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個“L”型軌跡

    2016年12月28日上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主辦的“財經戰略年會2016”在北京舉辦。

    中國社科院黨組織成員、副院長、學部委員蔡昉表示如果中國能夠正確的判斷形勢，遵從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個大邏輯，引領它，用正確的促進方式，我們有望實現兩個“L”型的軌跡。

    不能指望“V”字型的經濟復蘇

    蔡昉表示中國現在遇到的不是過去能夠給帶來“V”字型復蘇的需求側的問題，而是供給側的問題。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是不可逆轉的，如果人口紅利是過去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它的消失不可逆轉，所以用這種動能回到原來的增長速度上也是不可能的。

    不可逆轉的人口紅利消失

    人口的趨勢不光是通過勞動力供給影響經濟增長，還通過勞動力供給短缺，工資上漲，上漲過快就快於勞動生産率的增長速度，因此單位勞動成本等於工資除以勞動生産率，工資上漲速度快於勞動生産率，單位勞動成本就提高，加速向發達國家靠攏，製造業的競爭優勢就會下降。勞動力的素質，人力資本是靠新成長勞動力來改善的，不斷的新鮮血液，如果這部分人接受教育的程度提高，這部分人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存量的人力資本低的特徵改善的速度就慢。因此我們預測人力資本的增量也是下降的。資本的回報率也相應下降，經濟新增長理論、新谷點增長理論的一個基本前提假設，就是當勞動力是固定的，不是無限供給的，就會出現資本報酬遞減的情況。再有，資源重新配置，勞動力不斷從低生産力部門轉向高生産力部門，資源配置改善，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的趨勢也放慢了。

    “V”字型是指回歸潛在增長率

    過去預測的，2010年之前的潛在增長率10%左右，“十二五”時期的平均7.6%，“十三五”潛在增長率如果沒有改革發生的話，沒有刺激發生的話，潛在增長率就是6.2%。潛在增長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導致的，因此我們不能假設有一個“V”字型。

    我們可以算一下，我們知道了潛在增長率，也知道實際增長率，用實際增長率減潛在增長率，如果是正的就證明我們是在能力之上實現的經濟增長，如果是負的，就説明我們沒有充分利用我們的潛能。歷史上這個是0，潛在增長率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就是增長缺口，最後會表現為“V”字型，從需求側進行宏觀經濟的刺激，可以回歸到充分利用生産要素。因此我們歷史上需求側的問題都得到了解決，都回歸了，都顯示出了“V”字型。

    如果我們還認為潛在增長率10%的話，現在增長速度和潛在增長率一減，就得出粉色那條線，我們也有增長缺口，因此我們也覺得還可以回歸到原來的水準上。但是事實上正如我前面説的，我們測算的結果，現在的潛在增長率已經降到了6.2%，這是“十三五”平均。如果按照實際測算出的潛在增長率看，我們沒有這個缺口，所以兩者實際增長和潛在增長能力是相符的，沒有缺口，不能指望回歸。如果還形成“V”字型，那就意味著你超越了自己的增長能力，就可能是過熱的經濟情況。

    為什麼要設下限與上限

    “十三五”時期經濟增長下限和上限應該是什麼樣的？下限肯定是按照“十三五”時期測算的，假如什麼都不發生，就是正常趨勢，平均是6.2%。上限是什麼呢？加上了一些可能的改革紅利，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沒有那麼快了，還會有一些適度的幫助企業的措施，甚至戶籍制度改革能夠帶來一些勞動力供給，這些都是微弱的，不是大幅度的見效，但是可以達到“十三五”時期平均6.7%。

    我們設想，如果從明年開始的改革紅利逐漸顯示出來，不用太高，就保持在今後四年平均6.5%的話，最後的結果會逐漸向上限靠攏。如果是這樣的話，和這兩條上限和下限相比，這條線接近於一個中近期的“L”型軌跡了。從中近期看，“L”型軌跡的取得也得靠改革紅利，必須得靠改革。

