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警惕政策分析中的跨界現象

    2016年12月28日上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主辦的“財經戰略年會2016”在北京舉辦。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表示最近他比較關注警“警惕政策分析中的跨界現象”。這是從五年前組建財經院的時候大家議論的一件重要事情得出的，那就是轉型，從一般性研究轉到智庫性研究的轉型。智庫研究究竟和一般的學術性研究起碼從最淺層認識上，智庫的産品和實踐當中的距離相對於一般的學術性研究而言是最近的，也就是説智庫性産品隨時都有可能被付諸於實踐。如果能認識到這一點，就是對智庫研究的成果要特別的謹慎，因為它具有人命關天的性質。因為智庫研究，哪怕是一個很小的政策性主張，它有可能被決策層所採納，被管理層所重視，以至於最終付諸實踐的時候。所以凡屬於智庫産品的，一定要建立在精準的專業分析基礎之上。如果分析的不夠專業，可能提出的所謂智庫産品就有可能誤導民眾，甚至還有可能誤導決策。因為智庫産品是直接通向於實踐層的，在這個過程中基本上沒有多少過濾的可能性。

    高培勇表示，做學者要有基本的門檻意識，要有專業的認識，越是接近於操作層的産品越是要精準的專業分析。這裡特指的是智庫類的産品、政策分析類的研究，而不是講一般的學術性研究，一般學術性研究可以做跨界，大大跨界都沒有關係。今天的主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視角下的中國”，他把問題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其一，財政赤字率。伴隨著經濟下行，伴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鎮痛的加大，人們特別關注于經濟增長速度。為了穩增長，就需要有財政赤字的刺激，但問題是這種財政赤字的刺激率達到一種怎樣的地步？國內各專家對於2017年財政赤字率應該達到多少有一番議論，姑且不談赤字率究竟達到多高的尺度是合適的，我想提及一個現實，中國的赤字率歷來有名義赤字率和實際赤字率之別，原因就在於中國的政府預算從改革開放以來就不是一本，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四本了。

    當談到中國的財政赤字率有多少的時候，比如去年是3%的時候，請注意，指的是一般公共預算的赤字率，可沒有包括政府性的基金，沒有包括剛才社會保險基金，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即便把這四個預算都包括在內，也不是全部的，事實上還有政府預算之外的政府收支性的安排。比如，2015年財政赤字率是3%，講的是名義財政赤字率，是不是要把政府性基金預算的赤字包括進去呢？把其他方面的政府預算的赤字包括進去呢？加總折合的結果，會發現中國2015年的財政赤字率不止于3%，甚至遠遠高於3%，是3%的倍數。

    問題來了，如果主張要提高赤字率的時候或擴大財政赤字率達到什麼樣水準的時候，想擴大的是名義的赤字率還是實際的赤字率，如果不加區分的話，很可能誤導民眾，誤導決策，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吧。

    其二，減稅降費。減稅降費是2017年政策主張的高頻率詞彙，所有人都熱衷於減稅降費，為了減稅降費就提出各種各樣的政策主張，甚至把減稅降費當作一個基本目標。但是殊不知不管是稅還是費，從來都是和政府的支出綁在一起的，那麼怎麼減稅降稅？

    很多人的分析繞開了政府支出，而直接談論減稅降費，或者至多談論到以擴大赤字的辦法去支撐減稅降費。姑且就按照這個辦法展開分析，會看到什麼樣的結果呢？政府支出不變，政府的稅收和收費減少，與此同時是財政赤字的擴大，財政赤字擴大是必須用發行國債的辦法去彌補的。在政府支出規模不做變化的條件下，彌補政府支出的融資方式之間的相互替代，也就是説一手減了5000億的稅，另外一手又發了5000億的債。在這個過程當中，試想在企業也好、居民也好和政府之間的資源配置格局會因此發生變動嗎？實質層面的資源配置格局還是老樣子，但是只是融資方式變化了。對企業而言，原來交的5000億的稅，現在變成購買政府的5000億的債了，原來強制納稅義務，現在變成了我持有了政府的債務憑證。

