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金融如何支援“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
地點：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時間：2016年7月22日
主持人：
王 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參會嘉賓：
歐曉理 國家發展改革委西部司巡視員
卜永祥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所副所長
陳 歡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辦公室主任
雷鹹成 中國進出口銀行戰略規劃部副總經理
曹紅輝 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
劉 鵬 商務部綜合司副處長
王學德 科技部中國智慧城市研究院執行院長
羅雨澤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部研究室主任
劉乃柱 山東臨沂天元建設集團海外公司總經理
周潤凱 神州長城股份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助理
侯曉軒 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國科技投資雜誌社副主編
相均泳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劉 英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會議背景
基礎設施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基礎設施先行不僅是貿易暢通的根本保障，也是“一帶一路”的合作重點。日前，李克強總理出訪蒙古並出席第十一屆亞歐首腦會議提出，要加強中蒙在金融等領域的合作，推動“一帶一路”與“草原之路”對接，為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由此，加大金融對“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援力度顯得尤為重要。
近兩年來，絲路基金、亞投行、金磚銀行等金融機構相繼成立並投入運營，但“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資金缺口仍然巨大，下一階段，金融（包括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業性金融等）如何更好地支援“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如何更好地幫助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高品質“走出去”，如何更好地支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等問題已成為各界關切的熱點，探討解決這些問題對於推進我國金融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助推我國進一步擴大開放和經濟穩定發展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基於此，國辦資訊公開辦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擬於7月22日下午聯合舉辦第28次文津圓桌研討會，邀請政府官員、專家學者、金融機構和企業代表深入研討，為金融更好支援“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和企業“走出去”獻智獻策。
主持人：歡迎大家來我們這個研討會，今天的主題是金融如何支援“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話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人大金融重陽執行院長王文。
今天的會議非常有意思，政策界、金融界、對外投資，尤其是對外金融服務的、企業界的代表一塊來探討這個話題。
那麼在目前我們運作“一帶一路”相關基礎設施建設的過程中，金融支援應該怎麼做，是否已遇到了問題，就這些問題我們能否提供一些建議、能夠有對老百姓解釋得通的一些説法。
一、“一帶一路”融資機制仍需改進