    為什麼要設上限和下限呢？簡單的説，設下限是必要的，如果突破了底線，突破了潛在增長率，就意味著會出現週期性失業。目前沒有週期性失業，但是我們不希望突破這個底線，這是保民生的一個基本需要。但是超越了上限的話，就意味著使用了刺激的辦法，會導致增加的流動性進不到實體經濟，最後流向了那些和競爭力比較無關的産業，導致經濟泡沫。現在最應該操心的不是增長速度，而是經濟風險，不希望發生風險問題，所以要有下限、上限，如果可能做好的話，我們爭取得到一個“L”型軌跡。

    長期的“L”型軌跡是什麼呢？

    長期的“L”型軌跡是什麼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領域非常多。我簡單列幾條，其實很多改革都是具有這樣效果的。

    一是戶籍制度改革，兩條非常明顯的供給側效應，可以提高勞動力非農産業的參與率，從農業轉移出來。清除了制度性障礙，勞動力會繼續從低生産率部門到高生産率部門，我把這個叫庫茲涅茨過程，這種人口勞動力的流動是改進生産率的，否則新成長的進城的勞動力已經越來越少，如果戶籍制度不改革，那些到了一定年齡往回走的人會多於每年進來的人，他回去，農民工回到家也不是不工作，也沒有退出勞動力市場，但是他的就業就是在生産率更低的部門就業，因此那個過程就變成了逆庫茲涅茨化的過程，那樣會對我們的經濟增長帶來新的負面影響。戶籍制度改革還有需求側的效應，就是擴大一個消費的群體。

    二是“三去一降一補”，既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産率，把資源配置得更有效率，還可以提高資本的回報率，都是可以提高潛在增長能力的。當然我們的教育、培訓、增強人力資本、生育政策調整可以增加未來的勞動力供給。同時這些都會帶來附帶的需求側的改革效應，但是更主要的，直接見效的，帶來改革紅利的是在供給側。這是我們改革的措施。

    按照前面我講的這幾個方面，提高勞動參與率、增加人力資本、提高全要素生産率，通過生育率的調整提高未來的勞動力供給和人力資本，等等，可以組合成不同的改革情景。因此，我們預測到2050年，這是不怎麼改革的，改革的力度不大，按過去的趨勢進行的；有一定的改革；改革幅度更大一些。

    三是改革力度最大，而且我們預期生育政策的調整會産生效果，未來的總和生育率會接近1.8的水準。總之潛在生産率是要下降的，從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必然增長速度是要下降的，因為越來越需要自主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産率。但是不同的改革的情況就會帶來不同的變化軌跡，在情景三這張圖上最接近於一個長期的大“L”型的增長軌跡。這種能夠變成“L”型的增長軌跡就是我們改革帶來的潛在增長率的提高，也就是改革紅利。

    按照我剛才測的情景三的情形，我們估算一下，中國未來什麼時候跨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完全是按照第三種情況，未必是真發生的，但是它是一種最好的情形。按照那個預測，2014年每人平均GDP是7400美元，目前大概8000美元左右。到2022年我們可以達到12600美元，就是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門檻，這一步已經跨進去了，但是跨進去並不那麼安全、並不那麼保險，因為歷史上有些拉美國家，比如阿根廷進入過高收入國家行列，但是後來他又退回來了，到今天也沒有回去。我們還要繼續發展，到2030年我們就可以達到19000美元，相當於目前愛沙尼亞的地位。再到2040年就達到32000美元，接近於目前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準37000美元。到2050年就是52000美元，相當於目前加拿大的地位。

    但所有這些我們也可以説是為了提振信心，但是都是假設在這種最好的改革情形下，而且做到了這步的改革，同時這個改革帶來相應的成效。因為我們可以放寬人口生育政策，但是不能決定這個生育政策放開以後是不是能夠把總和生育率提高到1.8。但是有沒有努力可以呢？有，你僅僅放開生育政策還是不夠的，還要有一系列配合的政策，讓人們養育孩子的成本降下來，使人們能夠按照政策的要求去生育應該生育的那些孩子。這只是作為一個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