人員開展智庫相關工作。四是建立智庫發展基金體制機制,創新專業化智庫基金機構,研究購買智庫服務的管理辦法。五是組織開展全國各類智庫評估,培育權威的智庫評估體系,積極推動智庫機構評估工作科學化發展,認真研究智庫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國際影響力、決策影響力的評估標準。智庫機構評估十分重要,要把智庫機構評估打造成為一個指揮棒。在這一方面,德國萊布尼茲學會經驗亦有可資借鑒之處。六是要全面理解智庫功能和探討發揮作用的方式,妥善處理和全面理解保密和透明性問題,打破智庫工作的神秘性。


(三)重視和強調官方智庫平臺功能建設


  傳統智庫的改造提升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一是現有各類智庫尤其是黨政智庫、高端智庫必須全面理解特色新型智庫並做好轉型工作,目前許多智庫和研究人員還不適應和不理解智庫建設的多功能特徵,有許多關係還沒有理順。二是加強現有智庫組織方式、管理方式的改革,在現有的舊框架裏是不可能完成這個使命的。有些智庫內部組織結構多年都未改變,為適應智庫的新形勢、新要求,這些機構必須加強自身轉型。一方面,從人員編制上來看,官方智庫不可能把天下各領域的專家全都吸納在編制之內;另一方面,從官方智庫擔負的使命和職能來看,其承擔著無比紛繁的政策諮詢、解讀、評估任務。官方智庫面對需求和供給這一對矛盾,再多的編制也無法完成當代這些需求。因此,官方智庫在組織形式上,必須辦成“小實體、大網路”,既要做好自身的研究,更要做好組織社會力量研究,辦成集聚各種政策研究力量的平臺,吸收社會各界有關政策的研究成果,集中天下智慧為黨和政府決策服務。


  為此,一是要把組織協調社會力量參與政策研究列為官方智庫的一項重要職能和職責。吸納社會智慧進行決策,官方智庫發揮組織協調功能具有現實意義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組織形式上,官方智庫可與各部門、各地區、各行業、各領域合作,主導共建合作研究,此舉屬合作共贏,以此解決各自不足,如“通天渠道”問題、人力資源不足問題。二是需要處理好開放與保密的關係,過度保密就會限于封閉,外部不知曉研究議題、研究觀點,便無從參與和評判。要努力去掉官方智庫的“神秘光環”,多一些透明性,此舉有益無害,還可在此過程中廣泛動員群眾、消弭衝突。三是搞好組織協調平臺,必須建立長效機制,實現制度化、規範化,包括建立動態簡報制度,建立評優激勵獎勵榮譽制度、必要的經費贊助和購買服務制度、政策研究諮詢競爭制度等。


(四)強化黨委政府政策研究室、社科院和高校政策諮詢功能,擴大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隊伍


  一是目前黨委政府大多建立了政策研究室性質的機構,在機構職能配置和機構分工上,大多承擔文件、文稿起草工作,主要居於參謀助手的地位,不具有智庫功能。當前,在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新形勢下,有必要加強、改進和完善、提高這些機構的職能,強化其政策研究和決策諮詢功能,甚至有必要從組織機構建設上對其予以保障。二是在智庫發展新階段,全國高校(包括黨校在內)以協同創新為抓手,加強高校新型智庫建設,要從體制上、機制上搞好高校教學科研與智庫建設的關係,發揮其智庫功能。三是社科院機構以繁榮社會科學為己任,以學術研究、基礎研究為主,雖然智庫研究與一般社會科學學術研究有別,但通過加強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研究問題,以影響決策為目標,一定能探索出社科院機構智庫建設的路徑。