雷鹹成：目前國內融資成本比較高。一般來講，基礎設施需要的是金額大、週期長、低成本的資金。中國進出口銀行的信貸資金看起來成本較低，但和國際上比還是偏高，因為發達國家都是低利率，甚至是零利率，比如日本。這導致有時我們能成功支援的是發達國家覺得風險比較大，不願意支援的項目。
還有就是優惠貸款需要走很多審批程式，對資金運用方向、利率、期限都有限制性規定。“一帶一路”國家和我們談項目都希望要優惠貸款，但我們很多都支援不了。所以與國際上相比，我們在優惠貸款管理方面還需要有一些改進。
儘管我們設立了不少投資基金，比如絲路基金，但運作效果還不理想。這些投資基金需要市場化運作，需要對股東負責。這樣其投資既要講效益又要講風險，就很難做了。現在我們需要的是那種真正的政策性投資基金，由國家財政給予風險補償，讓基金更加注重社會效益。“一帶一路”國家的項目大都資本金不足，需要這樣的投資基金來支援，然後再到銀行融資，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貸款。這樣融資成本也不高，風險還小。我們應該設立這種政策性基金。
另外，“一帶一路”風險補償機制還缺位，對金融機構投貸的風險國家應有相應安排。企業目前也缺乏相應風險補償和風險控制機制。
同時，匯率風險也較大，金融機構和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國家的項目建設，需要一個穩定的人民幣環境。這也需要國家做一些相應的安排，以降低其匯率風險。
曹紅輝：跨境基礎設施的投融資機制長期以來存在缺陷，其中一個是我們的對外投資主體依然缺位。前年搞的絲路基金其實搞成了靠市場運作的私人股權投資，是要賺錢的，而非開展戰略投資的機構。我們內外市場化的力量仍然不夠，內部市場的資金成本高，外部資本市場則由於國內管束比較嚴格，也沒法有效發揮作用，充其量在香港、倫敦發發幾十億人民幣。此外，既有對匯率穩定的考慮，也有我們管理體制機制的問題。
劉乃柱：我覺得目前民企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融資。一去談項目，對方就是要優惠貸款。但是民營企業運作優惠貸款很難。這裡面需要國家再多給我們一些傾斜政策。再有一個就是擔保問題，這個問題有三個方面，一是我們現在走出去擔保機制基本上是靠中信保來做，需要對方拿國家主權來擔保，但很多外國地方企業沒有辦法拿國家主權來做，所以很多項目做不下去。所以我們現在能否適度放開非主權類擔保。二是民企和央企在融資擔保方面待遇差異太大，很多好的民企做的很大、信譽很好，但很難拿到免擔保、免抵押的純信用額度，企業自身融資難度很大。三是我們需要更加靈活的機制來解決我們民企在境外投資內保外貸或出口買方或者出口賣方貸問題。
周潤凱：民營“一帶一路”融資機制仍需改進。我覺得最大問題就是銀行給民營企業在”一帶一路”上的金融支援力度還不夠，尤其是工程履約保函額度太小了，我們在海外開展業務總是不夠用，銀行給民營企業的一帶一路的融資優惠政策跟央企、國企是不一樣的。我建議應該對一些優秀民營企業或行業龍頭企業設立“一帶一路”融資配套優惠政策標準，達到這個標準，就可以享受“一帶一路”融資優惠政策，這樣有利於降低銀行風險的同時，又能推動民營企業在海外業務的迅速發展。現在很多小型企業在海外陌生環境由於沒有行業龍頭企業的帶領是缺乏安全感的，所以，銀行應該給予優秀的民營企業或者行業龍頭企業更多融資優惠政策配套支援。優秀的民營企業或龍頭企業在海外迅速發展壯大了，自然會帶動産業鏈上的很多小型企業走出去的。
劉 鵬：現有融資模式相對比較單一，目前大部分境外項目融資支援都是以主權借款和以能源、資源做抵押的借款。有些借款已受到國際債務警戒線制約，引起了IMF和WorldBank等一些組織的質疑。現有融資規模也比較小，國內金融機構普遍缺乏長期穩定、低成本的外匯資金來源，開展外匯貸款的意願不是很強，信貸業務總體規模受限，政策性金融支援的規模有限。國內銀行的美元信貸利率比外資普遍高1.5到2個百分點，抬高了我企業境外融資成本。而且這樣一來，政策性貸款並沒有比商業貸款便宜太多，跟國外相比還是比較貴。
二、“一帶一路”政治、經濟戰略統籌還需加強
主持人：以上我們説了融資機制方面存在的問題，那麼從更宏觀的方面來講，我們在“一帶一路”戰略理念、協調、組織上是否也存在不足呢？
曹紅輝：我們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還是缺乏統籌，不僅與國外政府和企業缺乏統籌，且與國內各部門也缺乏統籌，政商之間缺乏統籌。當前，各個機構、各個部門、各個地方政府出臺了各種版本的“一帶一路”方案，內容相互重疊，這就需要理順關係。
陳 歡：我從亞投行的角度説一下這個協調和統籌問題。亞投行不是專門為一帶一路設計的機構，但如果“一帶一路”有好的項目，亞投行也可以支援。另外就是“一帶一路”要本著“雙贏”或“多贏”原則。不論是在國家層面還是在企業層面。如果只體現中國戰略或利益意圖，或企業只有消化國內過剩産能，搶佔資源與市場的心態，從長遠看，是行不通的，也不利於我大戰略佈局。
