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拉動增長”是良策還是陰謀？
蘇聯解體這場經濟和地緣政治災難的政治前提是明確的，那就是蘇聯共産黨的根基被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推行的政策破壞，這一過程早在1991年蘇聯解體前就開始了。正是戈巴契夫政府促成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蘇聯經濟研究》一書的出籠，成為俄羅斯經濟私有化的模板；正是戈巴契夫允許以恢復資本主義為目標的葉利欽領導的反對派勢力在蘇聯共産黨內潛滋暗長並不斷壯大；正是因為蘇聯共産黨黨紀廢弛，葉利欽才敢於在1990年7月正式退出蘇聯共産黨前就領導一批人反對中央政府的政策；正是戈巴契夫開啟了蘇聯的“國家自殺”之路——葉利欽主持了葬禮，但安排其死亡的是戈巴契夫。
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在與蘇聯的較量中終於如願以償，這自然強化了他們尋求“中國的戈巴契夫”的信心，期望這位“中國的戈巴契夫”能夠將類似災難施加於中國。他們多次期盼中國共産黨內某些領導人發揮那樣的作用，但最終看到的卻未能如其所願。馬特·斯齊亞凡紮在談到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極力在中國尋找戈巴契夫式的人物時指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政界人士和政策專家，與新聞記者一樣，從中國領導層每次新老交替感受到的只是痛苦。”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雖屢遭挫敗，但他們始終抱有這樣的期望：“也許中國的戈巴契夫目前還不能露頭，但重大的政治變革有可能在人們認為最不可能發生的時候發生，正如戈巴契夫本人發現的情形一樣。”
美國專業人士一直期盼中國出現戈巴契夫式的人物，長期以來積極在中國活動，試圖識別、聯繫和薦拔他們心目中“中國的戈巴契夫”。情況表明，只有將中國引向混亂和解體的“中國的戈巴契夫”式的人物才能被美國新保守主義輿論接受。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習近平總書記的“四個全面”才在中國乃至國際産生了如此深刻的影響。“四個全面”表明中國並不會出現戈巴契夫式的領導人。這自然激起了那些反華勢力的憤怒，他們始終在中國尋找戈巴契夫式人物，用他們的話説就是“贊同西方‘普世價值觀’”的人物。這種“普世價值觀”是服務於美國地緣政治利益的，本書序言部分早已對其實質做出過分析。
美國保守主義勢力一旦意識到領導中國的並非戈巴契夫式的人物，就理所當然地改變了對中國的策略。摧毀蘇聯、削弱俄羅斯的經濟政策之所以能夠推行，是因為有戈巴契夫存在，戈巴契夫是這場政治變動得以發生的決定性因素；但在中國，因沒有出現戈巴契夫式的人物，這條“和平演變”之路被堵死了。在這種情況下，就應將“進攻”次序倒轉過來：首先破壞中國的經濟，希望借此導致日益高漲的社會不滿，從而打開決定性政治變革的大門，這種決定性政治變革的最終目標是推翻中國共産黨，恢復資本主義，阻塞中國的民族復興之路，鞏固美國在全球的“霸主地位”。
對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來説，這種試圖首先削弱中國經濟，借此打開政治變革的大門，最終實現推翻中國共産黨目的的策略比尋找到“中國的戈巴契夫”並借此製造政治動亂更難以奏效。我在第20章早已做出分析，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削弱中國參與勞動分工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美國也不可能推行廣泛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因為這種政策不僅會對美國自身的經濟造成災難性後果，還會招致中國公眾輿論的強烈反對，這意味著採取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無助於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試圖與中國內部某些社會階層聯手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的目的。
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也不可能直接控制中國的經濟結構。將國有企業直接私有化是摧毀俄羅斯經濟的決定性措施，但由於中國共産黨的存在，這條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2013年11月，中國共産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重申：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
儘管面臨著種種障礙，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仍極力在中國宣揚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並著意栽培中國高等院校和類似機構中支援他們的人物——中國社會科學院早已指出這一點。這些人多次試圖以破壞性方式影響中國的經濟政策，但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離決策圈太遠，不能産生決定性作用。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有可能在固定資産投資領域造成嚴重後果。
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在中國有兩個堅定且穩固的支援基礎，即投機性金融集團和高等院校及類似機構中某些專業人士，前者能夠像俄羅斯的寡頭們那樣在國家災難中渾水摸魚，迅速致富，後者有可能從待遇豐厚的美國大學、西方智庫等機構取得工作機會或受到資金資助。儘管這些人能夠獲取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的資助，通過社會媒體等渠道炮製大量的噪聲，但他們的力量實在太微弱了，不足以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不過，他們有可能利用人們渴望迅速提高生活水準的正當訴求進行煽動，試圖製造更為嚴重的混亂；一旦造成嚴重混亂，許多社會階層就可能會被他們吸引過去——畢竟，提高生活水準是絕大多數人關心的事情。這就是一個利用正當訴求來削弱中國的典型例子。
要了解此類攻擊手段是怎樣發起的，就有必要回憶一下前面所講述的經濟由消費和投資兩部分構成。因此，要提高消費在經濟中的比重，就要相應地降低國內投資在經濟中的比重。如能降低中國的固定資産投資程度，就可以降低其經濟發展速度，從而防止或至少阻滯中國經濟超越美國。此外，GDP增長是消費增長和生活水準提高的決定性因素。如果能大大提高中國的消費在其GDP中所佔的比重，GDP增長速度就會降低，進而導致人們的生活水準降低，這就有可能造成社會不滿。
因此，迫使中國大幅度降低固定資産投資程度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試圖阻滯中國經濟發展、實現其政治目標的主要手段。
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利用普通中國人期盼提高生活水準（用平實的經濟學術語來説就是“增加消費”）這一合情合理且自然而然的願望，提出了“消費拉動增長”的口號。事實上，推動消費增長的主要力量是GDP增長，而GDP增長主要取決於固定資産投資程度，張軍和朱天對中國這方面的問題進行了精闢的總結（2013年）：
低消費率的另一面是高儲蓄率，它使得一個國家可以在不依賴於外債的情況下實現高水準的投資，這也是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裏得以快速增長的一個主要原因。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間，中國GDP年均增長率達到10.5%，與此同時，消費的增長也達到了8.6%（考慮通脹調整因素後)。雖然消費增長速度低於GDP的增長速度，但高達8.6%增速已經非常了不起，因為世界平均水準還不到3%！同一時期的印度——另一個快速增長的經濟體，其消費的年均增長率為5.8%，也低於其GDP6.5%的年均增長率。聽起來也許有些拗口，但中國相對低的消費率正是其很高的消費增長率的重要原因。
要認清上述事實，有必要掌握一些經濟學知識，以免被主張“消費拉動增長”的偽理論迷惑。這一偽理論聲稱，消費在中國GDP中所佔的比重太低，因此必須提高消費。這種論調聽起來對普通中國人頗有吸引力，因為他們自然希望提高生活水準，以盡可能大的幅度和盡可能快的速度提高消費。如果將其付諸實施，必然造成中國儲蓄率下降，進而固定資産投資程度下降，從而造成經濟發展緩慢，這對美國是有利的。因此，主張“消費拉動增長”的偽理論是有助於美國新保守主義政策的，對某些中國人有一定的煽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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