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化面臨的問題和出路

有人曾斷言，21世紀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有兩件事，一是美國的高科技，二是中國的城市化。過去20年，中國每年數億農民工離開家園，來到城市務工。如此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引起國內外學者的普遍關注。6月18日，由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下文簡稱綜研院）、美國康奈爾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及深圳市綜研軟科學發展基金會合作舉辦的“中國城市化學術研討會”在深圳召開。綜研院院長、北大教授樊綱、康奈爾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羅斌等十余位專家學者就中國城市化不同研究領域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

　會上，綜研院院長、北大教授樊綱指出，現在中國城市化面臨兩方面的大問題：第一，農村人到城裏能否待得下來，這是最基本的問題；第二，大城市和小城市的關係。其中包括房地産、農民工短缺、城市貧民、城市公共政策、戶籍制度等各方面的問題。

　　樊綱説，“有研究表明，農民工平均在城裏打工的年限8-9年，然後由於各種原因就回鄉了。我們稱為農民工‘早退’，就是早早退出了城市勞動力的供給。”樊綱認為，“農民工早退這個現象的根本基礎是兩個，不僅僅是戶籍制度，現在大家批判的是戶口制度，但實際上還有農村的土地制度。”

　　現在很多人把中國的勞動力短缺歸結為人口的問題，出生率下降，沒人了。但樊綱認為，根本問題不是人口的問題，而是農民工在城市待不下去的問題。

　　那麼，該如何解決農民工“早退”問題呢？樊綱提出，我們主張漸進的、逐步的實現社會公共服務的均等，不一定是戶口先解決。首先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然後再加上就業、養老、衛生、住房等等。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也開始接受這個現實。樊綱認為，像深圳這樣的城市值得研究，給農民工辦的學校很多，甚至一些農民工子女能夠上貴族學校。

　　對於大城市和小城市的關係問題。樊綱認為，在現階段，人們依然會朝沿海地區、中心城市聚集。城市化最重要的效果就是有集約效應，如果忽視這個規律，就會造成大城市規劃不足，導致各種各樣的“城市病”，交通擁堵，房價飆升等。而另一方面，小城市住房過剩，蓋完房子沒有人去住，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

中國特大城市的問題和出路

　　來自綜研院的胡彩梅博士補充講了我國16個特大城市的現狀，面臨的問題和出路。特別是交通擁堵和房價快速上漲方面，我們的“城市病”來的早了一點。交通方面，據統計，北京平均車速是12.1公里/小時，比步行好像也快不了多少；上海、廣州、成都等等這些城市都比東京、首爾、紐約這樣的城市要慢很多。房價方面，我們做了12個特大城市平均房價和全國商品住宅平均房價對比（2012-2013年數據），特大城市的房價上漲過快。

　　對於我國特大城市未來的出路，綜研院提出要走大都會區的發展道路。這個大“都會區”（Metropolitan area）在軌道交通上要互聯互通，在行政上要淡化行政區劃，在統計上要建立大都會區統計體系。

　　胡彩梅稱，我們可以設想將來我們不再單獨考核深圳、東莞、惠州他們各自的GDP、稅收了，而是從大都會區的角度來進行考核，這樣的話，可能會促進我們政府之間的協調。

　　來自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的畢亞雷提出，要用大數據解決城市問題。畢亞雷稱，該院建立了深圳北斗應用技術研究院，與深圳市交委合作，擁有10萬輛車和1000萬張“深圳通”每天的數據。我們目前提供智慧交通解決方案，提高人們出行效率。未來希望基於大數據建模，提供更多社會功能方面的服務。

潮汐型勞動力市場與城中村

　　而綜研院創新與産業研究中心主任周林，則從全球化的角度，探討城中村問題及改造。

　　周林發現，珠三角經濟運作對勞動力需求具有潮汐型特徵。以蘋果手機為例，在新品上市前，會有海量的訂單，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高強度的生産，代工廠需要招聘大量農民工。而這個生産高峰過去，訂單不足時，代工廠不再需要那麼多勞動力，大量農民工會主動離職，另謀出路。這種週期性很強的生産方式，需要一種潮汐型勞動力市場來匹配。而珠三角的城中村，正是潮汐型勞動力市場的生活聚落。

　　周林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深圳的郊區甘坑村，這裡最大的工業小區秀峰工業城，工廠修建了很多員工宿舍，卻完全空置。而絕大部分員工都住在甘坑新村或者老村。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很多，從潮汐型勞動力市場這個角度而言，員工宿舍雖然免費，但不利於勞動力流動。而租住在城中村，農民工在擇業方面具有非常大的自由度，他可以上半年在甲工廠工作，下半年在乙工廠工作，而不必換一次工作搬一次家。

　　正因為潮汐型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帶來了珠三角城中村的興起和改造。反之，城中村成為潮汐型勞動力市場的重要要素，如果沒有城中村潮汐型勞動力市場的形成是非常困難。

　　潮汐型勞動力市場與城中村的存在，對於中國製造業參與全球競爭非常重要。最近這一段時間我們關注到美國有一個爭論，就是蘋果為什麼不遷回到美國去製造？蘋果的CEO庫克就説，他説我找不到那麼多優秀的模具工程師，而中國有。然後麻省理工大學的一個教授他做了一個供應鏈方面的研究，他對手機拆開來看，他説有多半的零部件是在中國有製造的，在美國只有僅僅非常少的幾種，他從供應鏈的角度。但是如果我們從全球化的這個角度而言，我認為美國可能不太有這樣高度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來適合這種具有巨大彈性的生産方式。

城市化的反思人與自然、城市與自然不應對立

　　會議現場，也有多位研究者把目光放在了城市化與環境的研究上。來自康奈爾大學的安敏軒和香港嶺南大學的宋子江則從文學敘事方法的角度重新定義了人與自然的關係。

　　安敏軒的演講主題為“綠色敘事改良芻議”，他反對用老的敘事習慣來講環境問題，提倡用新的故事，新的敘事方法來設計公共空間，引起新的綠色行動。安敏軒認為，傳統的敘事方法將自然定義為人類的反面，比如現在的旅遊宣傳是要去人少的地方，把城市的錢帶到農村去，開啟新的經濟活動。結果是這樣的旅遊越成功，人類製造的污染越多。我們提倡不再使用這樣的非環保的故事，個人不再做空間故事的核心。我們的未來需要一種更大的系統，空氣，土地、水、天氣、動物、植物、人類，人類只是這個大系統的一部分。假如你想減少對土地、空氣和動植物的負面影響，你就最好就在大城市，更節約的用石油和煤。

　　宋子江的演講主題為“四分之三的香港：自然寫作與城市”。他認為，近年來香港比較著名的自然寫作模式都是自然與城市，或者自然與人這種二元對立的話語模式，也就是説我們舊的那種敘事方法。比如陳溢晃的《變遷中的香港郊野》，郭志標的《香港本土旅行八十載》。他提倡抒情性的自然寫作，比如葉曉文的《尋花，香港原生植物手札》。宋子江認為，自然寫作作家放棄城市與自然二元對立觀點，跳出這種思考模式，才可以深入地書寫城市與自然，甚至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