歐曉理：“一帶一路”的建設和亞投行的關係是相互配合、相互借力的問題，亞投行是獨立的，不是專門為“一帶一路”服務的，但我們之間很多是相通的，這樣的關係。而絲路基金是非常明確為“一帶一路”服務的。
三、我國“走出去”企業自身仍有不足
主持人：以上各位專家都闡述了體制、機制方面的不足，那麼具體到“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行為體，我們企業又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夠呢？
雷鹹成：我們企業面臨一個轉型問題，以前企業走出去都是搞工程承包，建完了走人。但這些項目所在國大多是發展中國家，本身管理和運營能力都很差。我們需要幫助他們搞好運營，即便沒有精力，也應幫著做未來經營方案。這個目前企業是做的不夠的，跟不上他們基礎設施發展的需要。
曹紅輝：企業尤其是國企動力不足，民企又實力不濟。這裡面，我們的企業在成熟的市場中呆習慣了，自身的能力建設不足，對外部那種不成熟的市場和法制環境不適應。但“一帶一路”説的就是對外投資、對外合作，關於對外資本輸出的事。
相均泳：“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建設基本都是硬骨頭，仍然沒有成熟的經驗可供參考，需要我們企業不斷去探索，不斷去實踐，不斷去創新，並進行持續的總結、評價和推廣，但是目前無論從國家層面還是企業層面都沒有相應的評估機制。
四、金融支援“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建議
主持人：面對融資機制、協調組織方面遇到的困難，以後金融支援“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又該如何進行下去呢，請各位專家和學者均談談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曹紅輝：應該明確“一帶一路”戰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三年多來，大家説了這麼多了，也做了不少事情，但對“一帶一路”戰略及其實施要進行一個整體性評估和戰略性評估，以確認戰略方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後再具體説説問題和解決辦法。
首先，必須明確，“一帶一路”不僅在經濟上是有合理性的，而且在政治、文明交流等戰略層面，也是正確的事情，必須堅持不懈地做下去，這是一個基本判斷。其次，這件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個充滿艱巨性、複雜性的挑戰，是落實中國夢的長期宏觀戰略，即打造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製造業中心，構建歐亞大陸新政治、經濟文化格局。這是改變整個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大事。最後，前幾年，政府在“一帶一路”上面做得比較多，而今後應該讓整個社會都參與到“一帶一路”的運作和發聲的過程中。否則的話，會給人造成一種模糊的、不好的印象，即這是政府推動的事，而不是市場和民間自發形成的。國外就會有人質疑你背後是否有什麼地緣政治企圖。國內，也有人質疑為什麼要這麼做，説是明明國內這個沒做，那個也沒做，為什麼不先集中力量先做好國內的事。所以説，我們首先需要做一個總體評估，説明這個事情做的對不對，應該怎麼做，然後再繼續推進。
設立市場化機制、聚攏資金。這些年，我們搞了不少的基金，總共有幾十家了。但“一帶一路”建設不能光靠中國的錢來建，大包大攬既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即所謂獨唱與合唱的問題。因此，要建立一個機制，一個動員區域內乃至全球金融資本參與的市場化機制，把大家的錢組織起來，通過股權結構多元化，把各方的勁頭聚在一起，也把風險轉出去。
設立開發性金融機制。我們一些人總説“一帶一路”周邊國家法制不健全、市場不規範、治理不完善，怎麼辦呢，總不能等它都完善了再去呀。為此，應該在境外欠發達地區，建設開發性的金融機制，主動與當地政府、企業溝通、合作，共同把市場培育、建設起來，推行開放性金融的國際實踐。在欠發達地區，不可能吃現成的。而且這方面，中國有著三十多年的經驗，比如以往這個項目賠錢，那個項目賺錢，就把它們打包起來，全部都給做了。
設立政策統籌機制。當前，急需建立一個專門加強政策協調和規劃統籌的部門，如同發達國家的國際開發署一樣的機構。現在，對外投資額和增長都已是世界第一，但還沒有一個專門機構來統籌政策和規劃，各部門間協調成本太高。
