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態脆弱區因地理條件和生態環境存在較強的外部約束性，致使産業發展的可能性選擇與其他地區有較大差異。這些地區具有倚重自然資源的粗放式開發共性，滋生了表現不一、程度不均但實質相同的“資源詛咒”現象和由此帶來的“産業鎖定”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要破解西部生態脆弱區産業可持續發展難題進而實現轉型升級，必須走産業價值鏈高端化、科技投入高新化、資源利用高效化路徑，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建設，推進西部生態脆弱區的産業轉型升級。
西部生態脆弱區産業轉型升級的典型問題
生態環境不能承受之“重”與産業轉型不可或缺之“輕”。2015年，單位GDP能耗高於全國平均水準（0.635）的省份有11個，西部地區佔7席。西部地區主導産業主要是能源或資源消耗型的傳統産業，其産業業態呈現出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特點。進一步測算西部地區2014年三産的相對勞動生産率，可以發現：第一産業相對勞動生産率僅為0.253，由於西部地區農業産值增長速率遠低於二、三産業的增長，但是農業人口卻未能及時向二、三産業轉移，即農業佔GDP的份額下降速度超過農村剩餘勞動力向二、三産業轉移的速度，西部地區農業勞動力仍然過剩。究其原因，在西部，以第二産業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形成了“過重”的産業結構偏向。這種産業結構對非農業人口就業的拉動力不足，産業部門既不能滿足充分就業對勞動密集型産業的佈局需要，又不能通過創新創造的産業形態拓展就業空間、保持競爭優勢和提升價值創造。由於傳統産業比重過大、低端就業的非效率性，以及分割性市場而形成的進入壁壘，産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在相互匹配上存在失衡。
産業結構單一，科技含量低，位於價值鏈的底端。産業結構單一化是西部生態脆弱區産業結構的重要特徵，由此形成倚重資源型産業的粗放型生産局面，無法形成産業集群，進而實現産業間的協同發展。西部生態脆弱區以原材料供應、初級資源粗加工為主，産品加工程度較低。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公佈的主要工業品産量數據顯示：西部地區資源類工業品産量佔全國比重大部分均在30%以上，例如：原煤佔比30.28%、原油33.34%、天然氣79.85%、水電67.81%；而在其他工業産品領域則表現平平，輕工業品、電子類消費品、裝備製造業等比重較小。這表明：西部地區産業鏈條較短，高附加值産品少，在競爭性市場格局中處於“雁陣”的尾部，有可能在跟隨中被繼續拉大發展距離。
“優勢資源”具有較強獨佔性，難以形成生産價值轉化和優勢産業建構，資源優勢轉化為市場價值創造急需自主創新活力的支援。2015年，西部地區國有控股企業數與私營企業數之比分別是東部地區、中部地區的4.06倍、2.57倍，相較而言，國有企業掌握“優勢資源”，但這卻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足夠的創新動力。基於全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的視角，2016年西部地區貢獻率最低，比東部地區約低15個百分點。此外，規模以上企業的平均研發投入，西部地區約為200萬元，遠低於東、中部地區水準；專利申請受理數量上，西部地區僅佔全國總量的14%。西部地區難以獲得資源稟賦優勢的眷顧，由此缺乏轉化“資源優勢”為“産品優勢”繼而轉化為“核心競爭優勢”的能力和有效通道。為此，急需內生於産業系統的創新機制給予全力支援。
西部生態脆弱區産業轉型升級的路徑思考
以新發展理念統領産業政策設計。西部生態脆弱區産業升級轉型的政策設計必須以新發展理念作為引領。一是立足生態稟賦，堅持綠色發展，大力發展特色優勢産業，加快新型清潔能源建設。二是實施創新驅動，不斷提高科技創新能力，以創新效率克服西部地區經濟系統的整體性劣勢。三是堅持協調發展，努力推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相統一，全面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四是抓住“一帶一路”建設重大機遇，以全面提升西部地區在國際市場競爭體系與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為方向，解決其長期發展滯後問題。五是堅持共用發展，以西部生態脆弱區産業的轉型升級為契機，調動該區域各種社會因素的積極性，由此實現全域範圍的機會共用、過程共用、成果共用。
構建西部生態脆弱區産業轉型升級的政績評價機制，促進産業科學發展。唯GDP論英雄的政績觀，易於催生“尋租”行為，扭曲産業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基本關係，導致某些地區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發展。為此，須通過構建西部生態脆弱區産業轉型升級的政績評價機制，細化生態環境工作的細則、構建可常規考評和督查的量化指標體系，以此規避“尋租”行為，促使産業發展步入正軌。
政策驅動轉向“市場—政策”雙驅動。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中，還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政府計劃指導、過度干預的“制度慣性”，産業政策對傳統的路徑依賴仍存，因此，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實現産業轉型升級的驅動力量轉變為“市場—政策”雙驅動。
抓住“一帶一路”建設契機，依託經濟帶、城市群建設，以産業區位的新的空間效應換取“産業—生態”之間的協調效應。“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長江經濟帶、珠江—西江經濟帶建設的啟動，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建設的推進，貫通東中西部和國內與國外協同推進的産業空間的新佈局，都使得西部地區獲取了開拓國際市場、嵌入國際價值鏈的區位優勢。對此，要緊緊抓住“一帶一路”建設契機，發揮西部獨特的資源稟賦優勢，有效地將其轉化為西部生態脆弱區經濟社會全面推進的動力要素。
以補扶弱，健全生態補償機制，支撐重點産業發展。西部地區具有多樣性的生態環境系統，對其生態環境實施有效的保護和修復，可以為西部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自然基礎和環境條件。西部生態脆弱區應強化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制度與生態補償制度，實施稅費、轉移支付等形式的自然資源有償使用，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進一步完善水、土地、礦産、森林等各種資源稅費政策及徵收管理辦法，積極探索“碳匯交易”“水權交易”等市場化生態補償模式。同時，生態補償應重點向符合産業轉型升級要求的重點産業傾斜，形成與産業發展和生態建設的良性互動機制。
構建綠色産業發展體系，走産業生態化之路。以綠色發展為主線，推動一二三産業的深度融合，構建起綠色現代農業體系、工業體系、服務業體系，全面推行資源節約、迴圈發展、生産清潔、低碳高效的綠色生産方式。通過西部生態脆弱區“産業—生態”良性互動關係的建構，以産業業態的創新系統推動該地區的産業轉型升級，走出一條全域産業生態化、綠色化發展之路，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實踐提供富有學習借鑒意義的可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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