(五)大力鼓勵和支援民間智庫健康發展


  我國民間智庫發展還處於起步階段,它的發展將使公共政策決策在更大程度上獲得更廣泛的智慧。要採取措施引導各類智庫加強自身建設的批示意見,其中應該包括打造一批有公信力和影響力的民間智庫在內。為此,要為民間智庫發展提供相關環境,提倡與官辦智庫形成競爭,進而在競爭中提高我國智庫的整體水準。要努力建立民間智庫成果向決策者提交和交流的暢通渠道,建立它們參與政府決策和研究成果採納的常規機制;打造民間智庫獲得政府資訊、數據和研究課題的公平機會,政府研究項目可讓民間智庫參與競爭,靠項目競爭獲得經費;對於民間智庫要明確其按非營利性組織定位,不按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註冊,在財稅政策上給予支援。


(六)建立全國性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協會或者聯盟等平臺組織


  賦予該平臺組織如下主要功能:一是作為溝通智庫與決策者的渠道和平臺,尤其是民間智庫機構與黨和政府決策者的橋梁,匯集各類智庫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議,及時暢通地提交到公共政策決策者手中,不斷加大對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傳播力度,促使公共政策決策者必須制度化地為其提交決策諮詢成果提供渠道。二是成為所有智庫開展國內外交流和合作的平臺,為國內外智庫交流提供服務,積極參與國際智庫對話,擴大中國智庫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三是建立全國性智庫評估體制,制定科學的評估標準和完善的評估程式,對智庫運作開展評估,建立智庫的公共競爭機制。尤其資金來源於國家的智庫機構,必須接受評估和監督,促進國內智庫發展,推動和增強智庫間的競爭性,提升智庫的公信力和影響力。加強智庫聯盟和市縣智庫建設,對媒體智庫給予大力支援,決策者必須重視應用智庫和出好題目,才能發揮好智庫咨政輔民的功能,二者相輔相成。要認真考慮智庫的聯盟問題、智庫的組織協同的形式問題。聯盟把各類智庫組織起來,聯盟可以有不同層級,可以是市級的、省級的,甚至是中央級的。要重視市縣智庫建設,以往市縣都只負責執行,其實,地方智庫建設非常重要。


(七)創新智庫管理體制機制,促進和提高智庫現代化水準和能力


  一是借鑒現代專業智庫的經驗,建立智庫與決策、行政部門之間交流機制。二是建立科學的選題機制、科研組織和管理制度,形成適應決策需求的專業能力,探索解決國內智庫資源分散、低水準重復研究等問題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模式。三是建立智庫人員流動制度,推動和加強官方智庫人員的流動性,不斷把有思想活力、有實踐經驗、有政策研究能力的專業人士,根據需要吸納到智庫隊伍中來,重視跨學科或複合型人才,改專家一元導向為多元結構導向。四是建立國際交流合作體系,加強智庫國際交往,解決當前智庫單一的國內問題研究狀況,要參與到重大國際問題研究中去。五是建立有利於保持智庫獨立性的資助政策。智庫屬於資金密集型産業,智庫獨立性與經費關係密切。智庫經費來源不同,對於獨立性具有較大影響,往往拿了誰的錢就會替誰説話。因此,要支援智庫發展和保持研究的獨立性,需要建立國內相關的智庫發展基金,包括各種支援智庫研究的私營基金和信託基金,以對智庫研究項目和計劃給予支援,在財稅政策上,對捐贈智庫的資金給予稅收減免優惠支援。


(八)重視推動智庫研究成果的公共傳播


  隨著網際網路時代和公民社會的快速發展,民意能極大地影響以至於決定和改變政府決策的內容和方式。智庫的貢獻不僅是為政府直接出謀劃策,重要的還在於向社會和政府貢獻思想,從思想上對社會産生廣泛影響。這不是一種直接的政策干預,但是對於提升政策討論品質具有深遠意義。因此,智庫要加強與公眾的溝通,要有能力影響和教育公眾,隨著我國智庫的快速發展,這在我國也應是智庫參與決策的一種形式,是智庫競爭的重要內容。


(九)注重培育和建設綜合性智庫和世界一流智庫


  我國智庫發展進入新階段,必須培育具有國內外影響力的大型綜合性、職業性智庫,這類智庫的研究領域絕不僅限于單一領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以及我國在世界上的崛起,必將對智庫産生更大的需求,我國必須著力於培育和建設若干世界一流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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