創新防範風險機制。除了大家説的政策性保險、海外安保體系外，還要採取多種手段來分散和防範風險，更多地通過商業化保險機制來支援“一帶一路”建設，比如開發新的保險産品，成立新的專門服務一帶一路的保險機構，建立海外保險産品的交易市場等。
雷鹹成：優化融資渠道和手段，提高融資效率，防範風險。一是降低融資成本特別是政策性金融資金成本。支援政策性金融機構建立多元、穩定和低成本的本外幣資金籌集渠道，以便更好地發揮支援“一帶一路”建設的作用。對於國家優惠貸款的管理辦法應該做一些修改和調整，在控制風險的情況下，規模要適當擴大，利率要做相應調整，審批程式要儘量簡化和優化。
二是設立支援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專項建設基金。現在外貿形勢嚴峻，出口企業不僅需要融資支援，也需要資本金的支援。應該借鑒目前國家支援穩增長、調結構而建立的專項建設基金的運作方式，建立專門支援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專項建設資金。也應該有一個專門支援“一帶一路”建設的真正政策性的專項基金。
三是應該推動企業以及金融機構聯合“走出去”，降低商業和金融風險。在“一帶一路”過程中，企業之間、企業和金融機構應該密切合作，共同面對國家和市場的風險，這樣做起來能增強抗風險的能力。
最後，金融機構的支援也需要做改進，需要適應新形勢，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服務能力，更好地支援“一帶一路”建設。
歐曉理：明確“一帶一路”戰略重點，進行政、商分工。“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大戰略，我們必須搞清楚哪些是必須幹的，由誰來幹，怎麼幹。比如我們應該做一些研究，把這些內容分門別類，搞清楚哪些是需要政府幹的，哪些是商業性的，哪些是政商結合的；哪些對中國是有戰略意義的、有什麼戰略意義，哪些又是市場的性質更多，是賺賺錢的問題。另外我們還要布一些“閒子”，以備不時之需。
陳 歡：認識“一帶一路”政治、商業戰略的不同。政商還是要分離，政治上就是我們要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戰略，比如我們的“一帶一路”上的外交戰略重點怎麼考慮，應該扶持什麼國家，這些問題在國家決策層應有比較明晰和比較統一的思路。我認為，中亞，中東和海灣地區某些國家（不是所有國家），如伊朗，應是我們的戰略重點。當然要從我國外交大局，尤其是中美關係大局，考慮這個問題。但隨著各國實力和國際形勢的變化，各國都在調整自己的對外政策。像英國，我們一直説英國是美國小弟，但是實際上他跟隨美國都是有戰略考量的，對於亞投行這事情，他就沒有跟隨美國。所以我們需要明確自己的在“一帶一路”上的戰略佈局。
至於融資機制和企業資質認定，我認為，首先，屬於國家戰略的，國家應出錢，或國家與企業（包括受援國國家或企業）共同出錢；屬於企業商業行為的，就企業自己幹，不能什麼都國家包辦，要分清楚；其次，應當承認，我們的企業文化和企業社會責任還很不到位。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要對走出去的企業一定要從企業文化到産品品質嚴格把關，其中，企業文化是關鍵。如果企業把傲慢自大，坑蒙拐騙，偷工減料，行賄受賄（指定某企業中標，或必須購買某企業産品等）這種落後文化帶到受援國，對中國的形象將是災難性的。換句話説，企業資質至關重要，尤其是在國家援助層面。
重視“互聯互通”的軟體部分。既要重視硬體上的互聯互通，軟體的互聯互通同樣重要。比如海關政策和貿易政策的協調互通，陸路口岸的通關機制的互通，這些問題同樣重要。
卜永祥：要處理好政策性、開發性、商業性金融的關係。我覺得我們要處理好“一帶一路”中政策性、開發性、商業性金融之間的關係。政策性金融就是國家兜底，財政照單全收的，主要發達國家都設有對外援助機構，這些機構對外提供國際援助，支援發展中國家開展項目，體現自己的國際義務。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於“一帶一路”建設也需要發揮對外援助機構的作用，當然，我們定向支援誰和支援多少要心中有數，心中有譜，實現我們對外援助的戰略目標。開發性金融，就是首先要有開拓性、創造性的進入某些目前其他機構不願意做、沒有回報的領域，並充當酵母，帶動商業性金融進入，把該領域盤活、做大。開發性金融不需要多大資金，一個一百億項目，開發性金融可能也就佔幾億，但是這個幾億的資金可以把商業性金融的大錢吸引來。所以，資金量的重頭我認為還是商業性金融。但無論如何，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要講究回報和財務的可持續性，不做虧本買賣。