    進一步問，對於企業的成本是一種降低的影響嗎？概念上可能是，但是實質層面絕不是，因為債是要還的，退一步講，債即便不還，用置換債的辦法無限期延續下去，也是要付息的。在國債的管理上歷來有一個鐵律，本金可以置換，但是利息絕對要加入到政府支出當中，用稅收的方法加以彌補，這是鐵律。試想，5000億的債按現行的利率一年的利息是多少？2015年的債的利息自然要加入到2016年的政府支出規模上，從長遠講，這樣一個迴圈過程是減稅降費的目標所在嗎？顯然不是。當專業人士進入到這種分析領域的時候，一定是把減稅降費和政府支出聯繫起來去説。

    再舉一個例子，就是企業稅負重，這很容易讓大家一時付諸太多的熱情。但是在企業稅負重的同時，肯定要做連帶分析，宏觀稅負是不是重？宏觀稅負是全國人民的稅負，企業稅負就是企業這個群體的稅負。做宏觀稅負比較的時候，我們都很清楚不管用什麼樣的口徑去做分析，把所有政府收支加總求和，宏觀稅負和歐美國家比，相對來講是偏低的。但是人們又講稅負重，於是把微觀企業的稅負無限放大，但是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在宏觀稅負並不太重的條件下，並不比別人高的情況下，導致企業稅負重了呢？其實這和目前的稅制結構有直接的關係。我總用兩個數字，一個數字是70%，政府每收100塊錢的稅，70塊錢是流通領域當中的稅收，是落在流通領域當中的，是要融入價格轉嫁出去的稅。另一個數字是90%，政府每收100塊錢的稅，90塊錢甚至更多是從企業那裏收來的。大家試想一種結果，比如今天要收稅，但是明確只收男人稅，不收女人稅，收1000塊錢，1000塊錢落在所有的男士身上，我們報告廳裏的宏觀稅負假定是30%，意味著所有男人的稅負是多少？也是30%。我們換算一下，這1000塊錢的稅負，500塊錢向女士收，500塊錢向男士收，稅負水準不就由此而下，中國的宏觀稅負問題就出在這裡，幾乎所有的稅收都是落在企業身上的，都是從企業口袋裏掏出來的。在計算企業稅負的時候，企業稅負是約等於或者近似于宏觀稅負水準的。這樣一種來龍去脈才能知道中國的企業稅負是怎麼一回事，接下來也就知道該怎麼做了吧。在這種條件下要把企業稅負降下來，首先得改一改稅制的結構。如果把間接稅減一點，直接稅增一點，企業稅減一點，個人稅增一點，像歐美國家那樣。比如説歐洲國家大體上55%是個人繳納的稅收，45%是企業繳納的稅收，稍微做一點調整，可能企業稅負重的局面就會有所改變，但是我們做好準備了嗎？所以不能輕易的一下子就把企業的稅負問題放到這個風口浪尖上做無限的渲染，而要紮根于中國的現實稅情，紮根于中國的現實國情。

    高培勇舉了以上例子就想説明一件事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新課題，是運用傳統在學校裏學習的那些經濟學的常識所不能直接解決的問題。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特別需要精準的專業分析，而不是漫談者或者剽友。一個真正具有專業水準的分析産品，的完成者所應當具有的水準起碼有三條：一是接受過這個專業領域的嚴格而系統的基礎訓練。二是在這個專業領域有長期摸爬滾打的經歷，能從一個很長的歷史視角當中來還原基本事實。三是在這個專業領域得有廣泛而深厚的人脈基礎，因為任何人的視野都有局限性，一個人水準再高也不能看到所有的東西，資訊來源不能只從網上來，不能只從公開出版物上來，還得有與專業領域的人士的溝通，提供那種真實而可靠的資訊。

    這些年來我們就是在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希望各位同行、各位朋友能夠在這樣的研究視角的背景條件下，來提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需要的各類政策分析性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