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以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為代表的經濟全球化，促進了世界整體穩定和繁榮，符合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然而，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從來不是一帆風順。近年來，世界經濟疲弱，發展失衡、治理困境、公平赤字等問題更加突出，反全球化思潮涌動，區域性貿易協定（RTA）快速增加，保護主義和內顧傾向有所上升，給世界經濟貿易發展蒙上了陰影。在如此複雜的國際經濟局勢下，中國需要積極參與國際規則重塑，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區域性貿易協定對WTO框架的挑戰

　　在WTO框架下，非歧視性原則、公平貿易原則和透明度原則三者表面上緊密相融，缺一不可，然而，這一傳統多邊貿易體系中，龐大的機構設置及繁複的協調程式相互糾纏，多邊談判的低效率和無作為嚴重制約了貿易開放的進程。例如，涉及投資貿易便利化、政府採購、環境及勞工標準、智慧財産權保護及競爭政策等領域的多邊談判，WTO要麼尚未啟動，要麼啟動後久久無法達成共識。因此，謀求更快開放步伐、更廣開放領域的區域性貿易夥伴，往往拋開“比較優勢”而憑藉“比較偏好”來選擇多雙邊貿易談判，這是RTA廣泛興起的體制效率原因。近10年來，RTA增加的數目超過此前30年的總量。

　　儘管WTO認可“在為有關各方提供貿易便利的前提下，RTA可以提高協約國的福利”，但明確指出，“在某些情形下，RTA會違背非歧視性原則而損害他國利益”。現實中，超越WTO框架的區域性貿易協定則更多奉行地區主義，關注區內戰略利益，無視非歧視性原則，最典型的當屬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該協定有意實施小範圍區內高度開放、區外嚴格限制的雙重標準，顯然與WTO力主落實《貿易便利化協議》的導向相悖。又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關於原産地的規定，一輛汽車必須至少有62.5%（按價值計算）的部件在NAFTA區域內生産才能免關稅。這一比例高於任何其他貿易協定中的標準。而美國目前重啟的NAFTA談判，又提出“必須要求更高比例的NAFTA部件和大量的美國部件”。WTO對類似的行為缺乏足夠的約束力，這是導致RTA猛增的體制監管原因。

　　在此背景下，中國積極參與國際規則重塑並非是搞地區主義，或是挑戰WTO框架下的多邊國際經濟貿易秩序，而是在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前提下，奉行一以貫之的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正確義利觀和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並蓄的文明交流，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

　　金磚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和共同發展開闢了可行之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創辦，更是在全球經濟持續下滑背景下，由中國倡議、聯合域內域外國家地區，共同開啟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新局面的創舉。一帶一路建設秉持開放的區域合作精神，致力於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這些都是中國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倡導互利共贏，堅持包容互惠，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保護主義和內顧傾向損害世界經濟發展

　　根據WITS數據庫，按照2012年聯合國發佈的最新版非關稅措施（NTMs）的分類標準，2012—2016年，16大類的具體措施中有14種被頻繁使用過，總量達到592次。其中技術措施（包含A類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B類技術性貿易壁壘及C類裝運前檢查及其他手續）使用了238次，超過40%。除此之外的一個顯著變化是，P類出口相關的措施、F類價格控制措施（含附加稅）及E類非SPS或TBT原因的非自動許可、配額、禁令和數量控制措施使用頻率迅速上升，超過傳統的D類反傾銷和反補貼。這也證實了新貿易保護措施強化、細化、複雜化之後，各國在“自利性”導向下會紛紛付諸實施的猜想。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內顧傾向明顯擾亂世界經濟的正常秩序。特朗普上臺後，奉行“美國優先”的一系列經濟政策主張，從早先威脅退出WTO、退出NAFTA，到後來正式退出TPP、退出《巴黎協定》、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一系列行為，凸顯出其孤立主義的內顧傾向。儘管根據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122節規定，總統在緊急情形下最多可以徵收15%的臨時（為期150天）關稅，因此聲稱對進口自中國的商品徵收45%的關稅並不具有可行性，但特朗普團隊正在考慮從海外經濟體進口商品徵收5%一致性關稅的方案，卻引起諸多美國盟友及貿易夥伴的憤怒。2017年11月，歐盟通過了更為嚴厲的反傾銷和反補貼規則，這一貿易規則要求第三國貿易夥伴遵守國際社會和環境標準，這是全球首例。該規則強調“各成員國提出反傾銷調查需要考慮出口國是否遵守國際勞工和環境的國際標準，對外國投資是否存在潛在的歧視性措施，是否執行有效的公司法、産權、稅收和破産制度”。歐盟一貫標榜自由貿易，這一新規則單方面增加單純反傾銷調查的附加條件，明顯違反“非歧視性的、符合世貿規則的做法”，釋放出濃重的自利性貿易保護主義信號。中國作為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受産業結構、出口結構的制約，受這一“市場扭曲”規則的影響遠超過此前的“替代國”標準。新興市場經濟體也紛紛掄起貿易保護主義大棒，在對抗傳統貿易保護國家的同時，也將矛頭指向其他發展中經濟體。

　　中國在這一過程中深受其害。全球貿易預警（GTA）數據顯示，自2008年至今，中國遭遇了4509次帶有歧視性的干預性貿易政策。1980—2015年，中國對世界GDP增長的累積貢獻率超過13%，過去5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保持在30%以上。中國為後危機時代推進人類工業文明的持續進步、維繫全球經濟結構性平衡作出了巨大貢獻。持內顧傾向的利己主義者根本無視中國這一“穩定器”的貢獻。

　　積極參與國際規則重塑

　　中國經濟的繁榮穩定始於對內改革，興于對外開放，改革和開放相互促進，共同深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時期，我國面臨著國內和國際的同步轉型——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這更需要以全新的戰略思維、準確的戰略研判、堅定的戰略舉措，參與國際規則重塑，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第一，從自身出發，堅持品質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品質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從內部創新機制、激勵機制、産業結構、産品結構入手，從制度上為科技研發、技術創新、産品革新提供保障，理順研發創新和産業轉化的路徑，激活創新人員和重大科技貢獻者的積極性，真正實現産業結構的升級和貿易結構的調整，這也是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的根本動力。

　　第二，從外部著眼，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支援多邊貿易體制，促進自由貿易區建設，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拓展發展空間。儘管WTO框架持續受到各類外部體制的挑戰，但世貿組織規則仍是經濟全球化的最重要制度保障，符合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堅持在WTO框架的非歧視原則、公平貿易原則和透明度原則下積極開展多雙邊區域貿易協定談判，積極參與國際規則重塑，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都是對現有全球經濟框架的有益補充，也體現了中國互利共贏、包容互惠的開放理念和維護正常國際經濟秩序的責任擔當。

　　第三，內外結合突破，有效規範國際市場參與主體的意識和行為，積極應對來自貿易夥伴的各類貿易干預措施。受制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中國企業在國際化的過程中存在諸多不足，如規則意識淡薄、法律意識不強等，這些現象在“中國製造”迅速擴張的大背景下，容易被放大，導致集體形象受損。相關主管部門必須嚴抓狠打，立好“家規”。同時，來自貿易夥伴的“歧視性”貿易干預也使得中國企業飽受不公，蒙受巨大損失。面對無端指責和有意破壞，中國企業必須毫不怯懦，提前預警，積極應對。

　　展望未來，中國需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融入國際經濟格局，參與國際經濟治理，分享國際經濟成果，用中國聲音呼籲公平正義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用中國行動維護互利共贏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威海）商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係、山東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