“一帶一路”金融支援應配合國家産業佈局和開放政策。我覺得我們“一帶一路”金融支援方面最好能夠和我們國家總體開放戰略相結合，比如和自貿區的金融開放政策、和人民幣國際化政策相結合等。
另外，“一帶一路”金融支援政策應該配合我國目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做。比如如何對接我們的去産能的結構性改革措施，通過“一帶一路”實現産能的國際合作。另一方面，還是要強調對外投資方式的多元化，比如更多地調動企業的積極性，採取民間資本和政府公私合營的方式等。
王學德：PPP模式或大有作為。我主要做智慧城市，這個和“一帶一路”沿線城市有很多重合部分。我們在這個過程中也總結出一些經驗。比如參與我們的企業也沒有錢，但是我們用PPP的模式，好像就比較好，政府出一部分充當引導資金。企業出一部分，再有一部分社會資本的介入。
加強“一帶一路”建設資訊化程度。“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中也要加強資訊化建設，一方面是方便這些設施更加高效的管理、運營，比如相關網際網路建設，一方面是為我們國家的資訊安全做一些未雨綢繆，比如相關數據庫建設。
羅雨澤：金融如何支援“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思考這個問題，我想我們要有四種思維：
一是系統思維。從討論題目上看，涉及了“五通”中的兩“通”：一個是設施的聯通，一個是資金的融通，但我認為這並不僅僅是兩通的問題，應和另外三通聯繫起來。
要實現資金的融通，對設施支援，政策溝通很重要。首先高層要通過溝通形成一定共識，有政府擔保在裏面，風險就會降低。第二個還需政策方面的支援，比如我們現在就需要解決海外資産不能作為貸款擔保的問題，基礎設施建設一般資金佔用量大，一旦投下去，不能作為抵押或擔保貸款，投資者資金壓力就會很大，外保外貸如果能夠實現，將減輕投資者不少壓力。另外就是貿易暢通方面的，如果貿易不暢通的話，意味著商業環境不行，花了很多錢的基礎設施就不能盈利，就不可持續，所以貿易環境也非常重要。還有一個是民心相通，如果反華情緒嚴重，即使他們的市場比較好，商業環境比較好，我們的資金也有保障，項目也很重要，但也要謹慎投資，因為這裡面的社會風險非常大。所以，在考慮金融支援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我認為一定要跳出資金和基礎設施這兩個領域，至少在五通的框架下，思考這個項目的經濟性、方案的可操作性和風險大小。
二是互動思維。我們要從雙向的角度綜合思考並實施我們的項目，而不僅僅是從金融如何支援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的角度，而且還要發揮金融對項目選擇的引導作用。金融要讓項目選擇者明確自己的偏好，比如盈利性、資金安全等。互動思維裏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將“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融資和國家的産業佈局結合起來，比如這個基礎設施建設與産業園區相關，那麼它可能就有盈利潛力。如果這個基礎設施能夠聯通人口比較密集的地區，那它的效益也就可能比較好。舉例來説，中亞、中東地區好的項目一般基於能源、礦産資源，是相關産業鏈的延伸，和這些項目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對金融吸引力也就比較強。
三是開放的思維。第三個思維，就是要有一種開放的思維，因為“一帶一路”不能變成中國一家獨奏，要跳集體舞，需要設立一種機制，把人家拉進來做，通過商業模式的設計，融資模式的設計，充分整合外部資源。
四是內外統籌的思維。內外統籌，就是要統籌利用我們的資源。比如現在常説的PPP模式，它對法律環境和信用環境要求比較高，國際上實施要比在國外難度大。一味強調在國際上使用PPP模式尤其是在發展水準較為落後的地區，可行性並不強。相反，我國是一個強政府，並且正加強PPP方面的立法建設，在國內推行PPP模式更為可行。在國內通過PPP模式，多利用民間資金，從而節省出政府資金和開發金融機構資金，用於境外戰略性基礎設施項目，或許更為可行。對於國際上，如果條件成熟，就用PPP，如果條件不滿足，也不要刻意為之。
主持人：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大家談的非常透徹，有表及理、由淺入深的討論了金融支援“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現狀、問題以及未來的建議。效果非常好，大家辛苦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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