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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和發展實現共用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 | 作者: 王瓊 魏眾 張平 | 時間: 2017-10-12 | 責編: 毅鷗

共用發展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為謀劃“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而確立的五大發展理念之一,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超過8000美元,7億多人口擺脫貧困,包括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在內的公共服務體系基本建立。城鄉居民均享受到了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生活水準大幅提高。根據《2016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從1990年的0.499提高到2015年的0.738,排在世界第90位,屬於高人類發展水準國家。《2010年人類發展報告》在回顧人類發展進程時指出,1970—2010年期間,在人類發展最快的國家中,中國排第二位。其中,中國在收入HDI方面的進步排在世界第一位,是唯一依靠收入HDI快速增長進入世界發展最快的前十位的國家。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在教育、公共衛生等方面的發展相對滯後,在共用發展領域還有待進一步改進。

在做大“蛋糕”的基礎上分好“蛋糕”

習近平總書記闡釋了共用發展的四個內涵:全民共用、全面共用、共建共用和漸進共用,並指出共用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共用發展有其具體的內容:“堅持共用發展、著力增進人民福祉,從增加公共服務供給、實施脫貧攻堅工程、提高教育品質、促進就業創業、縮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推進健康中國建設、促進人口均衡發展8個方面展開。”因此,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實施脫貧攻堅工程,改善包括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和人口發展等在內的公共服務供給,是實現共用發展的重要內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進一步把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準、縮小收入差距、增加中等收入人口比重和全面脫貧,作為“十三五”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而後兩者正是形成橄欖型分配結構的具體內容。據此,可以把共用發展的具體內容進一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縮小收入差距、形成橄欖型分配結構以及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準。從這三項具體內容來看,目前共用發展領域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分配不公問題突出,收入差距較大;分配結構呈金字塔型,與理想的橄欖型分配結構還有較大距離;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均等化水準較低。

共用發展以共同富裕為最終目標,而實現共同富裕必須以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為前提。因此,實現共用發展、共同富裕必須妥善處理其與經濟建設的關係。我國正處於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時期,經濟發展也進入以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為特點的新常態。在這一背景下,要實現共用發展,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做大“蛋糕”的基礎上分好“蛋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對於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均等化水準較低的問題,需要制定有針對性的措施,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有限時間內,應以突出重點、保障基本為前提,堅持普惠性、均等化、可持續的發展方向,從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在教育方面,推動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全面提高教育教學品質,提高人力資本水準。在醫療衛生方面,推動醫療衛生工作重心下移、醫療衛生資源下沉,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真正解決好基層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在就業服務方面,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促進就業創業;為失業人員提供就業培訓和再就業指導。在社會保障方面,降低社會保障費率,提高社保覆蓋率,打破社保制度分割,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

完善體制機制建設為共用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縮小收入差距,尤其是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並非一蹴而就;公共服務供給的改善,也須適應隨著經濟發展而不斷升級的公共服務需求,這些都是在經濟發展的中長期內需要不斷推進的共用發展內容。具體來看,要著重從以下方面完善相關體制機制建設。

第一,深化市場化改革,調動生産要素積極性。保障要素獲得合理報酬是縮小收入差距和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的基礎和前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素根據邊際生産力獲得報酬,雖然由於勞動力要素稟賦的差異擴大了個體間的收入差距,但市場化也調動了生産要素的積極性,提高了生産效率,為要素收入的進一步增長和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創造了條件,因而由此形成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然而,當前要素市場還有待完善,阻礙了要素獲得合理報酬以及生産要素積極性的提高,由此導致的收入差距則是不合理的。這些問題的解決有待繼續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保障要素獲得合理報酬。

第二,完善再分配調節機制,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市場化導致的收入差距擴大無法通過市場本身加以解決,再分配調節機制是縮小收入差距的主要工具。再分配調節機制包括以下兩方面內容。一是教育資源的再分配。勞動力稟賦的主要差異來自於人力資本水準的差距,這是導致勞動力收入差異的重要原因。實現教育資源的再分配和調節,縮小不同地區、不同群體的人力資本水準差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由此導致的收入差距問題。對貧困人口的教育資源傾斜,也有助其擺脫貧困和防止貧困的代際傳遞。二是傳統的稅收、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手段。未來,應完善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加大稅收調節力度,建立對調節收入差距有更大作用的綜合所得稅制。

第三,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實現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變;提高農民收入,實現中低收入人群向中等收入人群轉變。農民是中低收入者的主體,主要原因在於二元經濟條件下工業化導致的農業和工業部門勞動生産率提升速度的不一致,在短期內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但從長期來看,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不斷推進,低收入的農民進入工業部門,從而使得農業從業人口減少的同時,農業勞動生産率不斷提高,農民收入增加,二元經濟逐步轉變為一元經濟,農業和工業部門勞動生産率趨於平衡,城鄉收入差距也將縮小。

第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以創新拉動産業結構調整並促進就業結構升級,提升人力資本水準,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中等收入者主要是人力資本水準較高的白領群體。因此,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必須在提高人力資本水準的同時實現就業結構的轉變,為人力資本水準較高的勞動力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這就要求轉變當前依賴於低勞動力成本優勢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在通過技能培訓和完善教育體制等途徑提高人力資本水準的基礎上,以創新拉動産業結構調整,並促進就業結構優化升級。2016年10月21日國務院出臺《關於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提出就業促進和職業技能提升行動,這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手段。從長期來看,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還有賴於産業結構調整基礎上的就業結構優化升級。

第五,建立有利於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現代財政制度。當前的財稅體制下,公共服務主要由地方政府負擔。但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佔比卻較低,存在中央和地方財權與事權不對等的情況,導致公共服務總體供給能力不足。雖然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但是,一方面,由於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進而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存在差異;另一方面,中央的轉移支付制度尚不完善,均等化能力偏弱。這些因素導致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不高,影響共用發展目標的實現。這就要求改革財稅體制,增加地方政府的稅收能力,提高各項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水準。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形成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稅體制,正是針對這一問題的改革措施。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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