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達：特朗普遏制中國崛起的全球戰略有損於美國國家利益

     雷達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在特朗普的政策取向中，關於美國全球戰略調整的表述，其核心內容主要在於外交上孤立主義，經濟上的反全球化加貿易保護主義，從形式上看這意味著在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在國際經濟秩序的調整上不會有太大的作為。但是，特朗普的孤立主義，與美國建國初期的孤立主義相比，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徵，如果説美國建國初期孤立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實施主要在於對美國幼稚産業的保護，而今天特朗普主義所採用的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則是在“美國優先”和“使美國再次強大”的競選口號下，充分利用美國在經濟外交上的已有的優勢，在國際事務中爭取對美國最有利的結果，僅就這點而論，特朗普並沒有偏離共和黨實用主義的外交傳統太遠，1980年代的裏根在競選總統時也曾提出過類似的口號，而小布希時代“先發制人”的戰略手段也是將美國在經濟上的優勢轉化為軍事外交上的優勢。特朗普的不同之處在於戰略選擇了反全球化的手段，對現有國際經濟秩序中的機制、協議一概排斥，他不僅對奧巴馬政府開啟的更高標準的世界貿易體系的嘗試予以徹底的否定，同時還對美國已經簽訂的國際協定進行重新談判，在特朗普看來，只要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一切已有的國際秩序都可以推翻，任何理想主義的道德高地都可以放棄，用赤裸裸的商業原則主導國家的全球戰略行為，在這樣的原則主導下，任何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夥伴國家都可以視為戰略敵對國家而加以遏制。

      既然反全球化是特朗普戰略調整的方向，而且這一戰略是迎合美國國內的民粹主義呼聲，服務於美國優先的戰略，那麼，在國內層面他的經濟政策的核心是通過減稅和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支出來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特別是通過對海外回流資本的減稅來重振美國的製造業。而在國際層面必須對美國創造就業有阻礙作用的國家進行有效的遏制，墨西哥移民搶佔了美國白人的就業崗位，必須予以驅逐。中國是全球化進程中製造業發展最快的國家，必須通過徵收反傾銷稅和匯率干預國的指責來加以遏止。從特朗普的政策調整的理念來看，未來四年中，中美關係必然會出現重大的改變，似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為合作共贏目標所作出的嘗試和努力，瞬間由於特朗普的勝選而付諸東流，大國衝突是否是發展中大國崛起過程中難以避免的宿命。

      如果我們將特朗普的全球戰略調整作為一個試錯過程來看待的話，對中國而言，可能的結果並不是那麼的悲觀。

      對中國的遏制是特朗普全球戰略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因此在他入主白宮後會製造出比以往更多更棘手的麻煩，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他政治上的反建制、反傳統的特性決定了，他很可能不會以意識形態武器來遏制中國，商業利益是未來中美摩擦的焦點。以往人權狀況的紛爭，TPP中國有企業的競爭待遇問題在中美經濟交往中都可能被淡化。

      其次，如果我們把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實際上視為是一種長期戰略的話，那麼我們發現特朗普的遏制手段對中國而言並不是最難應對的手段。中國威脅論在美國主流社會已經盛行多年，其實質就是中國經濟總量的崛起損害了美國利益，特朗普遏制只是要求中國屈從於“美國優先”的原則，而其他總統通常會參合近一些“價值判斷”的標準，另外，通過對近些年來美國歷屆總統對中國遏制的手段看，特朗普遏制中國的手段是反全球化，相比較奧巴馬政府巧實力手段的遏制，反全球對美國而言是選擇了一種成本最高的手段。

      美國政府近些年對中國的遏制策略比較

      第三，“美國優先”就是美國國家利益優先，而在特朗普政策理念並沒有刻畫出當今美國國家利益的所在。“美國的利益就是通用的利益，通用的利益也就是美國的利益”，前通用汽車總裁的這句名言幾乎成為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定理。我們撇開國家利益與階級利益關係不談，在國際經濟關係中，國家利益與該國具有比較優勢的企業或行業的利益是一致的，這一原理對於發達國家尤為適合。如果特朗普對美國的優勢行業缺乏認識和判斷的話，那麼，他所關注的美國國家利益就可能局限在他所熟悉的商業人際圈中，而參與國際交換的主要是具有比較優勢的企業和利益集團，對中國的遏制，也就是對這些企業的遏制。

      第四，特朗普孤立主義的政策取向，在傳統的盟國間也會造成分化的格局，因此，即便中美之間出現非常嚴厲的衝突，其嚴峻程度也不會超過1950年代，儘管冷戰思維在西方主流社會根深蒂固，但是冷戰的格局隨著蘇東的解體和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下早已面目全非。

      第五，由於特朗普的國內經濟政策之間存在矛盾，在實施過程中會遇到困難和阻力，這也會要求特朗普在實施遏制中國戰略是更加謹慎，一旦遏制中國的戰略為達到預期結果是，國內社會就會做出強烈的反應，1970年代美國在處理越南問題，小布希在處理伊拉克問題和阿富汗問題是都曾遇到過這類的反應。而克林頓在處理前南問題時國內卻沒有任何不良的反響。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特朗普遏制中國選擇了一個成本最大的策略，因此，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受到來自國內國際各種因此的掣肘，這無疑會給中國的全球戰略的重新定位和調整留下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