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堅持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用好差別化準備金、差異化信貸等政策，引導資金更多投向小微企業、“三農”和貧困地區，更好服務實體經濟。2017年以來，金融監管部門加大監管力度，多措並舉，使部分“脫實向虛”的資金重回服務實體經濟的軌道，為提升中國經濟“新氣質”形成支撐。但從目前實際情況看，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的實效還需進一步加強。日前，就這一話題本報記者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有資産管理辦公室主任徐鵬程。
《金融時報》記者：從目前看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還有哪些薄弱環節？
徐鵬程：歸納起來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金融業支援實體經濟存在資金分佈不合理問題。在經濟結構轉型中一部分製造業企業面臨著經營上的困難，貸款品質有所下降，造成金融機構信貸投放意願的降低，很多商業銀行願意將資金投向有國有背景的項目或房地産業，對製造業等實體經濟反而造成了擠出效應。同時，鼓勵和引導金融業向實體經濟傾斜的政策已頒布多時，政策措施呈現邊際效用遞減的趨勢，也影響著金融機構支援實體經濟積極性。
第二，相關支援政策沒有具體考核機制，落實情況缺乏監督。鼓勵和引導金融業支援實體經濟需要諸多配套措施加以落實，措施制定的是否合理、成效究竟如何，需要加以跟蹤、考評和監督。一些地方和金融機構只是泛泛地以信貸規模增長作為評價指標，忽視了支援實體經濟的內涵，一些地方只注重政策的短期化功效，急於出成績、出政績，未能建立起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的長效機制，這些都影響到政策實施效果。
第三，實體經濟仍過分依賴間接融資渠道，資金來源仍然單一。目前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總體上仍不成熟，內在的脆弱性和複雜性仍然突出。在企業融資結構中股票等直接融資比例一直較低，從2011年至2012年非金融企業股權融資在社會融資規模中的佔比一直低於2%，到2016年底時該比例才達到7%，遠低於發達國家水準和市場期待。即使在有限的直接融資裏，許多也並未用於實體經濟，2016至2017年全國IPO募集資金共4286億元，但同期有830家上市公司購買了金融理財産品，金額高達5442億元，是IPO資金總額的127%，從股市直接融資支援實體經濟的目的並沒有完全達到。
第四，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仍然突出。目前全國中小微企業共有2800多萬戶，創造了全國80%以上的就業、60%以上的GDP、50%以上的稅收和75%以上的發明專利，但對於它們，尤其是其中的中小微民營企業來説，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仍然突出。據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2017年8月發佈的《降成本：2017年的調查與分析》顯示，民營企業中有61.4%的樣本企業存在融資困難，民營企業對金融支援獲得感普遍較低。
第五，實體經濟自身仍面臨“空心化”風險。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根基，但不同行業的利潤率不一樣，2016年中國500強企業中製造業有245家，凈利潤只佔19.5%，500強企業中33家金融機構凈利潤佔比卻高達56.8%。基於趨利的本性，金融資金更願意流向股市、債市、房市、期貨市場，通過炒作獲取高利，通過理財等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系統內迴圈。2017年，全國銀行新增貸款12.65萬億元，但房地産貸款就佔到44.8%，將近一半。並且，實體經濟中的民間投資也不活躍，市場開發、企業進入等方面阻力影響了民間投資積極性。
《金融時報》記者：如何把實業和金融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體，實現“産業幫金融落地，金融助産業騰飛”的協同效應？
徐鵬程：首先，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完善金融體制，優化金融産品結構。金融業應牢固樹立和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以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創新和完善金融宏觀調控，加快推動金融改革發展，創新金融産品，不斷降低金融成本，助力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促進實體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其次，完善金融機構績效考核體系，從機制上引導金融機構向實體經濟傾斜。鼓勵大型銀行將資金投往實體經濟，鼓勵它們開展中小金融機構轉貸業務，提高服務實體經濟和中小企業的能力。加強對金融機構落實服務實體經濟政策情況的監督，利用非現場監管、現場檢查等形式，研究制定出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相關統計和考核體系，對績效情況進行量化評價。在考評體系設置上既重總量又要看結構、品質，將製造業、新經濟、中小微企業、涉農等分類統計，加大考核權重。
再次，完善金融生態，加快民營銀行、中小銀行的發展，促進金融普惠化、便利化。在深化金融改革過程中，重點發展面向實體經濟、面向中小微企業的中小型金融機構，利用科技手段，加快評估、徵信、擔保、信用體系建設，努力降低資源匹配和交易的成本。在政策支援層面，對致力於服務實體經濟和中小微企業的金融機構，可以通過減稅、定向降準等手段鼓勵其發展，同時鼓勵大型銀行設立普惠金融事業部。
第四，發揮政策性金融對實體經濟地支援作用，對實體經濟中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進行重點支援。應利用政策制定、考核監督等手段加以鼓勵和引導，對服務於“三農”、中小微等普惠金融、綠色金融和科技金融，要通過政策性金融手段加以扶持，利用産業基金等將支援和引導的效用不斷放大，在政府主導或引導下重新配置金融資源，撬動更多社會資本投入實體經濟，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第五，全面推動資本市場改革，完善多層次直接融資通道。努力建設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相協調的現代金融市場體系。通過建立再融資制度、發展新三板市場、開放區域性股權市場、發展公司債市場、擴大期貨市場以及加強衍生品市場國際化等措施深化資本市場改革，使實體經濟在資本市場的融資更為便捷。
最後，加快企業治理結構改革，多策並舉有效化解企業債務風險。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最新數據，截至2017年一季度末，我國總體杠桿率為257.8%，同比增幅較上季度末下降4.7個百分點，連續4個季度保持下降趨勢，其中非金融企業杠桿率為165.3%，連續3個季度環比下降或持平。企業杠桿率水準雖然保持下降態勢，但從絕對值來看仍然較高，企業債務負擔依然較重，部分行業企業債務風險仍然很高。應加快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降低國有企業杠桿率。積極探索“僵屍企業”債務處置方式，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在市場化、法治化的前提下對有發展前景的高負債企業實施債轉股，促進企業實現股權多元化。發揮資産管理公司等機構的作用，設立債務處置基金和不良資産處置平臺，統籌做好企業不良債務處置工作。
《金融時報》記者：中國的發展不能只依賴房地産，還是要依靠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實踐已經證明，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如果過度依賴房地産業，經濟最終會“空心化”。而依賴製造業就有高品質的發展。即便發生金融危機，製造業發達的國家也會從容應對。譬如全球金融危機中的德國，就是最好的例證。
徐鵬程：是的，因此必須加強房地産市場管理，嚴控房地産金融風險。採取措施消除房地産的金融品屬性，加大房地産調控行政問責機制，使房地産市場實現“軟著陸”。去庫存方面要堅持分類調控、因地施策，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解決房地産庫存過多的問題，對可能出現的房地産泡沫提前加以抑制和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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